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史学的源头到底在哪里？其最终形成在何时？具体标志是什么？对这些问题，目前学术界意见分歧较大。为此，本文通过对目前关于史学起源的几种主要观点的评论及对史学的有关理论的探讨，试图勾勒出我国史学从起源到形成的脉络，以供读者参考并请批评指正。
一、对史学起源的几种主要观点的看法
目前学术界对我国古代史学起源的认识主要有四种基本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史学起源于文字的产生①；第二种观点以为史学起源于史官的出现；第三种观点认为史学起源于远古的传说②；第四种观点则以为史学起源于奴隶社会③。这四种观点，都从不同角度分析了史学起源的标志，注意到了史学产生过程中某一方面的因素。但是，都没有就史学所应包含的基本因素作出理论上的概括说明，所以无法在理论上确认自己所说的因素是史学产生过程中出现最早的因素。如：第一种观点对史料与史学之间关系的认识是透彻的，但是却没有能从理论上说明史料是史学内含诸因素中出现最早的。所以，无论这种观点对史学起源的认识是否接近客观史实，这种说明本身就缺乏整体性的逻辑力量。持第二种观点的金毓黻以为，“史学寓于史籍，史籍撰自史家。语其发生之序，则史家最先，史籍次之，史学居末。而吾国最古之史家，即为史官。……故考古代之史学，应自史官始。”④这种观点从历史研究者、历史资料、历史著作之间的关系入手来说明史学产生于史官的道理。仔细推敲，他除了存在与第一种观点同样的缺陷外，对史官就是史家及先有史家再有史籍最后才有史学的论述同样没有理念依据。如果商周时期的史官即是史学家，那么商周时期就不应该是史学的起源期，而应为史学的形成期。作者把史官对历史的记载称之为“史籍”，而没有直接称为历史著作，说明作者也不明确地承认“史籍”，就是历史著作，这就与把“史官”称为“史家”相矛盾。这是因为，史学与史学家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史家与史学存在的体现，就是历史著作，而不是含糊不清的“史籍”。持第三种观点的白寿彝先生认为：“传说不是历史学，但它有历史故事的内容。反映了一定的历史观点，也有自己的表述方式。从史学产生的渊源上说，传说是传播历史知识的最原始的形式。”⑤这种观点把我国古代史学的源头追溯得最远，并明确指出传说不是史学，而是史学的发源。这无疑较前两种观点有了一定的深入。但同样没有从理论上阐明史学到底由哪几种因素构成。“远古的传说”反映了史学的哪一因素？持第四种观点的仓修良、魏得良先生之所以认为史学起源于奴隶社会，是因为：“在奴隶社会，由于生产力的提高、生产的发展，为产生历法和发明文字提供了物质基础，有了历法和文字，就具备了产生史学的必要条件。但是，史学之所以起源于奴隶社会，还有它的内在因素，这就是奴隶社会的统治阶级需要史学为它的统治服务。”这种观点以考察人类对史学社会功能问题的最初认识作为说明史学起源的标志，同时顾及到了文字、历法在史学产生过程中的作用，很有独到之处，但问题是，既然说史学起源于奴隶社会，而在仓、魏二位先生的著作中，奴隶社会之前的原始社会所存在的历史传说、历法、文字等又被特别强调，那么，历史传说、历法等的出现到底与史学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或者可理解为其所谓的史学起源实际上是指史学的形成，不过无论怎样理解，在逻辑上都有欠妥当。
二、对史学起源及形成的有关理论问题的认识
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有关史学的理论知识，本人以为史学具有如下四个方面的特征：第一，史学这门学科研究的范围是人类已经过去的活动。第二，历史研究的依据是历史发展过程所遗留下来的痕迹，也就是通常我们所说的史料。它包括各种文字资料、口碑资料和实物资料。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文字资料、口碑资料与史学著作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它们的共同点在于都包含具体的历史事实，也都包含有主观因素。区别在于前者只是对历史发展过程的原始记录和传闻，就象今人所写的日记、会议记录或回忆录一样，而后者则是在前者的基础上，对许多的记录或传闻进行鉴别取舍、综合分析，从而形成的对历史事件或历史发展过程的认识，不清楚这一点，就无法说清楚我国古代史学的形成过程。第三，历史研究的实质是人对历史发展过程的主观认识。历史是一去不复返的，在任何条件下都无法完整地再现，因而人对以往历史的认识的正确与否是无法直接检验的。而且人类研究自身发展过程的依据与客观历史发展过程相比较也是非常有限的，且不说历史研究所依据的各种实物资料主要靠考古发掘，带有很大的局限性，即便是口碑资料和文字资料也无法把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全部活动流传下来。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人和事是千千万万的，历史传说者和记录者不可能把这许多的人每天的言行及其内心的活动完整地记录下来。这里存在着一个不断取舍的过程，即先选择记录对象，再选择记录对象的活动。经过选择取舍之后的具体记录过程，也还不可避免地带有记录者本人的主观感情色彩。这说明人类对自身发展过程的认识是无法通过对各种各样的资料进行系统排比使之与客观历史发展过程相吻合的。而且作为认识必然要有一定的理论指导和一定的研究方法。历史研究的基本理论是指人对人类社会总的基本认识，是指导人们认识历史过程等的大前提。历史研究方法指人在研究历史发展过程时，以明确的时间观念为前提，对历史资料的搜集、排比，取舍后所建立起来的逻辑思维方式。正确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可最大限度地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而错误的理论和方法则达不到这一目的，但两者都是史学，都符合史学的特征。第四，人类研究历史的动力是基于人对史学社会功能的认识。历史研究的目的或是用研究的成果作为借鉴，或用来教育人、培养人，或揭示客观历史发展的规律。这是史学的功能问题。在阶级社会，史学也和其它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一样带有强烈的政治性，服务于一定的阶级或社会集团。如果历史研究者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研究历史，那么他对整个人类历史的认识，就不会有贯穿始终的基本观点，就无法实现史学的功能，也就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史学了。所以，这一点也是衡量一部史学作品是否完整、成熟的标志。
三、对我国古代史学从起源到形成过程的认识
笔者依据对史学的有关起源及其形成过程的理论问题的认识，认为中国史学从起源到形成，经历了从启蒙到萌芽直至最终形成这样三个发展阶段，试论述如下：
（一）原始社会是中国史学的启蒙时期。原始社会是一段没有文字记载的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的神话传说，反映了初民们对自然、人类自身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等的认识。根据神话学家们的研究，这些神话主要包括三大类：关于大自然的神话、关于氏族、家族的神话以及人类征服自然的神话。在这些神话中，第一类显然与史学毫无关系，而第二类却正是史学最早的源头。在关于氏族和家族的传说中，出现最早的，是母系氏族时期盛行的图腾神话。例如在解放前我国云南的傈僳族中，还保留有母系氏族时期图腾崇拜的残余。其中虎氏族人对自己的图腾有这样一个传说：古时，有一个姑娘上山砍柴，虎化身为年青美貌的男子，要娶她为妻，姑娘就与虎成婚，生下的后代就是他们的祖先。⑥通过这个传说可以看出，图腾神话有以下几个基本特点：第一，图腾神话是用来说明氏族起源的；第二，图腾神话是没有客观依据的一种主观想象；第三，图腾神话没有确切的时间观念。把这些特点和史学所应具备的条件相对照，可以发现其中已出现了部分的吻合。史学是人对人类已经过去的历史的一种主观认识，图腾神话也是人对自己过去的一种主观认识。这从形式上看是没有差别的，都是在说明过去。当然，这种传说并不是史学，它没有客观依据，更不是逻辑思维的产物。但它已经毫无疑问地和史学发生了一定的关系，它反映出母系氏族时期人们已经有了要说明自身过去的欲望。
在母系氏族社会后期至进入文明社会之前，还存在着关于血缘关系、氏族家族历史、人类征服自然等许多神话传说。如解放前我国怒族中流行的父子连名制的世系传说，景颇族存在的“念鬼”，⑦文献中的大禹治水、女娲补天、后羿射日等。这些和图腾神话一样，都是在说明过去，也都没有客观依据及明确的时间观念。
总之，原始社会时期最早和史学发生关系的是母系氏族时期的图腾神话，它是我国史学的起源。此时期的人们已经有了说明过去的欲望，有了基本的历史观念。但它与真正意义上的史学只有某些表面的一致而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异，只是史学的启蒙阶段。
（二）商周时期是中国史学的萌芽时期。此时人类已进入文明阶段。这一时期一方面仍存在着大量的历史传说，如王室中的“瞽人”，主要职责就是传说历史。另外这一时期已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第一，有了明确的文字资料。我国文字到底出现于何时，目前尚无定论。但商周时已有较完备的文字则是事实。甲骨文、金文及《尚书》的部分篇章，都是对当时历史的具体记录。虽说以此作为研究历史的依据还嫌太少，但它毕竟说明史学研究所必须的史料积累已开始了。第二，与原始社会相比，商周时期人们的世界观发展得更系统、完整原始时代的大量神话，并没有完整的体系，人们心中的神，相互间也没有明确的位次。这说明当时人们的世界观是模糊的，且逻辑思维的能力还很欠缺。商人认为“天”是世界万物的主宰，商王是天的儿子，代表天统治百姓，且商王死后为神，仍代表天统治死去的人。⑧因此说商人的世界观是明确的天道观，对天人关系的说明是有逻辑性的。周人仍以天道观为主导，对天人关系的认识与商人大同而小异。这说明商周时期人们已有了有逻辑性的、明确的世界观。而这些是历史研究的基本前提，是建立历史研究方法的关键，都是史学赖以存在的重要条件。第三，西周时期，人们对史学功能有了最初的认识。周人从殷革夏命而周又代殷的历史变化中，认识到“天命靡常”⑨、“我不可不鉴于有夏，亦不可不鉴于有殷”⑩，“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宜鉴于殷，骏命不易。”（11）明确表示要以夏、商亡国的历史作为自己统治的借鉴。认识到了往事的鉴戒作用，这就促使周人自觉记录历史，周时设史官负责记录“四方之事”。《周礼》的出现，也是周人反思夏亡国教训的直接结果。周代统治者的思想较商代有了明显的变化，从商人的宗教迷信转变为对人事的重视。周公所谓“天惟时求民主”（12），“民之所欲，天必从之”，（13）正是这种思想转变的体现，因此周公根据现实需要吸取前代教训，对夏礼、殷礼进行损益，建立起一套严密的“礼制”（14），即“周礼”。这是统治者束缚民众思想、教化民众的有力武器，也是产生史学另一主要功能--教育功能的基础。从春秋战国时的《春秋》、《左传》开始，我国古代的史书无不包含对民众的“礼”的灌输，其原始的理论依据即“周礼”。第四，有了明确的历史时间观念。原始社会的人们通过对日月运行的观察，结合农业生产的需要，产生了日月的观念，掌握了季节变化的规律，从而有了年、月、日等完整的时间观念。到商代及周前期，历法已比较严密。甲骨文中就有年、月、日完备的历史记载，可知人们的时间观念已相当清楚。但从原始社会直至公元前841年， 人类这种时间观念并不能在记载中反映出年与年间的顺序，这样也就无法确定其所记事情发生的绝对年代，无法表明历史发展的顺序性。公元前841年，周人有了以年代记载历史的情况，从此，中国历史才有了持续不断的记载。为何此时出现了这样的变化，目前尚不清楚。（15）这种有确切明白时间的历史记载就可以说明历史发展的过程。所以笔者把从公元前841年以后的记载中反映出的时间观念称之为历史的时间观念。有了这种具体历史时间观念的记载，才能清楚历史发展的先后顺序，历史研究者也才能据此建立起自己对历史发展过程认识上的比较严密的逻辑思维。所以说它在史学形成过程中意义是重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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