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历史对象与认识主体相互创生
历史认识主、客体的相互创生，具有丰富多样的形式和途径。
首先，历史认识的对象存在两大基本层面。历史认识的真正对象，是仪态万方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现象，是以往人类社会发展的实际进程。我们称之为“真客体”或“终极客体”。但它们已经与时俱逝，成为过去，既无法逆转，也无法重演。唯一可行的途径，只能从遗迹文物中搜寻，从文献口碑中勾稽，从民俗“活化石”中逆追。这些各以自己的方式或多或少地保留下某个历史片断，在一定规模和程度上反映某些历史状况的文化材料，我们称之为“直接客体”或“中介客体”。就客体存在的发生次序而言，真客体是直接客体的基础，先有昭君出塞之类历史实体存在，而后才有《汉书》、《后汉书》的文字记载，才有大漠青冢、单于和亲砖，才有北疆和秭归地区的民间传说。就主体认识的发生次序而言，则考察直接客体是考察真客体的基础，先得认识有关昭君出塞的历史资料，而后才能认识它的历史本相。
其二，历史对象并不等同于全部的历史世界或史料世界，而是其中进入主体视野、受到主体关注的一小部分。一方面，已有的史料作为一种信息载体，它究竟蕴含多少信息量，受到现阶段主体对这些史料的选择旨趣、破译水平的制约。另一方面，新史料的问世，也会拓宽历史认识的领域，改变认识主体的观念。十九世纪以来世界各地古人类化石、古生物化石和原始石器的陆续发掘，使人类社会得以从五、六千年文明史上溯至三百多万年前，并造就了从事原始文化研究的一代又一代新型社会史专家。清末古代史料的三大发现--殷墟甲骨出土、敦煌石室文书问世和故宫“大内档案”流散民间，分别为商周史、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和明清史的研究打开新的天地，同时对于罗振玉、王国维、傅斯年、陈寅恪等许多著名学者的成长，也具有特殊的作用。马克思说过，“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能够欣赏美的大众”，“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20）历史认识的主、客体也正是如此经久弥新地处在双向建构之中。
其三，史前社会研究、甲骨学、敦煌学等等的创立，表明历史认识主客体的双向建构确实存在一些意义巨大的关节点。不过，历史认识过程中主客体间的相互渗透、相互转化是经常发生、源源不断的。历史客体的信息摄入主体的头脑、经过拆解、改组、综合等思维加工，成为主体的思想内容和认知图式的一部分，这是历史客体的主体化。历史认识主体把自己的本性、情感、才能、经验等等投射到对象身上，表现在历史著作中，成为精神力量的客观化的积淀，这是主体的客体化。所以如此，是由于“人类世界确实是由人类自己创造出来的，”（21）是由于人能够“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己，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22）；是由于“人既是历史知识的主体，又是历史知识的客体”（23）。各种提法异中有同，人类认识尤其是历史认识，归根结底是人的自我认识。这正是主客体相互渗透和转化的统一基础。
其四，在人的实践的统一基础上发生的主客体的相互转化，具有一定的相对性。在具体的历史认识过程中，主体和客体不能保持纯粹的形态而常常粘连交错，这是客体化还是主体化，与审视的参照系有关。以历史记录来说，对于它所反映的历史实在，它是带有浓重主观倾向的观念形态的东西；而对于后来由此出发的种种历史推论，它又是客观存在而必不可少的中介客体。另外，是现实客体还是历史客体，又与时间维划分的标尺有关。历史与现实的界限在哪里？我们常说“此时此刻”、“这个月”、“今年”、“本世纪”，用哲学术语表示，即是“准现在”，这显然是一个模糊界定。在时差不太大的范围内，对于同一客体，主体可以置之于“现在”或“准现在”的时间维度上，构成共时性关系，使之成为一般社会科学的对象；也可以拉开时间上的距离感，把对象排除在“现在”的阈限外，使之成为“现代史”或“当代史”的对象（24）。可见，历史对象的生成和退逝，具有很强的主体性。
当然，还应当看到，认识的主体性与客观性并非绝对矛盾，杆格不通。主体性是认识的本质属性，客观性是认识的固有指标。面对扑朔迷离的历史对象世界，人类只有凭借、依赖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动性，淋漓发挥自己的主体性，才能日益逼近客观，认识它的本来面目。
注释：
①《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46页，人民出版社，1972。
②《史学要论》第一章《历史是什么》，商务印书馆，1924；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重印本，1980。
③《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4页，人民出版社，1972。
④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3页，第26卷第545页。
⑤夏甄陶（主编）：《认识发生论》第202、230页，人民出版社，1991。
⑥英国当代哲学家波兰尼曾把人的知识分成言传知识与意会知识两个部分。参见《现代外国哲学》第5集《波兰尼及其个体知识》一文。
⑦《活动·意识·个性》第18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1页，人民出版社，1960。
⑨参见姚蒙对雅克·勒高夫的专访报告，载《史学理论》1987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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