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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锡诚]保护民间文化的迫切性(3)


    补遗:
    上文是笔者1999年9月应邀在昆明召开的“民族文化、生态环境及经济协调发展高级国际研讨会”上所作的学术报告,发表于美国纽约出版的华文杂志《中外论坛》2000年第2期,在国内没有发表。今逢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于2002年2月26~27日在京召开“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研讨会”,兹将1999年的论文的观点作如下补遗:
    今年(壬午)春节前后,社会上出现了“民俗热”、“民间文化热”的社会景象。媒体上关于民俗文化的报道和议论,盛况空前,称得上是近五十年来的第二次(1958年关于新民歌的报道和提倡是第一次),是可喜的,当然也不排斥有商业的“炒作”。对于民间文化工作者来说,这无疑是一次绝好的历史机遇。
    首都北京七大庙会(厂甸、天坛、地坛、龙潭湖、白云观、东岳庙、莲花池),从花会、中幡、戏曲、玩具、花灯、小吃,到北京百年民俗展,尽显风采。自帝制被推翻之后就断了种绝了根的天坛祭天、地坛祭地仪式,也在马年死灰复燃,吸引着无数少男少女,成为春节庙会一大新的景观。500万北京市民忘情于摩肩接踵的人群之间,嬉闹于花样翻新的杂耍之中,使极尽煽情之能事的春节晚会也相形见绌。一夜之间,象征吉祥的“中国结”和华丽的唐装(“唐”字是旅居外国的华人的他称,称“中国便装”或“华服”也许更符合我们的文化传统与民族情感),闪烁在北京的街头巷尾。
    上海《文汇报》编者说得好:“今年的春节,堪称是近年来最具民俗色彩的农历新年——中国结、花灯装点着大街小巷;剪纸、彩绘、蓝印花布成为商场和居室布置的时尚物件;唐装和缀有民族织艺图案的时装成为服饰新潮;而各地的旅游景点,更是弥漫着浓浓的民俗风情,具有鲜明地方色彩的民间年俗、礼俗,原始古朴的民间手工技艺,令游客心醉神迷……这一切,无疑为日渐升温的民俗热、民间文化热又添了一把火。”(2002年2月20日,第12版,主持人的话)据报道,仅“白相”城隍庙的人数就达五十多万之众。
    是什么原因在21世纪之初造成了这种民俗回归的新景观、文化新趋势呢?有学者说:“当前这股民俗、民间文化热的发生,根本的原因是由于整个社会的文化立场、文化观念的转变,这是这一波民俗民间文化热的一个重要的动因。”(注:陈勤建先生的文化访谈。汪澜.透视民俗、民间文化热[N].文汇报,2002-02-22(12).又见“guxiang.com”网“文化”。)他所说的“整个社会的文化立场、文化观念的转变”,是指自“五四”以来学者们对民间文化的评价和态度的转变。对这种观点,笔者难于苟同。经济的全球化,中国加入WTO,走入世界大家庭,强劲的欧风美雨,物质生活的提高和改善,现代化过程和生活节奏的加快,以及部分居民的失业,国民理想的丧失,文化的庸俗化或文化的失缺,等等,使中国老百姓的文化心理承受能力面临着一次新的考验和洗礼、弃取和选择,人们渴望那些已经消逝的或正在消逝中的传统民俗文化,用以平复和慰藉自己的动荡不安的心灵和满足文化的饥渴。这就是笔者的答案。
    对于我们(文化人和学者)来说,“民俗热”的出现,一方面,使我们欣喜若狂地听到了文明进步和思想解放的足音;另一方面,使我们对民族固有的民间文化的惆怅和忧虑,也与日俱增,与日俱浓。文明的进步,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它使产生于农耕文明土壤上的民俗文化,每日每时地呈现着减弱、变异甚至消亡之势。这个趋势是无可挽回的。也许正是在这样的一种情境下,中国人才在壬午年(2002年)春节到来之际,猛然间爆发式地萌生了或复兴了对“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无法阻遏也无法逆转的民俗文化的怜 惜思潮。同时,我们也相信,民俗民间文化随着社会和观念的变迁而发生或快或慢的嬗变,这是文化发展的铁律,这个法则是绝对的。民俗民间文化的嬗变,一般是在一种“层垒式”的积淀中产生又变异、变异又新生的。我们所谈论的和捕捉到的民俗事象,只不过是一定时空下的具体的民俗民间文化,而不是恒态的、不变的民俗民间文化。民俗民间文化是永远不会湮灭无闻、不会“断流”的。综观历史,使民俗发生巨变的原因很多,最强烈的是来自政治(施行某种强硬文化政策)或民族的(如民族或国家灭亡等),即使来自政治的和民族的某种不可抗拒的强力因素使某个社区或某个族群的民俗民间文化发生巨变,甚至消逝于一旦,民俗民间文化也还会像一岁一枯荣的野草那样,遇到春风 拂面之时,便又发芽复苏了。
    不能否认的事实是,基于农耕文明土壤的传统形态的民俗民间文化,在现代社会环境下正在发生着巨变,有的已经面临着消失不再的命运。而传统形态的民俗民间文化不仅是下层社会成员的精神载体、思维模式和生活样式,而且也是延续了几千年的中华传统文化和中华文化传统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文化之所以具有活力,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因为它扎根于生生不息的亿万社会成员之中,生长于亿万社会成员的富有创造精神的思想活力之中。因此,民俗民间文化的减弱和消逝进程以及其消逝给一个从未断流过的中华民族文化所带来的莫大损失,不能不引起有责任感的文化人和学术界的惆怅、忧虑,甚至惶恐。我们应该和必须采取可行的方式和方法,对因自然原因和人为原因而行将消逝的民俗民间文化进行有效的抢救,或延缓其消逝过程,或把它们记录(笔录、录音、摄像、实物收藏等)下来,出版公布于众,或藏之于档案馆、博物馆中,从而把我们的民族传统和民族精神传之后代子孙。
    基于此,我十二分拥护并竭力呼吁对包括各种有形的和无形的民间艺术在内的一切民俗民间文化,施行政府和民间的抢救工程。在我忝列民间文化研究队伍的50年中,这种抢救和保护的呼吁,已经有过多次,有的还是我亲身去发动和组织的,但使我深深悲哀的是,几乎每一次都无不是“旷野里的呼声”,没有得到应该出现的回应。但愿在21世纪,人们对自己创造的文化多一份珍爱和情感!作为民间文化得到保护和重视的世纪载入人类史册!至少不能容许我们自己“乐呵呵地”去毁灭自己创造和享用的文化。
    2000年9月5日,笔者应邀在南京举行的第五届江苏省民间文艺理论研讨会上发表演讲时提出了一个概念:“后集成时代”。这个概念的含义是说,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普查和编纂工程已基本完成或接近尾声,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后集成时代”。待全部完成后我们将拥有近一百卷的民间口承文艺即民间文学作品被印成铅字,成为人类共同享用的精神财富。如果在21世纪之初启动一个包括中国各民族的民俗事象和民间艺术在内的民间文化抢救工程,并在10到20年内 完成;如果再加一把劲,把已经搜集到手的全国民间文学资料连同将来搜集起来的民俗事象图录和民俗艺术图录,全部输入电脑,建成“中华民间文化数据库”,利用互连网,使资料共享:那将是我们这一代民间文化工作者们对人类作出的贡献。今年是编纂于明代万历年间的《永乐大典》出版600周年,我国要在北京召开国际学术研讨会。再过600年,后人能从我辈搜集、记录、拍摄、编纂的近一百卷三套民间文学集成和几百卷民间艺术和民俗图录中了解和认识刚刚过去的20世纪的中国各民族各地区的民俗民间文化,那将是多大的安慰呀!
    2002年2月27日补记
    (本文原载《西北民族研究》2002年02期,第129~1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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