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启翠]歌谣与族群记忆(4)
http://www.newdu.com 2024/11/29 12:11:26 中国民俗学网 唐启翠 参加讨论
待到“花开结籽”才“连根连丛送到门”，即生了孩子后才回夫家居住。这就是黎族的婚后不落夫家习俗及由此而产生的歌谣。在他们看来，婚礼只是结婚仪式之一环，婚礼之后或者数天，便可回到婚前的“隆闺”，社交活动仍与未嫁时一样，行动相当自由。但除非是对丈夫不满，一般约会的对象都是自己婚前的情人即如今的丈夫，当然也有另会其他情人的，即婚外恋。这实际上就是“隆闺”阈限的一种延续，结束这种“阈限”而进入“聚合”阶段的条件就是“生育”后定居夫家。一旦定居夫家，女子的身份与社会地位就发生了根本转变，进入到一种正常社会秩序之中，不能再如“隆闺”期间那样自由，并要承担繁重的农务劳动和家务劳动。 允许婚前的青年男女享有性爱的权利，是世界上许多民族都曾经有过的习俗，英国社会学家约瑟·麦勃奎在其《两性的冲突》一书中说：“赫勃霍士在对蛮人生活的科学研究中，曾考察了120种蛮族的生活。据他说，其中约有半数的部落，是允许未婚青年男女自由杂交的。我认为这种说法是可靠的。但结婚以后就不一样了，允许婚前自由杂交，并非是不实行一夫一妻制。”［18］在某种程度上说，“不落夫家”正是此种婚前性爱自由的延续与一夫一妻制的某种矛盾对抗和妥协。“不落夫家”的根本问题是两性配偶的婚后居处形态。在人类历史上，两性配偶居处形态曾有分居型、从妻居型和从夫居型。民族志上，18世纪的美洲易洛魁人尚处于分居型向从妻居型的过渡，配偶双方在婚姻初期分居各自母方氏族，直到第一个孩子出生后丈夫迁到妻家［19］；在我国云南西双版纳的傣族流行“上门”婚俗，丈夫住到妻子家且无财产继承权［20］。而黎、壮、瑶、彝、苗、布依等族群则盛行“不落夫家”的习俗，实际上是一种介于从妻居和从夫居之间的一种居处形态。 恋爱婚姻中，黎族女性享受着中原女性无法企及的自由和尊贵。“男性的尊严，女性的身价”是黎族传统婚姻的基点，所谓“生男传家种，育女生财根”，妻子是丈夫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夜游”从“隆闺”求来的，是有身价（聘礼）的女人，应受到丈夫的尊重，“我跟你结婚，要送很多礼物过去，因为你从摇篮里长大，长大成人好不容易，我要送挖土的新铲，送除草的小铲，还要送二面铜锣，今后保证不打你不离你。”［1］354女子享有参与家庭事务和支配家庭财产的权利。男子欺负妇女就等于侮辱了自己的母亲，丈夫虐待妻子就等于“挖掉了自己的眼睛”。 即使在男性渐占主导地位的“合亩制”地区（黎语称“合袍”、“家袍”、“潘茂”，即同宗同族同血缘的集体），女性虽已无权支配夫家的财产，但仍是日常事务的主力，遇到重要农事活动，如插秧和收割的时候，要由“亩头”的妻子先做一种宗教性的仪式之后，其他妇女才能进行［21］。而夜游和玩隆闺的恋爱方式、“放槟榔”的订婚习俗、婚后“不落夫家”的习俗也依然遵循着。 解放后，“夜游”渐少，“隆闺”渐渐闲置，“不落夫家”婚俗逐渐消失。而女劳男逸的现象仍旧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种既非母权又非父权的文化现象，已很难给予其“母权制”或“父权制”的简单类型解释，可能还与南方民族的游耕习俗和海南岛独特的地理环境，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两性社会分工密切相关，这还有待深入研究。但黎族歌谣却依然诉说着此一族群曾经的婚恋形态及其变迁的故事，为后人保存了一份了解该族群历史的宝贵遗产。 注释： ①采访自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万冲镇洋老村五队刘丽珍，女，黎族。 参考文献： ［1］中国歌谣集成海南卷编辑委员会．中国歌谣集成：海南卷［M］．北京：中国ISBN中心，1997． ［2］徐新建．无字传承“歌”与“唱”：侗歌的音乐人类学研究［J］．民族艺术研究，2006（1）：61－70． ［3］保尔·拉法格．关于婚姻的民间歌谣和礼俗［M］／／保尔·拉法格．拉法格文论集．罗大冈，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8－53 ［4］杨沫．性爱音乐活动研究——以海南黎族为实例［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6（3）：71－82． ［5］付湘仙．壮侗语各民族恋俗音乐文化考［J］．艺术探索，1997（1）：183－197 ［6］方岱修．康熙昌化县志：卷5［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4：60． ［7］张庆长．黎杞纪闻［M］／／吴江，沈氏世楷堂：清道光中昭代丛书合集己集广编．第33卷．影印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8］王国全．黎族风情［M］．广州：广东省民族研究所出版社，1985． ［9］王学萍．中国黎族［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195． ［10］陈铭枢，曾蹇．海南岛志［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4． ［11］郗慧民．西蒙古族的独特社会历史及其民族特性——西蒙古歌谣内容的考察研究［J］．西北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2）：33－37． ［12］维克多·特纳．仪式过程［M］．黄剑波，柳博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94－95． ［13］唐胄．正德琼台志：卷7［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4． ［14］屈大钧．广东新语［M］．北京：中华书局，1985：697． ［15］戈文．五指山的槟榔与黎族的“放槟榔”婚俗［J］．琼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2）：53－55． ［16］皮埃尔·布厄迪．实践与反思［M］．李猛，译．北京：中央编译出出版社，1998：7． ［17］中南民族学院．海南岛黎族社会调查［M］．桂林：广西民族出版社，1992：527． ［18］约瑟·麦勃奎．两性的冲突［M］．残马，译．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88：16－17． ［19］林耀华．原始社会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6：265． ［20］吴秉璞．西双版纳傣族原始社会时期婚姻形态初探［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1：231－238． ［21］黎族简史编写组．黎族简史［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23－24． （本文原载《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年4期第361～365页）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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