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采用《鲁春秋》为教材，对于原书有节略而无改写，他自己说他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现在传世的《春秋经》①，内容非常简略，一年中记事不过几条到十几条，《鲁春秋》不应简略到这样的地步，很显然是经过节略的，最明显的例证是关于鲁宣公之女伯姬即宋共姬之事。成公八年书："夏，宋使公孙寿来纳幣。"九年书："二月，伯姬归于宋。夏，季孙行父如宋致女。"二年中又连书卫人、晋人、齐人来媵，《公羊传》均说："杀伯姬也。"鲁公之女出嫁，他人皆不见于《春秋经》，惟记伯姬之事，因为后来宋宫夜中失火，伯姬坚守保傅不在妇人宵不下堂之礼，以致死于火灾中，其守礼以死之行为得到肯定，于是出嫁时有关之事，也都在《春秋经》中保留下来。可知其他出嫁者，《鲁春秋》也应有记载，而皆被删掉了。
《鲁春秋》经筛选而成《春秋经》，当时人似乎并未以孔子的专著来看待，所以今文经《公羊传》与《谷梁传》的经文在襄公二十一年都有"孔子生"的记载，这自然不会是孔子本人的手笔。古文经《左氏传》的经文没有这一条，而在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之后又作了两年的续经，直到十六年"孔丘卒"，这更不会是孔子自己写的了。所以《春秋经》和孔子的关系，不过取其符合当时需要的部分用为教材，别无高深玄奥的用意在内。后人为了自己的需要，将《春秋经》抬高到特殊的地位，如孟子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孟子·离娄下》）又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又说："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獸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孔子讲授鲁国的近现代史，提高了人民的识别能力，自然起了很大的作用，后人不从这方面了解其意义，而是加以附会，使其具有了神秘性。到汉代，由于尊经的结果，将《春秋》说得更为玄妙。如《公羊传》云："君子曷为为《春秋》？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则未知其为是欤？其诸君子乐道尧舜之道欤？末不亦乐乎尧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以君子之为，亦有乐乎此也。"（《公羊传·哀公十四年》）这段话很曲折，何休作《公羊传解诂》，改成爽直的说法："末不亦乐后有圣汉受命而王，德如尧舜之知孔子为制作。"又说："待圣汉之王以为法。"这些说法自然远离了《春秋》的本义，但在经学的名义下，无人更从史学的角度来看待孔子和《春秋》的关系，孔子在古代史学方面的贡献，自然更无从提起了。
孔子对于当时不利于史学的两种现象作了批评。其一是虚浮的风气。他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到当时的史家是不够称为"君子"的。《仪礼·聘礼》云："辞无常，孙而说。辞多则史，少则不达，辞苟足以达，义之至也。"以"辞多"为史的特点，比"文胜"之义更为明显。这种风气，轻则言过其实，冲淡了本意，重则无中生有，颠倒黑白，最不利于实事求是，所以孔子不以"君子"许之。还有一种情况，古书不免有残缺之处，一些史家竟任意填补，以示完整。孔子曾感慨地说："吾犹及史之阙文也，……今亡矣夫！"（《论语·卫灵公》）阙文虽然不好，比起任意填补的错误，性质还要轻些。《春秋》中有很明显的阙文，如桓公十四年："夏五，郑伯使其弟语来盟。""五"字下明脱一"月"字，而《公羊传》曰："'夏五'者何？无闻焉尔。"公羊氏所受孔子遗教的影响较深，所以对于这样明显的脱误也不肯补字。公羊氏甚至假借孔子之言作为明知为缺误而不妄补的理由。昭公十二年书："齐高偃帅师纳北燕伯于阳。"《公羊传》曰："'伯于阳'者何？公子阳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侧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尔所不知何？《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则齐桓、晋文，其会则主会者为之也，其辞则丘有罪焉尔。'"孔子是否说过这样的话，别无旁证，但可知《春秋》虽有阙文，后世传授者未敢轻予妄补，尽量保存了古籍的本来面目，还是不幸中之幸事，对于今日整理古籍者，也是有重要意义的。
三、孔子的讲史与评史
孔子对于古代史学的贡献，并非止于将贵族统治者专有的历史知识和资料传授到民间，这还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孔子在讲史中对于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议，以致形成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并产生了体例完整的编年体史书。
孔子在讲述历史时，对于重要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必然要作评议。这些评议多收于《左传》和《论语》二书中，而先秦诸子及《史记·孔子世家》等，亦有二书所未见者。拙作《左传所载孔子的评史之言》（见《河北师院学报》1986年第3期），就《左传》所载者逐条予以分析论列，其中并涉及史书写法，今摘列数条于此。《春秋经》：僖公二十八年冬，"公会晋侯、齐侯、宋公、蔡侯、陈子、莒子、秦人于温。天王狩于河阳。"《左传》云："是会也，晋侯召王，以诸侯见，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按河阳为晋地，非王狩所能至。晋文公在城濮战胜了楚国，于是召周襄王来受诸侯朝见，虽然形式上表达了"尊王攘夷"之意，实际上却降低了周王的地位。《鲁春秋》为了迴避这一点，有意地写成"天王狩于河阳"，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引《竹书纪年》云："周襄王会诸侯于河阳。"这是晋国史书的写法，也不提周襄王是被召而来的。旧史书都掩盖了这一点，孔子却指出了其要害所在，很明显，孔子认为首先须尊重事实，不为表面的现象所蒙蔽。又如晋灵公和他的正卿赵盾有矛盾，《左传》宣公二年书："秋九月……乙丑，赵穿攻灵公于桃园，宣子未出山而复。大史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宣子曰：'呜呼！《诗》曰："我之怀矣，自贻伊蹙。"其我之谓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境乃免。'"按今《春秋经》作"秋九月乙丑，晋赵盾弑其君夷皋。"说明鲁国的史官也是这样记载的。赵盾在实际胜利的情况下，也接受了这个不利于自己的书法。由于阶级属性的关系，这件事情使孔子很难表态，只得说一声"惜也"，表示遗憾，并提出了一个调和的说法，"越境乃免"。在孔子被抬高为圣人偶像后，这一点颇不受谅解，甚至怀疑为后人所妄加，其实是符合孔子的实际思想的。又如成公二年，齐卫战于新筑，仲叔于奚救卫孙桓子，战后卫人赏之以邑，辞，请曲县繁缨以朝，许之。仲尼闻之曰："惜也，不如多与之邑。惟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礼，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若以假人，与人政也。政亡，则国家从之，弗可止也已。"这一条是从史实上总结出一套政治理论来，表明孔子的政治态度，为维持固有的礼以保持国君的统治地位。
孔子的评史之言，从内容上说，其政治思想是保守的，就古代史学而言，却是创新的。原来古代的史书都是单纯的记言和记事，孤立的言论和事件，无从表达其间内在的联系。某些事件间或有当时人的评议，如《左传》桓公二年所记者："晋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条之役生大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亩之战生，命之曰成师。师服曰：'异哉，君之名子也。夫名以制义，义以出礼，礼以体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听，易则生乱。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命大子曰仇，弟曰成师，始兆乱矣，兄其替乎？'"又文公五年："臧文仲闻六与蓼灭，曰：'皋陶庭坚不祀，忽诸。德之不建，民之无援，哀哉！'"这都是就一时发生的事情发表的评论，从属于所发生的事件，所以性质也是孤立的。孔子首先从事于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论，开始摸索到一些历史事件的内在联系，如晋文公建立霸业，打的是"尊王攘夷"的旗号，其霸业虽为世人所肯定，而孔子以齐桓公的霸业与之相比，得出的评语是："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论语·宪问》）因此使人放开了眼界，可以比较全面的看待历史，在评价历史人物时，避免了片面性。如他的弟子子贡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论语·子张》）在"文胜质则史"的风气中，子贡独能持正确的看法，明为所受于孔子的影响。《吕氏春秋》记了一件事："子夏之晋，过卫，有读史记者曰：'晋师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夫已与三相近，豕与亥相似。'至于晋而问之，则曰晋师己亥涉河也。"（《吕氏春秋·察传》）读书者不知其误，听闻者可立辨其误。可见在孔子的弟子中学习历史是很认真的，更可知是由于孔子重视历史知识所产生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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