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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丽明]女书是“闺中密语”吗?(2)


    “文房四宝”和读写方法
    女书字形有其独特的女性美,古朴清秀,柔中有刚,飘逸中透出风骨。这种风格、韵味体现了女性的智慧才能和不屈不挠的性格。这与女红图案有密切关系。
    当地有个传说。古时候,唐朝或者宋代,荆田村胡家出了位皇帝娘娘,叫胡玉秀。因她才貌出众,被选入宫中作皇妃,但却受到冷遇,万般清苦,便创造了女书字给家人写信。她把这种字写在手帕上,托人带回家乡,并告诉亲人看信的秘诀:第一要斜着看,第二按土话读音去理解意思。这个故事传达了几个重要信息:除了女人用来诉苦之外,女书的阅读方式一是“斜着看”,即把斜体还原为正可识;二是“按土话读音”,即女书是记录当地土话的。
    女书载体形式即“文房四宝”的“纸”,有纸质布面手抄本、纸片、扇面、布帕、花带等。女书的经典文本是自制的布面册本“三朝书”,款式似中国传统线装书,是姑娘出嫁后第三天最珍贵的礼物,将伴随主人一生,还用来夹女红花样丝线等,去世时放进棺材或烧掉,到阴间继续享用。三朝书是妇女们亲手做的手写本,有一致的装潢、缝制的方法。整个封面美观、大方、坚固、厚实,便于经常翻阅、保存,便于携带、使用。纸书常常是红纸。扇子也是妇女喜爱的女书式样,无论写或读,即展即合,文雅,方便。帕书是把女书绣在手帕上。所以也称读女书为“读纸、读扇、读帕”。带子花是绣在花带上的女书歌、吉利话,并且用花带拼成“八宝被”。女书的笔原来是用竹篾或“棍子笔”。女书的墨原来是“锅底灰”。后来逐渐用毛笔、用墨,甚至“与时俱进”,用圆珠笔、签字笔。女书老人说,男人写男字在桌子上写,女人写女书是在膝盖上写,可以一边做饭,一边写。女书主人用简单朴素的语言把女书产生的社会原因讲得很清楚。这里妇女有唱歌堂的习惯,常常聚在一起,一边做女红,一边唱读、传授女书,形成一种别具特色的女书文化。
    尤其令人惊喜的是,1993年在南京发现了一枚太平天国铜币,上面竟有女书字“天下妇女,姐妹一家”!史料记载,当年太平天国曾在道县江永一带扩军数万。很可能就有懂女书的“女兵”也跟着“女营”打到南京,成了高位“女官”。(详见新编《江永县志》及2000年3月2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女书是对男尊女卑的旧制度的文化抗争,从山沟写到京城,从纸书、扇书、帕书写到太平天国的铜币上,虽然只是彗星一闪,却蕴含一种质的升华。
    不是“闺中密语”而是公开信
    女书不同于官方的、宗教的文字,也不同于青楼思春、弃妇哀怨之作;它就是普通农妇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民间文字,是记载民歌的文本形式。女书是阳光文字,女书文化是阳光文化。公开唱读女书,特别是婚礼贺三朝,就是宣读公开信。
    女书作品一般为七言诗体唱本。内容非常丰富,女书文学以苦情为核心,从内到外、从小到大是三个同心圆,即女书作品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原生型、次生型、再生型。
    1.原生型:寡妇诉苦、姊妹结交等。这类作品代表女书本体自身文化。
    2.次生型:哭嫁、叙事、儿歌、民谣、祭祀等。这类作品属于区域共享文化。
    3.再生型:翻译转写汉字作品,如《祝英台》《孟姜女》《卖花女》以及唐诗等,是一种再创作。这是主流文化移植。
    坐歌堂、女红、婚礼贺三朝书等说明,女书具有习俗功能、礼仪功能。礼仪是社会价值观的规范化、程式化、制度化。这种礼俗化的凝固,使女书文化由女性的需要成为全社区的必要。这十分重要,说明在当地女书的价值受到全社会肯定。礼俗功能是女书传承动力之一。
    农事歌、儿歌等说明,作为母亲文化,女书具有教化功能、传授功能。底层劳动人民的社会历史知识、生产生活技能以及道德培养,只能通过长辈的口耳相传、自己的体验以及民间文艺的欣赏来获取。女书作品内容的丰富,不仅使妇女的聪明才智得以升华、陶冶。同时,也传承了知识、伦理。女书有德育、美育、智育功效。
    同时正是因为有了文字,口头文学成为书面文学。提高了生活质量和娱乐欣赏的情趣。“写出女文传四方”,女书老人十分坦然地道出自己的创作动机。她们不愿无声无息地被社会吞没。女书作为一种特殊的女性文学,以看得见、摸得着的物化形式,记录下女人的命运与抗争,蕴藏着自己的理想和追求,存储了姊妹的情意和慰藉。
    女书不是秘密符号,记载的不是什么“闺中密语”。迄今我们所看到的女书作品中没有谈情说爱的内容,没有一首情歌。并不是传女不传男,据乡中心校老校长唐功伟调查,百年间,曾有几个不识字的男人向妻子学会女书。女书的主人,只是要做“君子女”,用争得的话语权,构建一个平等、自由的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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