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国为基点的探索
关于美国研究中国的学术历史，我认为科恩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最有启发性。科氏对“冲突-反响”的模式（tmpact-response pattern），“传统-当代”两级（tradition-modernity polarity ）以及帝国主义论（imperialism perspeetive）颇不以为然。这几种议论都与中国的对外关系有关，或者在政治、文化，或者在经济方面。科氏是一个汉学家，他是50年代哈佛大学的博士生。他是“哈佛派”的内中人，亲身经历过他所批判的那些潮流，当他将那些理论与当时美国的局势联系起来分析时，人们可以感觉到他的意见并不肤浅而是有见地的。
关于“冲击-反响”模式，邓嗣禹与费正清在书的“导言”部分已经说明《中国对于西方的反响》这一书名更具有比喻性而非科学性。西方的影响与冲击仅仅是在中国场面上众多因素中之一。对西方的反响非得从中国整个历史来认识而不可分开。（25）我觉得这些话无懈可击。至于如何理解“反响”一词，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对于我来讲，他们提出“反响”似乎是将立足点从外国方面移到中国方面来，中国一句成语“对牛弹琴”经常用来嘲笑听众方面，但它也可以说那位弹琴者演奏的不高明。同样，“反响”从两个方面来讲，不仅仅用于反面的意思。“反响”也可以变为主动，关键在于它的潜在力量。一根火柴对于火药的反响可以成为爆炸。科恩（W.I.Cohen）写了一本书叫《美国对中国的反响》（John Wiley Sons出版社，1971），解释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
另一个理由是文化上的接触是相互交流，要起作用的。近来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强调分析在社会与政治关系结构发展的变化，并非纯粹是内部土生土长的，而往往是与其它社会相互作用的结果。例如，尽管游牧民族并没有“借”国家机构，但这种国家机构在游牧民族中产生是由于游牧民族与周边国家发生关系的结果。（26）是中国研究已超越了文化间相互作用的阶段，还是中国社会的独特之处即单向影响相邻社会而不受外界影响呢？
说到中国的外交关系，西方的影响是不寻常的，甚至连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对中国人来讲都是一个新概念。我同意费正清的说法：传统的中国秩序很难称作国际的，因为参与者并没有相当于西方“民族”或“主权”的概念，不懂得各国具有同等主权的国家平等。（27）巴尼特（S.W.Barnett）研究了在中国的传教士。她承认与西方的接触使得中国知识分子理解了民族的不同。她认为唯一最有意义的概念上的变化（至少是调整）便是对于民族／国家形象的意识，她也注意到中国由“中央王朝”到“民族／国家”的这一转变并不简单，在某些方面由于种种原因这个转变还不完全。（28）
我想科恩的目的是对于人们过分强调西方所扮演的角色，只看见西方的作用而忽视了中国本身这个主体的现象进行纠偏。当科氏总结“19世纪中国的改革”研讨会时讲，没有一个人准备争辩西方在当时对中国改革思想与行动的定型方面没有起重要作用。但是有一种对于讲改革仅是中西关系的一个分支的逆反心理。学者们强烈感到需要从中国的角度重新描写整个改革过程，以至对19世纪中国整个历史的重新观察评论。（29）这些话很有道理。
这种想法在70年代就已经出现。孔菲立（P.A.Kuhn）做了艰苦细致的研究之后，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西方所冲击的不只是一个正在衰亡的王朝，而是一个正在衰落的文明”的提法是否正确？（30）他不仅站在窗子外面向里看而跨过门槛进到屋子里面，这样展现出来的画面就带有不同的色彩了。由此他将重点放到了对内部原因的追究，并没有过多地注意国际关系。无论从地理，还是从社会经济的角度，他都接触到中国的内部。这样的工作可以看作是将中国研究进一步推向到基层方面。
魏克曼（F.Wakeman,Jr。）《大门口的陌生人》一书所作的探讨即是在省一级的水平。他认识到帝国已分裂到以区域为单元了，（31）他试图对鸦片战争给予广东省的影响做出估价，研究了各种地方组织。这本书于1966年出版，当时很少见，因为70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中央政府以及强有力的督、抚、或知识分子的研究，（32）注意的都是高层次，而魏氏深入到中国社会的基层。7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著作是朝着这个方向了。可以理解对于外国人不同的集团、不同的个人有着不同的感受、不同的态度。如果我们比较一下鲁迅的小说与宁老太太的故事（普鲁伊特，IdaPruitt，《韩士女儿·一个中国工人的自传》，耶鲁大学出版社，1945），我们便会深切地感受到其中的差异。在这些方面当然大有文章可作。要研究中国，要了解不同层次，以及不同层次间的相异和相通之处。
对美国学者研究“中国与外部世界”这个题目的情况草草了解一下之后，我还是有了一点印象。费正清曾说欧洲的汉学家与中美学者的合作不同。他们不在委员会、小组或梯队中进行。各课题由主要教授来领衔，他们的座椅是个人的，几乎是封建式的，通常有一批小人物来协助工作。（33）美国学者对中国的研究的这种合作不仅限于一个具体的项目，而且可以看作一个其中有各种不同意见的整体，相互有联系，有自由，生动而又有进展。第一步当然是搜集材料，有识别地记录历史事件，然后总结一些一般的模式，解决一些问题，更广泛深入了解中国，然后对概括提出疑问。开始，大多数记录都是由传教士、外交官做的，这些人有机会到中国来，中国给他们留下很强烈的印象，使得他们拿起笔来写中国。这些人的目标是完成他们自己的来华使命，更好地了解他们自己，而不是了解中国。以后，中国研究逐渐建立起来，受到训练的研究人员带着特定的课题进行调查，他们研究中国的目的明确，为此而搜集资料。我想，先前的基础工作和当前的倾向都是不可缺少的，那些研究先驱者们尽了最大努力达到所能达到的地步，他们对材料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当进行外交关系的研究时，他们深切感觉到文化上的明显差距。当进行制度史的研究时，他们看到了中国制度方面的急剧变化。若在沿海地带，无论是在海上还是海岸，他们体验到了来自西方的洪流与海浪。至于说近来的倾向，我看有点像一种“逆反”心理。看待中国仅是相对来说的一个整体，这就走了一大步（中国也花了一些时间才分辨出佛朗机与法兰西，英吉利与英格兰）。当各种差异从纵向与横向都显示出来时，美国的中国研究就会变得更有声有色、更接近于实际。先前存在过的有影响的结论或有不足之处，但不能简单地就给它否定掉。问题在于什么范围内到什么程度这个理论在起作用，要避免单一思维，而要多方面的观察才是。
如前所述，这是我对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学者研究“中国与外部世界”这一课题的初步粗浅综述，很可能有不正确或失实之处，甚至挂一漏万，以偏概全，均在所难免，统希专家学者们多加指教。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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