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留珠先生著《刘秀传》读后
http://www.newdu.com 2024/11/25 04:11:16 汉阳陵博物馆网站 佚名 参加讨论
高叶青 东汉光武帝刘秀，是中国历史上一位举足轻重的帝王，他从一名彬彬儒生到一代“中兴之君”，经历了西汉末年王莽之乱的冲击，思想及军事才能日渐成熟，于是起兵舂陵，大战昆阳，走上独立发展之路。定都洛阳，天下初定之后，他没有被胜利冲晕头脑，而是从军事和治国两方面入手，采取两手抓，两条线发展的策略，派兵收降赤眉，悉平山东，又平定陇右，使巴蜀归汉。他还平定周边叛乱，实现了一统天下的宏伟目标。此外，他加紧皇权的建设，以柔道为治，偃武修文，明慎政体，使皇权更加稳固，社会秩序也比较明朗。通过这些苦心经营，终于使汉室继王莽夺汉衰败之后重新崛起，实现了中兴之治，被史学家美誉为“光武中兴”。然而，对这样一位不平凡的帝王，历代观点不一，褒贬各异。七十年代末之前相关的研究论著很少，足以证明当时的学术界对刘秀并不看好，而且在一些较为流行的通史和断代史中，对他的评价也是抑多扬少。这些评价往往带有时代的特征，多从充分肯定农民战争革命性和积极作用的角度出发，将刘秀完全作为农民起义的对立面和剥削阶级的总代表而加以批判。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对刘秀的评价相对较高，它认为刘秀虽然是“地主阶级的代表”，“农民军的死敌”，“但是他也代表着社会的共同要求，完成了国家统一的伟大事业。他在推倒王莽的战争中，在削平割据的战争中，都起了极大的作用，因之他是一个对当时历史有重要贡献的杰出人物。”从七十年代末开始，对刘秀的专题研究，有了很大的改观，传记专著层出不穷，从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个人品格等方面对刘秀作了评价。如马植杰的《刘秀论》(《兰州大学学报》，1985，4)，臧云浦的《略论东汉初年的改革》(《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7，2)，曹金华的《试论刘秀“度田”》(《扬州师院学报》，1986，4)，艾森的《试论汉武帝用人与治国》(《探索》，1988，3)等文章。总体评价比以前客观、公正，能将他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去认识其历史地位及所起作用，誉多于毁，褒盛于贬。但也能注意到他的历史和阶级局限性而不盲目拔高。目前从史学角度为刘秀做传的也有不少，但已有的研究成果包括以上列举的论著在内,都有其不足,或者从一个层面论述,难免抓东丢西;或者语言太学术化,只适合圈内人阅读.因此,史学界呼唤一本既能涵盖全面、适各大众口味而又尊重史实的刘秀传记。黄留珠先生的《刘秀传》(人民出版社，2003，3)一书的问世，则弥补了学术界的这一缺憾。 黄先生早在师从陈直先生读研究生时就以秦汉史为研究方向，几十年来先后发表相关专题论著多篇。《刘秀传》一书，正是在多年研究的基础上总结、提炼、升华、扩展而成的。全书共分十章，采用记传体的编排方式。第一章讲述了刘秀的身世及成长背景，为进一步叙述埋下了伏笔。第二章至第六章回顾刘秀的征战生涯，突现其超凡的才干。这一部分用笔较多，是全书的重点。第七章至第九章论述刘秀的治国思想，用人策略，以及平定周边稳固统一秩序的作为。最后一章，以平和的手法结束了这位中兴之君的一生。这部传或许算不上一部鸿篇巨著，但它的确是历史人物通俗传记的典范，通俗风雅而不失体统，可以说是扛鼎之作。通观《刘秀传》该书主要有如下突出特点： 首先， 能够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还历史以真实，这是该著作最大的特点。历史是由有血有肉的具体人物的活动构成的，对于历史人物的研究与评价始终是历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史学界在这一领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多年形成的某些观念仍妨碍我们认识和评价历史人物。以刘秀为例来展示如何评价历史人物具有普遍而深远的意义，该传记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具体如下： (1)关于历史人物所属阶级或阶级出身的问题。阶级是一个历史范畴，它并非一成不变。《刘秀传》认为刘秀虽然属刘氏宗族，但传到刘秀这一代时已渐没落，不能因为刘秀的远祖是大地主而硬要将刘秀也强行贴上地主富豪的标签。这样容易把阶级问题复杂化、绝对化，在研究时容易走向极端，以致偏离当时的社会背景和实践为客观基础的轨道，对历史人物错评、乱评。黄先生又提出要反对唯成份论，以及用静止的凝固的眼光去对待阶级问题的形而上学观点理性地运用阶级分析法。 (2)关于历史人物与农民革命的关系问题。在对刘秀的研究和评价中，有一种长期流行的观点，即认为刘秀背叛了农民革命，镇压了农民革命；尽管他有再大的历史贡献，也是千古罪人。黄先生认为这种论断是思想僵化、缺少发展变化的思维模式。对于“背叛”与“镇压” 黄先生提出了独特的见解：首先，他引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第625页)中关于农民战争的论断，提出“背叛也好，镇压也好，皆是符合规律的。”其次，指出新莽末刘秀等起事，代表刘氏宗族而非农民，这从一开始就是明确的。至于此后与农民义军的联合，只是出于配合作战的需要。农民义军具有或浓或淡的皇权主义思想，以致依附或投靠于不同的领袖人物，这是必然的。绿林军拥立宗室刘玄为帝，表明其向“改朝换代”方向转化的开始。而且，随着农民军进入长安，王莽覆灭，农民革命随着反新莽任务的胜利完成也宣告结束，此后的更始政权，已丧失了农民革命的性质。刘秀与绿林赤眉农民起义军的关系，只不过是竞争完成“改朝换代”任务的对手而已。刘秀此时脱离更始政权,根本不存在所谓的背叛农民革命的问题。建世吃掉更始，而光武又吃掉建世，三家只是追逐充当改朝换代主角的竞争者而已。 (3)如何评价封建君主一类历史人物向豪强地主妥协的问题。在对刘秀的评价中，还有一种常见的现象，即指责他向豪强地主妥协。黄先生认为刘秀在打天下的过程中，在相当程度上依靠了豪门大族的支持，他拥有天下之后，对其采取维护乃至妥协的政策应该说是合乎逻辑的。但是，也不应忽视刘秀打击限制豪强的一面。国家政权固然有其阶级的属性，但同时也有其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的特点。评价历史人物，尤其是政治首领时，对于这两个方面，不应有所偏废。 正是由于对以上三个最基本的评价标准有全新的、公允的、富于理性的唯物史观的见解，黄先生才基于诸多史实，认定刘秀是一个时代娇子，杰出人物，将刘秀定位于“中兴之君，定鼎帝王”。黄先生运用这种朴素的唯物史观呈现给我们一个鲜活的、身怀才技、披荆斩棘、戎马生涯、定而善治、知人善用、外柔内方，精于谋略的刘秀形象。通读此书，读者很自然地认同并接受了黄先生对刘秀的定位，这是这部传记成功的有力表现。 其次，纲举目张，重点突出。历史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揭示历史演进的逻辑联系，探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这就要求做到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既要有微观的剖析，又要有宏观的逻辑思维，对一个学派、一种思想、一种制度、一个事件，一个人物或者一种现象的研究，都要立足于社会实践，用社会发展的眼光分析其影响。对刘秀这样一位复杂的历史人物的研究自不例外，更应从社会背景及社会实践的角度综合考察。正是基于这一原则，《刘秀传》在结构安排上改变了以往流水账式的叙述法，而是重点突出，详略得当。每一章节的小标题均用凝练的语言表述，纲举目张，一目了然。对于一些基本没有争议的地方，该著作并未做大的改变，只是突出了语言的运用，用词干净利落，于平实中透出幽默，这种风格在以往的人物传记中是不多见的。对于争议性较大的地方则浓墨重彩，条分缕析，证据确凿，句句掷地有声。这种结构合理，语言要而不繁、平中出奇的文风值得称道与弘扬。 此外，语言通俗,史实考订严谨，也是这部传记的突出特点。学术研究贵在创新，而创新的首要问题是理论和方法的突破。将原本艰涩的文字转化成妙趣盎然但不失根本的白话文，将遥远的历史人物重新赋予生命，成为有血有肉可感性强的形象，就是一种创新，就是理论和方法的突破。早在1993年，黄先生就提出“时代呼唤通俗史学”的倡导，《刘秀传》就是他实践通俗史学的一次有益尝试。以往大多数的历史人物传记，往往引经据典、堆叠古文，用语太专业化，史学工作者有时都难以通读或不愿通读，更何谈其它读者！黄先生每引用一段史料，都要在紧随其后对其直译，这样既满足了那些对历史人物感兴趣但又不懂古文的人的要求，又保持了引文的资料性，有便于专业人士查阅，双管齐下，雅俗共赏。此外，在史实考订上黄先生的确下了一番苦功.东汉史料较混乱，黄先生没有按常规只是翻译光武帝本纪等材料，而是将分散于《史记》、《后汉书》、《资治通鉴》等史藉中的材料细心整理、考订，对于有分歧的记载也都做了详细说明，以供读者参考。这体现了黄先生涵纳异议的博大胸襟，以及尊重史实的严谨治学态度。前几日，陕师大的胡戟教授在西北大学作报告时提出要做“快乐史学”，要让“史学产品”为社会，为广大群众所接受，而并非史学界自产自销的东西。这个提议切中时弊，寓意深刻。当前，史学专业极不景气，这除了社会原因外，恐怕应该更多地从自身找问题，以求积极改进，适应社会的发展，再也不能“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如何改掉旧的行文习惯，使语言显得平易，是最基本的改革举措，黄先生的《刘秀传》无疑在这个层面上迈进了一大步。黄先生所著《刘秀传》还了光武帝英武的本来面目，以创新的手法，客观的标准，恰切的语言使这位有争议的帝王跃然纸上，存于人心。《刘秀传》的确是一部既有学术水平，又能为一般学者所接受，特点鲜明且有创意的传记。不过，如果该著作能够增加一些相关图片，以及将战争情况以地图,表格等形式展现出来，将有助于增强形象性，更适合大众口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