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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定安]漫论族谱的收藏和研究(2)


    江西方志学家梁洪生教授说:“宋以后的传统社会中,各朝统治政策都与家庭建设理论并行不悖。特别明后期,家族伦理经过文化人的宣教普及而深入于乡民之中,使之成为一种日渐深厚的文化积淀和观念传承。以后几百年间修谱建祠及集体祭祖等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是一种常识,并在此基础上潜移默化地形成行为规范。而建国以后,基本政策一直以家族建设与活动为打击对象……修谱活动出现了近四十年的断层,绝大多数‘文化人’连旧谱都看不懂了。”③我国史学界对族谱存在着严重的误解和偏见,国史、方志的整理、研究备受重视,地方志的编修有专门机构、人员和经费,记载各级官员的交替传承,功劳政绩。而民间族谱却被打人另册,屡遭灭顶之灾。老百姓自己筹款修谱,记录自己的历史与血缘传承,往往被斥之为“封建宗族派性”,禁止之声不绝于耳。这不能不说是我们思想理论上的一大偏向。 
    如果说族谱是封建产物,是宣扬封建道德维护封建秩序的东西,那么封建朝代的正史、方志又何尝不是?封建正史方志可以整理研究,为什么单单族谱必须焚尽而后快呢?莫非历史真的只有少数杰出人物的活动才具价值?史学只能是帝王将相与少数杰出人物的专用品?莫非只有正史、方志才是文化遗产,而族谱只能是“封建糟粕”?如果因族谱中存在作伪、失实、攀附、篡改之辞,学术界便嗤之以鼻,不以为信,不能登“大雅之堂”,但这些毛病官修史志与文人著述中也常见,有的比族谱还更严重,梁启超也说过:“吾中国官犊上文字,多不足措信。”④例如《宋史》及司马光《谏水记闻》、邵伯温《邵氏闻见录》、朱熹《三朝名臣言行录》等书诬陷攻击王安石,就令数百年后的金溪人蔡上翔拍案而起,穷27年之工,参阅千卷文献,写出《王荆公年谱考略》“以辨宋史之诬”。⑤官修史书中美化当权者,篡改史实,遮讳统治者种种拭父淫乱的事实,真是数不胜数,何以史家依然引录不误?其实,族谱的编修是极其慎重的,但因人口繁衍,分支析派,散居各地,年久岁湮,各支派宗谱的详略、叙述便难以一致,我们不能因此而全盘否定其谱的真实性。国内以岳飞为先祖的《岳氏家谱》就有4部,分别在云南、湖南、江苏三省;临川、东乡、金溪与王安石家族相关的宗谱本人即见10部之多,其中当然难免有不合之处。只有对不同版别不同支派的族谱相互参证,深入探究,才可求得真相,不可轻易认定某谱某事某人为杜撰,不可因某一事伪,而讲整谱皆伪,这才是我们应有的态度。
    半个世纪以来,我国族谱研究十分薄弱,一是收藏偏少、分散,不便利用;二是长期的思想禁锢,学人观念落后僵化,丧失了司马迁那种“穷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理论勇气,甚至丧失了学者起码的尊重历史事实的品格,极少有人下扎实功夫,深入研究族谱。故我们对族谱宝藏的开发、利用、研究、创新还处于初始阶段,美国学者铁尔福特在第一次世界家谱记录大会的报告中说:“中国家谱和世系家谱,是中国家史学者和家谱工作者进行研究的重要史料,而它的其它方面的研究价值则刚刚开始被人们认识到。”⑥这足以引起我们的深思。
    地方图书馆第一要务应是搜集本地方的文献史料,而每部族谱几乎可说都是“孤本”,搜集有较大难度,不象买书那么容易。但我们应该看到,外国人对我国的地方志、谱喋的搜集可谓不遗余力。日本人为取得洪秀全家族的《洪氏宗谱》,“九一八”事变前后两次派人冒称是洪氏逃往海外的后裔,想尽方法让族人视为同宗,盗走洪谱,真可谓奸谋百出,费尽心机。解放后我国史学界因研究太平天国需要,遍搜洪谱而不得。后来还是日本友人东京大学小岛晋治教授将《洪氏宗谱》复印寄赠,才解决了太平天国研究中的这个难题。⑦美国学者研究徽商,也主要得益干安徽的地方志和族谱。我们经“土改”和“文革”焚毁了大批谱牒,无疑增加了搜集的困难。在历史的紧要关头,保护文化的却往往是文化很少或者没有文化的农民。“文革”中文化人噪若寒蝉,纷纷交出或私下销毁古籍文献以求自保之时,往往是没有文化的农民敢于火中取栗,把造反造来的族谱“偷”走保存。关键时候他们更显得大智大勇,例如用泥巴把砖雕石刻、石碑文字糊起来,上面写上“毛主席万岁”,止于是造反派就不敢去砸了。是他们有的把族谱藏于暗处,誓打死不交;有的缝于衣被,日夜不离;以种种办法保住了大批村姓谱牒,为改革开放之后的“修谱热”提供了绍续前代、承接历史的司能。上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个不大不小的“修谱热”,是有深刻的传统与社会原因和农民深层文化心理需求原因的。
    从普遍意义上说,每种谱牒都具有其特殊价俏,应予保护与收藏。它可能一直无用,也可能有朝一日千金难求。宋、元、明版的谱牒存世极少了,乐安县流坑明万历十年的《董氏族谱》已属二级文物。现存多为晚清与民国所修,但我们决不可轻弃之。要集全中国族谱当然是不可能的,但各地图书馆应尽量搜集本行政区内谱牒,集腋成裘,这样一市一省的图书馆系统就能编成藏谱总目,藏谱就能蔚为大观了。 
    现今收藏谱牒,本人认为有五种有效方法。(1) 原本购买。有的地方新谱修成,旧本便被搁置或废弃,这时有效介人,可能购买成功;(2)借阅复制。在村族中开明人士的支持帮助下借阅其谱,然后复制收藏;(3)适时购藏当代族谱。族谱打着很强的时代烙印,当代谱必然要为当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服务。当代编谱多数地方为了减少村民负担,往往允许族人出钱购买,如果适时表达图书馆的购藏意愿,一般都能得到群众支持。现今还有一个趋势,全国性的同姓总修大部头的“通谱”,如广西的《中国吴氏通书》。⑧四川的《全国苏氏通谱》等,这类书汇总了数省的同姓族谱资料,信息量很大,又多为正规出版社出版,只要汇款即可买到。(4)旧货市场或旧书摊淘购。常见旧谱摆在地摊上,这是收荒人走村串乡以废纸价或低价收来的,多为村人废弃的残本,故价格低廉,如能碰上“谱头”或善本,则应购下。(5)关注旧书信息。石家庄有一种《藏书报》(原名《旧书交流报》),刊载全国各地旧书市场与旧书转让信息,其中常有族谱身影,多为书摊业主或私人藏书的转让,间或还有少数珍稀版本。笔者认为,有关方面抓住时机,完全可以收藏到大批谱牒。这里,还需要两个不可或缺的条件:(1)有一定的资金专款;(2)有一两个有责任心、有一定水平的工作人员专负其责。满足了这两条,必有所成。当然,如果以急功近利的眼光看,收来一大堆谱牒,可能只是一堆废纸而已,但想想“天一阁”范氏400年前搜罗的大批地方志、政书、实录、各地诗文集等又为几个学者所用了呢?其价值不还是存在吗。
    学术大师梁启超说:“我国乡村家家有谱,实可谓史学瑰宝,将来有国立大图污馆能尽集天下之家语,惮学者分科研究,实不朽之盛业也。”⑨大师的期盼正在苏复的中国逐步实现,或许族谱的研究,将使我国史学别开新面,而实现向现代史学转化的质的飞跃。 
    (原文载于《中国文物科学研究》2006年04期,注释等请参加纸媒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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