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学俊]抢救：树立民间文化的自觉
http://www.newdu.com 2024/11/28 09:11:36 中国民俗学网 袁学俊 参加讨论
近几年来，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外国文化的大量涌入，对祖国传统文化、包括民间文化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国内市场经济发展高潮的到来，也对传统文化包括传统道德人伦形成了相当程度的打击。还有一些物化的有形的文化也受到人为的破坏，被强迫拆迁的具有文化意义的建筑不知毁坏了多少。 面对这种传统优秀文化遭受冲击和破坏的局面，许多专家学者纷纷发表言论要求进行传统文化的抢救和保护。其中，嗓门最高、影响最大的是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先生。他处于一种文化的自觉，在天津市进行了大量的民间文化抢救保护活动，还发表了许多有关文章。2001年3月担任中国民协主席后，第一件大事就是抓传统民间文化的抢救，先后到许多省市进行了实地考察，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广泛地唤起了人们的民族文化意识。2002年春天，他专门向中央领导进行了关于民间文化抢救工程的汇报，得到了丁关根等同志的大力支持，又组织召开了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研讨会议，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系统而全面地阐述了当前进行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的伟大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阐明了民间文化遗产抢救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冯骥才说：“任何民族的文化传统实际上包含着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精英文化，或称典籍文化；另一方面就是民间文化。民间文化是广大群众自己创造的文化，是源头、根基。从精神意义上说，他是一个民族感情和理想的载体，是大众愿望和审美的直接表现，是一种生活文化，是和生活融为一体的。同时，他又是集体性的文化，一个地域共性的文化……一个民族的特征最直接地由它的民间文化表现出来。”“在人类全球化、国际化的时代，文化不会顺着走。相反会反过来走向本土化，向着本土化发展。就是说：越是经济全球化时代，文化越是全球本土化”。他还举例说日本、法国早就这样做了，他们找到了自己的文化定位，对自己的文化进行了较好的抢救和保护，避免了许多人类文明不应有的损失。欧洲不少国家都建立了自己的“遗产日”，让后人不要忘记自己的历史，越是发达的国家在这方面做得越好。他认为，近两年唐装和中国结的流行就是中国人文化自觉的建立、文化精神的回归，起码从两个文化符号上得到了强化和认同。(见西苑出版社2002年《守望民间》一书) 就这个问题，我是深有感触的。自1984年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工作开展以来，我们的民间文化抢救和保护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我作为参与组织、搜集整理和编辑者，亲眼看到当代传媒对口头文化的冲击很大，一些好的歌谣和故事已经随着某位老人的去世而永远不会再有。这种损失，是历史性的，也是全民族的、全人类的。冯骥才说，几乎每秒钟都会有一个民间文化遗产在消失。我不敢说它们消失得如此之快，但随着外来文化的传播和经济建设的发展，已经从身边感到损失了无计其数。我们要抢救、要保护、要转变观念。我认为应当充分认识以下几个方面。 一、必须取得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的社会认同，真正给民间文化一个适当的文化位置。 自古以来，中国上层都重视官方文化（上层文化、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而不重视黎民百姓自己创造的文化。虽然说古代文人采集了《诗经》，在文学界形成了“诗三百”的传统，但是在整体上看，整个封建统治阶级、士大夫阶层几乎都在弘扬上层文化、主流文化和文人式的精英文化，而随意贬低民间口头文化和表演文化，贬低人民群众自己的文化创造和发明，把它们看成“下里巴人”，把自己的诗词歌赋和文人书画等看成“阳春白雪”。他们虽然偶尔从人民群众中吸收了一些有益的养分，却极力制造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的势不两立，都极力否认民间文化的优点和长处，只有个别文人直言不讳地承认自己的作品来自民间的创造，赞扬人民的文化创造有时会胜于自己。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出现了一次民间文化的自觉，积极主动地到民间去进行歌谣、故事、谚语和民俗事象的搜集整理，北京大学还办起了《歌谣》期刊，在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抗战以来，特别是1942年5月毛泽东组织延安文艺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以来，革命的作家艺术家们改变了看不起工人农民的观念，积极地与人民群众相结合，及时地进行了民间文化的搜集整理和有关改写改编，形成了中国革命文化的新高潮。1958年，全国开展了大跃进运动，新民歌创作获得了大丰收，我们石家庄地区也出现了“诗洋画海金束鹿”的红火局面。后来，郭沫若主编了《红旗歌谣》，收入了大量来自基层的歌颂党、歌颂社会主义的优秀作品。现在来看，这些诗歌普遍充满着“左”倾的火药味，但它们仍然记载了那时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记载了那一段走弯路的历史，也不能否认这绝大多数是属于人民的创造。后来一场文化大革命，全国的民间文化遭受了史无前例的大破坏，许多物质的、非物质的民间文化都被批判为“封资修”的黑货，被列为必须破除的“四旧”。纵然如此，全国民间文化遗产的总量也比现在多得多，许多有价值的东西被人民群众和解放军暗中进行了保护。正定县大佛寺等就是很好的例证。然而，正定的城墙从1958年开始被残酷的破坏了。 我们要发扬中华民族创造文化、保护文化和发展文化的优良传统，弘扬和抢救自己的民间文化。要从观念上转过弯来，充分认识民间文化的抢救已经是势在必行，不可拖延，充分认识这是为中华民族的子孙万代留下自己的文化，是为后人造下福祉，更是为后人传下一种伟大的文化精神、文明传统。它的意义从任何高度来说都不过头。 许多好东西，创造起来十分艰难，而破坏起来却极为容易。我们不能糊里糊涂地把五千年来的民间文化瞬间丢掉。 要全民性地开展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形成全社会的自觉自愿的民间文化工程，形成人人奉献、家家尽力的文化抢救高潮。每个乡村，每个县区，都要认真普查、盘点自己的民间文化种类，采取有力的措施进行抢救保护。 我们要做祖国传统优秀文化的继承人和发展者，决不能因为眼前的经济利益和外国文化的一时冲击而数典忘祖。我们要体会祖上先人进行文化创造的艰辛，决不能当了败家子。我们从不胡乱否定历史上的官方文化、精英文化；要弘扬中国革命文化，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主流文化，让它们在整个文化生态中起着导向作用，而且要结合中国的历史文化、民间文化，逐渐形成社会主义新文化。文人的创作，属于精英文化、典籍文化，它往往能够代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化发展标高，是社会发展不可缺少的上层精英文化。但我们也不能漠视、蔑视或否定亿万人民所创造和享受的民间文化。虽然它们一般不能代表民族文化的最高水平，但它们却是地地道道的集体性的民族文化；精英们的创作具有先锋性和探索性。他们有时学洋的，有时学民间的，其民族文化味道和内涵往往远远比不上民族民间文化。从历史的角度看来，两大文化类别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精英文化引导民间文化发展、将上层的主流的意志和精神向民间传播，这是不用怀疑的；但民间文化作为民族文化的土壤和地基，作为历代作家艺术家从事个人创作的营养，才形成精英文化的艺术创新，推动着整个民族文化的发展。这在历史上例子也是很多的。鲁迅先生就曾经批评文人抄袭、偷窃“民间物”，但他认为从民间吸收营养形成文化创新是一条多人走过的道路。周朝时，官方曾设立有关机构进行民间采风活动，以从中了解黎民百姓的呼声，于是保存了《诗经》的原作。这是古人的一大历史功绩。作为一个现代人，我们完全有理由、有义务在二十一世纪初为民族和人类做出新的文化贡献。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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