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述在理论的自觉程度上有限，没有反省分析，只限于材料可靠性的分析，缺乏方法论。他对自己的思维方式没有自觉性，往往用经验来比附。列文森（Levenson）曾谈到过清代考证学派的经验主义倾向。崔述过于重视感性经验和一般性常识，先生看这是不是与人们常说到的"中国人的实践性格"有关系？当然经验往往也是靠不住的，比如不与海洋接触是不能认识到地圆的事实。古代人缺乏科学思想，王充、刘知几的怀疑，到了最后还是以相信某些东西为结局，以偶然的自然变化和灾异现象来解释政治现象。崔述只是怀疑文献记载，并没有怀疑人的认识能力和限度。虽然考据学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怀疑，但清代学者的怀疑却只在微观。可以说，在中国传统中除了个别道家人物外，几乎没有人从认识论的角度去怀疑人的自身的认识能力。
就崔述的考据而言，他的《经传禘祀通考》是一部相当成功的考证文章。禘即祭帝，郑玄解释为祭天，伪书则认为是祭始祖。一般认为伪书的说法比较可靠，禘的早期是祭上帝。在这篇考证一开始，崔述就采用一般清代学者的方法，排列证据，辨明问题。但他与清代汉学家又有所不同。清代汉学家大多宗郑玄。郑玄在解经中，凡是遇到矛盾的地方，总是喜欢用弥缝、调和的方法将矛盾遮掩支捂过去。但是，崔述在这个问题上不搞弥缝和调和，他比段玉裁、王念孙提出了更多的问题。哲学家一般认为，人类有三种思维的方式：一是二者兼取，二是两者取一，三是两者取其一。如果以此来划分的话，能不能说，郑玄属于第一种思维方式，而崔述属于第二种。
经学研究中如何对待汉儒的解释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崔述批评一般人抱有"汉世近古，汉儒之言必非无据而云然"的观点。但是汉儒的确比现代人较清楚地了解古代，这就为了解古代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对汉代材料，崔述采取一概怀疑和排斥的态度。比如，他不加区别，把《史记》和《新序》并列。实际上，先秦的史料离开了汉代的材料是不能理解的。所谓"回归原典"实际要做两种工作：（1 ）原典本身的可靠性，（2）对原典解释的正确性。汉人著作之所重要即在于此， 章太炎在《汉学论》中说："余弟子黄侃尝校注疏四五周，亦言清儒说经虽精博，其根底皆在注疏，故无清人经说无害也。无注疏，即群经皆不可读。……谓其根底皆注疏，是亦十得六七，未足以尽之。余谓清儒所失，在牵于汉学名义，而忘魏晋干蛊之功。"（《章太炎全集》第五册）章太炎清醒地知道"无注疏，即群经皆不可读"。是经学研究的基本规则。传注对经从来就有两种作用，一是正确解释，二是歪曲。传注既是理解经的通道，又使我们隔离经一层。
如果像崔述那样不信汉儒的解释，那么究竟研究以何为基础呢？一般说来，解释对象和解释者之间必须有一个中介。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埃及象形文字的释读工作。如果没有罗塞达碑上的三种不同时代的文字（埃及象形文字、埃及俗体文字和希腊文）作为中介，法国埃及学家商博良（1790-1832年）就不可能释读古代埃及的文书。又如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实际也是我们识读金文和甲骨文的中介。汉儒对经书的解释就是一种中介，而崔述却没有认识到这点，他只片面强调，"不敢以秦汉之书遂以为实录。"（《考信录提要》）当然在利用中介时也应该看到其局限性，像郑玄解释三礼时，用汉代的制度解释古制，这对我们进行研究既有方便之处又容易产生问题。当我们能认识到中介的局限时，郑玄的注释反而对研究汉代官制的大有用处。
晚有一看法：即近代学者却往往过高的估计了清代学者辨伪在思想史上的意义。例如，对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的影响，顾颉刚先生曾指出："《古文尚书》是封建统治阶级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教科书，尤其是'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十六个字是所谓'尧、舜、禹相授之心法'，成为宋、元、明理学的最神圣的信条的，竟给阎氏摧陷廓清，实在不能不说是学术界中最突出的一件事。"（《古籍考辨丛刊第一集序》）余英时先生进一步说："这十六字心传是陆、王心学的一个重要据点，但对程、朱的理学而言，却最多只有边缘的价值。……阎、毛两人在《古文尚书》问题上针锋相对更可以让我们看清清初考证学和宋、明理学之间的内在关联。"（《历史与思想》）《古文尚书》的辨伪，虽已超出了纯学术范围，具有思想史的意义；然而就其政治方面，对清统治阶层的文化统制思想并未发生巨大震动。在清代统治者看来，辨别伪书的工作并不影响圣道。阎若璩和惠栋对伪《古文尚书》只做到了材料的搜集和排比，但从未企图否定伪《古文尚书》的思想。阎若璩只考出《古文尚书》是伪书，并未说其中的思想是伪的或是错误的。他和惠栋都在力图证明伪《古文尚书》的材料是从真经书里抄袭来的。因此，他们的学术成就自然不会发生任何政治影响。清朝的科举一直仍用今古文相杂的《尚书》，乾清宫御座后面的铭文也多引自伪《古文尚书》。可见在当时绝大多数人看来，书虽假，但其中的思想不假。阮元编《皇清经解》时并未把阎若璩的书收进，也许可以说明，阎书还不被认为是最重要的经学著作。因之，顾颉刚、余英时先生对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的影响，评价似偏高。这一看法，不知先生以为然否？
梁启超把清儒治学方法概括为六个步骤：第一曰注意，第二曰虚己，第三曰立说，第四曰搜证，第五曰断案，第六曰推论（《清代学术概论》）。章太炎也总结出乾嘉学派治学六大法则：审名实，一也；重佐证，二也；戒妄牵，三也：守凡例，四也；断情感，五也；汰华辞，六也。您以为梁和章的总结概括是否全面准确？崔述在研究方法上，与乾嘉学者有类似的地方，如归纳推理、类比推理。但是，晚觉得崔述和大部分乾嘉学者的学术路数还有相异之处，一般地说来，清代汉学家在方法上是采取遍搜例证，然后归纳出论断。而崔述在这方面显然不如汉学家们，他多用演绎法，根据已知的事实，推演出结论来。他由于受宋儒影响较深，往往还没有遍搜例证，就断然下结论，就如戴震曾批评过的，"宋人则恃胸臆以为断"。崔述对周公称王的考证，即是一个例子。另外，崔述对"宣王有志"条的解释也有错误，他不注意证据，只靠推理。清代汉学家主张，正确的解释来自正确理解文义，即只能靠文字训诂。如他们解释"间"为"干预"而非"间隔"之意（现代的学者在其研究取径上则往往并不从音韵训诂入手去推测文意）。在《考信录》中崔述几乎没有用音韵训诂文字的方法来研究经典，这与同时代的汉学家主要是依靠文字学和训诂学的方法不同，崔述是以经考史。但究竟应当怎样认识分析崔述的方法，晚仍蓄意莫决，尚求示知。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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