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漫的历史征途并不都是那么辉煌，人类曾多次步入歧途，这便是历史嬗变与转折的生动和真实。人类唯一感到欣慰的是：“如果错误一被认出错误就得到纠正，那么错误的道路也就是真理的道路了。”①为探究这个中的奥秘，历史学家们在穷经皓首之后，往往发出几声长叹。阐释的劳作无疑给历史的画卷增添了几分色彩，但历史依然故我；“让历史告诉未来”始终成为不可能。历史本身的命运注定是沉默的；同一条长城，它既是中华民族勤劳伟大的象征，同时又一度成了中国闭关锁国自我封闭的见证。“平反”一词的出现，更是寄寓了现实可以随时对历史进行嘲讽和否定的内在规律。人类能做的事毕竟要比他们能理解的事多得多！历史并不以恒定的理智为先决条件，它就是人类生活本身。在这个意义上，有人不无偏执亦不无深刻地论证：“历史学不能成为一门科学，因为不可能有关于瞬息万变的事物的科学。……它不是有关永恒和可理解的事物，而是有关暂时和可感知的事物的唯一知识。”②
人类正因为有难以逃避的自由，才有了选择的意志和目的。由此乐观地说，人作为有自主权的历史主体，所受的唯一限制只能是自己智力的限制，而其它一切都不能构成对人的最终限制。在西方，文艺复兴发展的速度曾破坏了人们的天赋本能，古代文化成了至高无上的典范，在摧毁旧权威的过程中又造就了新权威。如在文学界，“言必称希腊”的说教就肇始于文艺复兴时代。这样，在历史上便形成了一个特殊的人类文明进化的悖论，即是以理性为首，非理性为尾的潜历史逻辑导向。所以说，文艺复兴一方面是新事物滋生的时代，另一方面也是旧事物广为人知的时代。在西方人看来，“征服西方世界的不单纯是古典文化的复兴，而是这种复兴与意大利人民天才的结合。”③这一观念一直影响到17世纪。在高乃伊的时代，欧洲人最崇拜力和英雄精神，法兰西人更是以自身是拉丁民族血统而荣耀、骄傲的荣誉感，贵族出身的优越感，封建制度的等级感深入人们的思想意识，并演变为当时上流社会的流习或宫庭风范。因此，每当战事降临的时候，“那班漂亮人物，浮华公子，……会自告奋勇，跑到法兰德斯的泥淖里作战，在内尔文顿的松林弹雨之下一动不动的站上十来小时；卢森堡说一声要打仗，凡尔赛宫立刻为之一空，所有香喷喷上流人物投军入伍象赴舞会一样踊跃。”④在这理性扩张的时代，艺术中的理性中心、至上倾向更是蔚然成风，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志。悲剧因之便盛极一时，并发展到了完善的高峰。
18世纪更是理性化的世纪，而且较之17世纪，理性变得更加健全、开朗、纯洁。但从启蒙运动本身的意义和价值上看，当时人的认识的确肤浅些、狭隘些，忽视了人类的直观的心理体验。因而，辩证地说，“启蒙运动的历史观不是真正历史的；在它的主要动机上，它是论战性和反历史的。”⑤到了19世纪，人类的审美直觉与科学的机械论之间便正式展开了冲突，浪漫主义艺术思潮以其对历史的反作用，率先对科学思想进行了批判，矛头指向即是机械的概念，及其对人的非理性本能的束缚。哲学更是如此，当时黑格尔所极力解决的所谓人的主体和客体的问题；召唤人们返回心灵深处，寻求原始的力量和认识的超越，从自身寻求对人的本质的证明。文化表达方面，对以前说出来感到愚蠢的话，这时改为唱出来了，小夜曲、圆舞曲风行一时，由此人们找到了作为艺术性类人的新的生命力，使人终于相信人性的解放有时也会从微不足道的现象开始。
当人类说自己是“迷途的羔羊”的时候，其实我们并未迷途。而当人类信誓旦旦地说，明天便会进入世界大同，我们才误入了歧途。可以说，盲目的乐观主义来自无知和恐惧，也是人类感情最苍白、最贫乏的表现，因为它对人生的苦难视而不见。假如我们沿着这样的思想逻辑去推论，真的是乱世出英雄，英雄造时势，那么在民主和平的时代，我们就应该提防英雄的出现。对于我们现代人，更具有将事业建立在幻想上的危险，因为人们总以为自己生活在人类历史上极盛的时代，是人类文明、文化的当然继承者和表现者。于是，摩尔的《乌托邦》、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和温斯坦莱的《自由法》等诸如此类的著作，便有了它们忠实的读者。实际上，基督盛世的理想与世界大战的事实，教堂的十字架与核弹头的并立，都在告诉人们一个结论：即世界历史既是无限的也是无常的。当然，中导条约的签订是人类理智的壮举，但可惜这只是一个象征，就象基督徒圣伊纳爵为显示和平英雄主义的精神，而舍身饲狮一样。人性历史上的悖论是相当多而且鲜明的：古罗马皇帝康默多曾头发沾满金屑，身披狮皮，号召人与野兽、人与角斗士去进行无情的撕杀。而在1940年5月26日，当希特勒将数万名英、 法军将士赶到法国的一个小港口--杜恩科克的时候，船夫、驾游艇的贵族、体育爱好者开始自发聚集营救，9天共救出33 万多人。6月18日，邱吉尔说：“让我们因此而忠于职守， 如果不列颠王国和它的联邦能够千古长存，人们仍将会说：这是最美好的时刻。”这就是说，人性也是可塑的。随着文明的发展，塑造自我就成了人类肩负的最高使命，塑造的理论阐释就成了人类反复重建自我的理想设计。由此便形成了人类个体间人生竞争和人格趋向完善的双重逆反，并最终化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原动力。“由此，人类不仅能够影响着世界上的一切事物，而且能够自愿地或无意识地决定和选择人类自己的前途。换句话说，人类新生力量的条件实际上是迫使人类接受新的规定。”⑥也就是说，作为历史化的人，人类的文化思想传统毕竟影响着自我认识自身的方式，也影响认识本身与人格结构、行为机制发生作用的程度。因此，对自我的认识就成了认识人的社会角色与个体人格结构的中介。因为自我的基本含义就是指人的反省意识。世界上无条件让人崇拜或无条件让人喜欢的人只有两种：一种是全知的人，一是无知的人。前者化为神或艺术形象，后者还原为顽童。良知的存在也往往使有的人变成利己主义者、独裁者或侵略者。于是，人类的命运便一次次地受到了颠踬。人们不得不按照各自的社会角色和自我价值取向，在相反相成的历史辩证法导引下，在人类历史舞台上上演了一部又一部风云变幻如歌如泣的戏剧。人类放飞的和平之鸽往往都沾上了人类自身的斑斑血迹。
但是，一度丧失的自我最终在人类理性的带领下，又返回自我意识的故里。从古至今，世海沧桑，但人类的形象依旧，原因即在于此。人类时刻都在惧怕自身形象的最后改变。这样，人的理智便增强了，人类寻到了存在的保障、理想，又恢复了激动人心的力量。从爱因斯坦的“新思维”到戈尔巴乔夫的“全球意识”，都无不是这一人类心态、心智的历史观念化写照。现代战争没有胜利者。“人类因为学会了把拥有巨大能量的原子弹和氢弹用于摧毁的目的，他们便更迫切地需要和平地生活在一起。”⑦人性是复杂的，但人的复杂性可以靠人自身所处的历史、文化经纬度加以澄清、理解，人造的文化现实反过来已经制约了人自身。“但是人可以且必须总是从上一个不定性中重新赋予自己一定的面貌，这种模糊性、可塑性与自身完成的使命的交织，表现为一种历经所有变化而保持不变的人性。当人不再认为自己源于一种特定的文化时，人所放弃的重新作为内在的力量为人所获得，这种力量为一切文化开启了可能性。人作为人的创造，作为具体的现象；是历史性的。但人作为自我创造者，创造的核心是永恒的。”⑧即人可以对文化进行重组、改造，以始终让人为人，让儿童充满天真，让青年充满热情，让中年人充满理智，让老人充满安慰。而艺术再将这些罩上审美光环，让人类能够欣赏、反观自己，唤起人类对自身的好奇。这就是人之为人的最终秘密，也是艺术的最高使命。
但是，曾几何时，当人摆脱了野兽威胁的时候，人类便有时把人当成了野兽来看待、来认识，尤其在人类的潜意识中更是这样，人面兽身物的存在就是人类这一心理事实的明证。所谓野蛮人一词的出现也是人类这一心理的最形象映现。奴隶的存在也使这一意识在人的心目中得到了对象化。吃人肉、裸体拍卖奴隶都曾以道德化现象而存在，并得到了当时人类的认可甚至提倡。在西方，“宁死不作奴隶”曾经是弗里斯兰农民的一句流传很广的古老格言。但实际上，古典文明中的很多人都走到了这句话的反面。就连亚里士多德也曾相信，“尽管奴隶本身没有理性，但是他们完全懂得他们主人的理性。”⑨因此，“人不仅在文化诞生以前是没有历史的，而且当一种文明已经自行完成了它的最后的确定的形式，从而预示这种文化的活生生的发展的终结及其有意义的存在的最后潜力枯竭时，立即再度成为没有历史的。”⑩可见在这里，人是一个特定的古典的概念，它成为古典文化中赋有特殊意义和价值的存在。同时，上述的事例也说明，当人类置身于漫无目的和价值的异己存在中时，人自以为是道德化的存在现象或行为状态，而实际上却表达了自身的自然的荒诞性。当然，这种荒诞并不代表人类存在本身，而是仍来源于人类本性中的天生的非理性因素。可见理性与非理性始终以自身的历史相对性，互相摒斥而又不得不共处于人类的意识深处。
人的欲望没有止境。当人类在一定程度上征服了自然和动物之后，人的征服欲远远没有满足，反而更强烈了。人类在受到挫折和具有剩余精力的情况下，便踏上了征服自由之路。人类的概念的完成仍然是一个遥远而又美好的历程。当然，这也充分显露和证明了人类的本性也的确不失为人类历史进步的一种动力。柯林伍德就曾认为：“吉本在人类的非理性本身之中发现了历史的动力，而且他的叙述就显示了他所称之为野蛮主义和宗教的胜利的东西。”（11）由此可见，我们人类的亲身经验和历史的事实都一再向我们证明，“人之初，性本善”是人类对自身信仰的一种误解。人性中恶的因素、侵略破坏的本能也是相当明显的，只不过是人类不愿意提及或没有看到罢了。人类往往以自身的理性意识忽视非理性的存在。但不论人类有多么强烈的征服信念，最终仍不能忽视自身非理想本性的存在，仍不能彻底摆脱被社会存在决定的命运。在这个文化层面上考察人类理性与非理性的断裂与弥合，便展示了人类自身与历史过程多重辩证及二律背反的深刻性，即人性可以逐渐完善，但绝不能彻底改变；只要人类存在，人性最终不可能泯灭！
“我们深信，一定有一种积极自由的状态存在，自由发展的过程不会构成恶性的循环，人可以是自由而不孤独的，可以具有批评能力，而不会充满怀疑，是可以独立的，而仍然是人类的完整的一部分。”（12）毫无疑问，要达到这样的理想境界，首先要保证并肯定个体自我存在的地位及意义，并以自我的全面实现为前提。以西方文化历史为例，从希罗多德到歌德无不闪耀着这一思想光辉。但在事实上，人类往往都走到这一思想的悖论上去了。有些思想家就梦想要依靠人类理性本身的自我调节或反思去实现自我，结果，正是由于这一层原因，理性因无形中生成为人性的唯一桎梏，其自身也就自我孤立，与其它人格存在分离了；人格也就因之分裂了，人的理性与非理性便都各自处于抱残守缺的尴尬境地。这样，人类的理性与非理性就禀赋了互逆而又互补的辩证机制。人类人性的这种独特的挑战与应答构成了人类文化的一个又一个波澜，并且这些波澜都一再证明，“单靠思想行为是不能实现自我的，还必须靠着实现人的整个人格，靠积极地表现人的情感与心智潜能，才能实现自我。”（13）中国直到鸦片战争才感到这一思想逻辑的坚硬，但面对整个世界潮流，不能不说是醒悟得太晚了。而且直到五·四，我们的这一思想路线及情感指向才逐渐显露出来，步履维艰地走上中国历史舞台，进行早熟与早衰，晚到与晚觉，恋旧与恋新的复合沉浮。五·四运动的先知者或先驱者就是我国士大夫阶级向近代知识分子过渡的历史人物，就有一种两者兼而有之的复合人格，如林则徐与孙中山从一开始，他们就进入了政治激进与人格保守的矛盾境界。一方面他们为西方非理性式的大革命精神及其胜利的幻景所鼓舞，满腔热情地要在中国身体力行，进行改天换地式的改造；但另一方面，在他们的理性人格深处又固守私人道德的宗族伦理，一心幻想在“存天理，灭人欲”的人格基础上，在人的内心世界之中达到自以为是的人格完善，进行知行合一式的纯道德实践。结果自我与他我之间反而呈现出一种模糊状态，在背弃自我之路上去肯定自我，最终必然适得其反。孙中山先生的名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一方面表达了对世界大趋势的理解和认同，另一方面也暴露了对自我的历史主体作用认识的不够和自信心的缺乏。中国历史上的自我主义并不是一种社会理想，而仅仅是个体完善的伦理原则，是家长制下的亲属法则，缺少内在而又广泛的社会价值意义。“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这种两可思维意识决定了近代知识分子和民主主义者的悲剧。五·四运动请进德、赛二先生之后，的确出现了一种“勇于在一切公共事物上运用理性”的精神。但当时的现实是：中国的传统的小农“等贵贱、均贫富”平均主义思想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思想碰撞之后，在不同人身上可能产生两种思想效应和行为导向。对于一些有识之士，他们会认识到是大工业社会下社会产品极大丰富的“按劳分配”向“按需分配”的迈进，这样虽然富于理想色彩，但它毕竟不失为一种渴望甚至推动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心理基础。但对于一些近乎文盲的农民，则极易产生一种“不患贫，只患不均”的狭隘的单纯平均主义思想认识，这种观念貌似进步，实质是极其原始落后的，它最终只能形成人格的惰性和社会的滞后力量。
人们的主观逻辑和客观逻辑应该是统一的，历史和逻辑本身的关系也应该是统一的。但真正的现实却往往不是这样，人格在极力追求理想化的和谐过程中，得到的结果却往往相反。现代人的情感已经富于生命感、未来感和开放性，充满诗意、浪漫化的生活方式又回归于人，人又具有了情感的自主权和选择的主动性。因此，人的情感逻辑与理智逻辑才应该互为表里，合为一个完整活泼的自我。在这种人格交融与和谐中，物化、客体的东西才与主观世界交相辉映，相得益彰，人类才不至于被对物质和对外在的过分关注的观念所禁锢。或许可以这样说，“人追求理性的意志的第一个，也许是唯一的结果就是信仰。‘我信’是抵御形而上恐惧的良言，同时也是对于爱的承认。尽管一个人对于知识的研究和积累可以在一旦豁然贯通或最后的筹算中达于极点，可是，如果不是同时对‘某一事物’树立起一种内心的确然性时，那么，个人的一切意识和理解也会是毫无意义的。（14）这样，才能真正纯化自我，超越一切有限的存在，如金钱、物质等等。由此，人的爱情生活也才变得富有艺术感，人的爱情观也才体现为人类学与艺术哲学的完美结合。在人类这种无枷锁的思想原则中，人的情感得以活化，人才能比较可信可行地超越自己，建构一个内观外观的浪漫风度，浪漫世界，从而更有效地强化人的基本属性，并因而创造出一个实实在在的艺术化的人生，也使人不仅仅拘泥于艺术的幻想，在纪念中求得自欺式的满足，而是更加增强人的感受可信性和审美崇高感。其实，这也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同质同构，以及人的存在与审美存在的同质同构。最终，这种信念与情感真正渗入到人格和生活中去，成为人格与人的生活原则的一部分。郭沫若曾结合他的切身感受这样总结道：“我想我们的诗只要是我们心中的诗意诗境底纯真的表现，命泉中流出来的strain，心琴上弹出来的melody，生底颤动，灵底喊叫，那便是真诗，好诗，便是我们人类底欢乐底源泉，陶醉底美酿，慰安底天国。”（15）这样，艺术化的超验世界才得以回归于经验现实中来，获得真实的生命和价值。同时，也就形成一个与经验物质世界相对应的精神世界，一个有意义的世界。
艺术化人生需要对有限、有缺陷的现实世界进行扬弃，然后建构一个崭新的审美王国。艺术形式本身具有深刻的自律性，由艺术语言中的超语言的诸多艺术修辞方法扩张语言本身的意义，使之更加属人达意。郭沫若在创作中便曾逐渐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我近来趋向到诗的一元论上来了。我想诗的创造是要创造‘人’，换一句话说，便是感情的美化（Refine）”（16）。实际上这就是人的理性与非理性在人类学意义上的理想统一。
从现代意识看，真正理想的完整自我应是这样的，即具有自我意识或反思能力，它本身构成一个实体，以一种特定的方式来思考自身的生与死的绝对界限，并领略到历史化的个体的承继性，在其它相关自我的历史系列中寻找本体自我的位置，并置身于当代的实行的自我的行为和思想的交往中，去深刻体验作为一个独特个体“我”之存在的绝不雷同的独立性，而且能够从反思的高度进行自我批判，以此引起个体对行为的负责和注意。从东方的历史现实看，可以说，东方人的自我生来就有某种程度上的悲悯感，如原罪意识，深刻的义务感，等等，这本来是西方文化的生成因素之一，但在东方人身上体现得尤为强烈，尤为过分，自我被彻底地限制在宗法家庭和封建体制中，家长制和君主制往往成了自我的代名词。所以说，历史上中国人从理性上追求自我统一，最终却走向了对理性的背叛。“为了求生，人试图逃避自由。他不由自主地又套进新的枷锁。这种枷锁与原始的约束不同，原始的约束还能给他一种安全感，而逃避自由并不能使人们复得已失去的安全感，而仅能帮助他忘记是独立的个体”（17）。因此，在东方历史中，隐居曾成为引起公众注意的一种手段。事实上，隐居人在内心中并不孤独，而是增强了个体思想与其它相关自我的契合和感应，很多人反而以隐居而扬名于世。可见自我中理性因素与非理性因素的分裂由来已久。亚里士多德也曾误认为人的大脑是用来冷却血液的，这是一个典型的用理性方法推出非理性结论的例证。弗洛伊德用他的泛性和下意识学说剥去了人的各种文明装扮，使人变得一丝不挂，其结果又重蹈了亚里士多德的覆辙。没办法，阿德勒只好站出来用理性外化的办法使人又恢复了信心。
可见，理性与非理性的相互变幻是自我的生命所在，因为“一般命题处于一个纯中间的地位。它们既不是开端，也不是在最后。它们是从一种特殊经验通到另一种特殊经验的一些桥梁；它们是一些个别的经验，但具有这样的形式，可以用来控制其它的经验”（18）。而且对于人本身，正如尼采所说，“人的伟大处，在于他是一座桥梁而不是一个终鹄”。
注释：
①赖欣巴赫：《科学哲学的兴起》，第251页，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②⑤（11）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第40、88、9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③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第166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④丹纳：《艺术哲学》，第5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
⑥奥德利奥·佩西：《人类的素质》，第24页，中国展望出版社，1988年版。
⑦宾克莱：《理想的冲突》，第5页，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⑧蓝德曼：《哲学人类学》，第276页，工人出版社，1988年版。
⑨阿·库·穆霍帕德希亚：《西方政治思想概述》，第41页，求实出版社，1984年版。
⑩（14）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第145、443页，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
（12）（13）（17）弗洛姆：《逃避自由》，第119、120、119页，工人出版社，1987年版。
（15）（16）郭沫若：《三叶集》，第6、49页，上海书店，1982年版。
（18）杜威：《人的问题》，第17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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