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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社会商品经济形态的宏观研究——读冷鹏飞著《中国古代社会商品经济形态研究》


    范正娥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在中国古代社会,商品经济形态一直处于低调状态,它无法与自然经济形态相抗衡,在社会经济中居于弱势地位。但是,在历史进程中,商品经济形态也经历了自身的产生、发展、演变的过程,对中国古代社会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而,一直以来,关于中国古代商品经济的研究也是经济史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近百年来研究硕果累累。冷鹏飞著《中国古代社会商品经济形态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3月出版,以下简称《研究》)一书正是在汲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现代商品经济理论的新视野,从某些微观细节入手,对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形态进行整体宏观的研究。冷鹏飞先生长期致力于中国古代经济史的研究,发表了多篇有份量的文章;该书积作者多年研究之成果与心血而成,内容丰富,从长时段展示了我国古代社会商品经济形态的全貌。同时,该书不拘泥于陈论旧说,时有创见新识。读罢掩卷,深感获益匪浅。仅就所悟,略予评论。
    一、详远略近的叙述方式。长期以来,关于商品经济的研究大多是详近略远,对于宋元以来的商品经济形态的研究成果明显多于宋以前的商品经济形态的研究。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文献资料的不足(秦汉及其以前有关经济史的文献极其零散和缺乏,汉宋间也仍然有此问题);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商品经济本身发展的原因。宋以前,由于商品经济自身的特点和国家政策的倾向,商品经济虽初具规模,但是发展很不稳定,起伏波动很大。宋以后,商品经济可以说有一个飞跃,无论是在商品生产,或是在商品交换,或是货币经济的发展上,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对此,文献记载很丰富,为研究者们提供了可资参考的详细资料。然而,《研究》一书突破常规的详近略远、择易避难的研究模式,大胆尝试“厚古薄今”、详远略近的论述方式,“开源节流”,着力于探其源,以求顺其流。书中甲编《中国上古时代的商品经济形态》专门探讨了原始商品经济形态的起源、发展途径及原始商品经济在我国社会文明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和特点,进而揭示了早期文明时代商品经济的形成及其特点。而在乙编《中国(中古)封建时代商品经济形态的形成与演变》中,对于封建社会前期——春秋战国时期商品经济的变革和两汉时期的基本定型的论述也显然着力用墨。这种论述方式让读者对于商品经济形态的“源”和“流”一目了然,也为下文横向的论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基本问题的论述。“商品经济形态以社会分工为基础,以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为内容,与货币经济相交融为典型特征”(见于《研究》一书“序言”),《研究》立足于这一概念范畴,以时间为支柱,以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为基本构架,对商品经济形态发展演变的历程及社会原因进行了考察。《研究》丙编和丁编分别论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商品生产形态和商品交换形态。关于商品生产形态,《研究》全面介绍了我国封建社会私营手工业商品生产、农业领域的商品生产和官营商品性生产及其各自在封建社会后期的发展趋势,并在此基础上,对封建社会商品生产形态的基本特征予以了总结。关于商品交换形态,也即商品流通形态,根据交换对象的不同,可以分为对内和对外两种。对内贸易形态,《研究》总结为这样几种:贩运贸易;囤积、接鬻、直销、官营贸易;货币经营贸易;集贸市场,并介绍了它们各自的经营状态以及它们在封建社会后期各自的发展趋势。对外贸易形态,是指与外域或外国的商品流通,它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对此,《研究》探讨了官营和私营两种对外贸易状况以及封建国家对外贸的管理,并分析了其特点和对古代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同时商品流通的主体(商人)及其活动的载体(商业资本)在封建时代的迅速膨胀,也反映了商品流通领域的基本动态。对此,《研究》也没有遗漏。
    三、经世致用的分析。《研究》着眼于古代,却立足于现实,没有脱离经世致用、以古鉴今的史学原则。对于我国古代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种种问题予以探讨,以求为当今以及未来的经济研究或经济决策提供启示。《研究》指出,我国商品经济萌芽于原始社会,在早期文明时代形成,进入战国秦汉时期取得重大发展,确立了发展的基本模式,但在此后发展缓慢,始终从属于自然经济。其中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研究》一书在结语中对这一令人困扰的问题进行了精要的分析。作者指出,我国古代商品经济形态具有商品生产相对滞后,而商品流通呈现“混一”性繁荣的特征,正因为此,我国古代商品流通领域长期处于相对优先发展的地位,而商品生产领域除了行业的增加外,没有什么大的变化,这就导致商品流通与商品生产发展的脱节;正是由于商品流通的优先发展和商品生产的长期滞后,阻碍了生产方式的变革,不能使得商品经济瓦解自然经济,从而取得主导地位。这是我国商品经济病态发展的症结所在。《研究》的这一分析很有启发性。那么,为什么中国古代的商品经济形态会出现这种商品流通与商品生产不能有机结合的状况呢?  《研究》对此问题也作了详细解答,中国古代社会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是病根所在。中国古代文明诞生于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是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情况下,运用政治强权达到的。政治上早熟,政治强权集行政、经济权力于一身,而经济上落后是中国早期文明的一个特点;后来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府拥有政治、经济双重功能正是这一初始文明的衍生。这使得我国古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不能像商品经济在西欧那样正常发展。因此,本书得出这样的论点:“商品经济的正常发展必须遵循客观经济规律的自然进程,必须排除官僚政治因素的干扰,使商品生产领域和商品流通领域纯之又纯,并且纯粹有序地结合在一起。”(见于《研究》结语部分)
    四、宏观研究上的独到概述。《研究》一书篇幅适中(全书32.5万字),涉及的时代长、问题多,但在注意了重大问题的同时,没有忽略重要的微观细节,而且能在宏观上作一些有助于读者全面了解问题的来龙去脉的概述,处理得比较恰当。例如,丙编《中国封建社会的商品生产形态》中就有对于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生产形态的基本特征的概述,并以列表的方式清楚地予以展示。《研究》一书指出,商品生产作为社会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其自身相对独立的主体结构、部类结构与有机构成等。商品生产的主体,结构和当时的社会生产紧密相联,“被封建政治左右,呈现出以官营为主导,私营为补充,相互牵制,此消彼长,整体断续扩张的混一状态”。商品生产的部类结构“也受封建政治制约,呈现出技术构成低、以生活资料生产为主体、各行业无序组合的混沌状态”。图表和分析相结合,清晰地呈现了商品生产的基本特征,而且这些分析是精要独到的。又如,在论述商品经济的发展时,注重中西商品经济在源与流上的比较研究,使论述更加深刻。在讨论原始商品经济时,作者指出,由于自然条件的封闭和生产工具的落后,我国的原始商品经济远远逊色于古希腊、罗马,也不及西亚两河流域和埃及;而到封建社会,由于领主经济模式和封君封臣的制度导致的分裂割据,使得西欧的商品经济长期处于极其缓慢的发展状态,反而不及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拥有广阔的空间了。但是,这也注定了西欧和中国商品经济发展的两种不同趋势和模式。西欧封建君主的分权而治,为商品经济相对独立的发展留下了可供钻营的空隙;而我国的商品经济发展却始终未能突破封建主义(实为专制主义)的樊篱。这些论点表现了作者深厚的功力和开阔的视野。
    五、些微的瑕疵。《研究》一书也有一些细小的不足。一是,该书着眼于商品经济发展的宏观整体的考察,使我们能够看清历史发展的脉络,对我国古代商品经济的产生、发展以及问题都有了清晰的认识,但是各个时段的特点却又藏匿到了背后,有顾此失彼的不足。二是,有一些想法过于理想化,如提出“使商品生产领域和商品流通领域纯之又纯,并且纯粹有序地结合在一起”,以促进商品经济的正常发展,然而,如何达到“纯之又纯”呢?如何“有序地结合”呢?作者恐怕也难于提出一个解决方案;而且,就商品经济的发展规律来说,是不可能“纯之又纯”的,政府的宏观调控是经济健康发展不可或缺的条件。另外,就中国的实际情况来说,官僚政治确是一个痼疾,但是政治环境只是商品经济发展受阻的重要因素而已,中国的文化环境和普遍的小农意识在更大程度和更深意义上影响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
    总而言之,《研究》一书思路清晰,语言平实,有很多优点,弥补了前人研究中的薄弱环节,不失为我国古代社会商品经济宏观研究的一部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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