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居延汉简人名编年》
http://www.newdu.com 2024/11/25 04:11:02 汉阳陵博物馆网站 佚名 参加讨论
张小锋 居延汉简以其学术价值高、出土数量多、内含屯戍简牍众多的特有魅力，吸引着许多中外学者的极大关注。但是，由于居延汉简大多出土于汉代边塞烽燧，所载内容多不见于史籍，且多系断简残牍，这样就造成了居延汉简研究的三难问题，即“释文难”、“编连难”、“断代难”。1996年，何双全先生发表长文《居延汉简研究》、《敦煌汉简研究》[1]，依据简牍出土的地层关系和简牍载有的纪年，率先针对《居延新简》所录8424枚、敦煌地区先后掘获2508枚中的某些简牍的断代、缀合和简册编连作了初步研究，文章缺少详细的推理论证，亦未涉及“居延旧简”，绝大多数简牍的准确年代依然难以判定。就居延汉简目前的研究状况而言，“断代难”已成为影响普及和提高居延汉简研究水平的瓶颈因素。简牍无疑是研究汉代历史必不可少的第一手珍贵资料，但是要想得心应手的运用简牍资料来为自己的研究服务，却绝非易事。如果不能判定一枚简、一片牍的准确年代，就不能对其展开进一步的研究。否则，就会犯张冠李戴的错误。正因如此，居延汉简才变成了众多学者眼中的一朵带刺的玫瑰，使他们艳羡之至，却又望而生畏。李振宏、孙英民先生知难而进，倾多年心血所著《居延汉简人名编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6月第1版）一书，堪称居延汉简断代领域中的一部力作，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空白。 设想大胆、构思新颖，是《居延汉简人名编年》（以下简称《编年》）一书的特点之一。居延汉简反映的是汉代西北边陲的屯戍活动，而这些活动的展开是由当时居延地区的一个个具体的人物来承担的，如果没有这些名不见经传的活生生的人物，也就没有了汉代边陲屯戍的历史。研究居延汉简，无论从那一个角度切入，最终必将落实到研究汉简中的人物这一根本上来。自居延汉简破土之日起，一些甘于寂寞、不畏贫困、能坐得住“冷板凳”的学者，皓首穷经、呕心沥血，为居延汉简的研究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的研究，仅仅以某一个人、或某几个人作为研究的对象。《编年》一书第一次以独到的视野，把汉简所载的、曾在居延地区活动的所有的人物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可以说，其设想大胆、构思新颖。 方法得当，是《编年》一书的特点之二。方法得当，是科学研究的关键。只有如此，才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也只有如此，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来。1953年，日本学者森鹿三《关啬夫王光》[2]一文的发表，首创以人名为线索集成木简研究法，两年后，又运用同样方法，发表了脍炙人口的《关于令史弘的文书》[3]，从此之后，这一方法得到了简牍学界的公认而确立下来。由于运用这一方法时，每研究一个问题，必须认真对所有的材料作从头至尾的梳理、甄别、判断，而换一个研究对象时，又必须作同样的重复工作，既费时间又耗精力，所以学者多不愿运用此法，更不用说运用此法写出一本专著来。《编年》一书恰恰采用这一耗时费力的“笨办法”，以汉简出现的相同人名为线索，顺藤摸瓜，集中排比归纳，并运用逻辑推理，勾勒出这一人物的姓名、职务、年龄、籍贯以及与这一人物同一时期的活动人物的详细资料，廓清了长期以来笼罩在这一人物身上的迷雾，同时也将汉简中所载的一个个孤立的、散乱的、毫不相干的人物紧密联系起来。《编年》一书，“共考证出有确切年代的各类戍边人员一千四百余名”[4]，堪称一本居延汉简的《人物志》，对从事简牍研究的学者和非简牍研究的学者，均提供了极大便利。当然，编著《编年》一书的甘苦，只有作者本人最清楚了。 论证严密、态度严谨，是《编年》一书的特点之三。《编年》一书对每一个人物，从不妄下定语，而是经过认真分析，严格推理得来的。如在判定E·P·T52:110简所载甲渠鄣侯护的时代问题时，其犀利严密的论证风格毕显无遗（见《编年》第25－27页）。尽管简文仅有“二年二月丁酉朔丁卯，甲渠鄣侯护敢言之”等字样，著者仍然能推定该简为昭帝元凤二年（公元前79年）简。首先，著者检阅陈垣《二十四史朔闰表》，找出在居延汉简的时间范围内，与该简相符和的，只有昭帝元凤二年二月和王莽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二月的朔日是丁酉。接着，又从汉简本身和《汉书》中分别找到证据，推断出早在王莽始建国元年，“长安”、“居延”、“甲渠”分别已更名为“常安”、“居成”、“甲沟”，这样就可断定E·P·T52:110简绝非王莽始建国二年简。为慎重起见，著者又找到了另一证据，即从元始六年（公元6年）至甲渠更名为甲沟之后这一时间段内，任甲渠鄣侯的是一个名叫“放”的人，至此，E·P·T52:110简为昭帝元凤二年简、甲渠鄣侯护为昭帝时期人的结论已言之凿凿。当然，著者若再能依照简文图版，观察笔迹，而作出判断，其结论便更掷地有声了，因为，居延汉简中昭帝时期和王莽时期简文的书写风格有着一定的差异。又如，关于襄泽燧长阎乐成的判定（见《编年》第32页），著者排出10·36、14·3、407·10三简，并认为该三简都是判定阎乐成的相关简。其原因，一是居延简中载有“乐成”者仅此三枚，别无其他异姓同名者出现，二是三简均出土于地湾，尽管三简所记“乐成”身份略有不同、但皆隶属肩水侯官，故此著者认为三简所载“乐成”皆为一人。这一论证过程虽着墨不多，但合情合理，令人信服。当然，诸如此类缜密的论证，书中尚有许多，此不一一赘举。对于那些难以判定的人物，著者有一份材料说一份话，实在难以断定者，只好存疑，留待他人去分析探讨，由此可见，著者态度之严谨。 当然，《编年》一书也存在着美中不足的地方。表现之一、《编年》一书对上千名戍卒人物作了精心研究，成为学者探究简牍奥秘时必不可少的工具，如果能在书的前面或后面作一《人名检索索引》，无疑将会为本书增色不少。表现之二、敦煌与居延同为汉代边陲地区，由于地缘关系，当时戍边士卒的相互流动十分频繁，其烽燧出土简牍与居延汉简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研究居延汉简，必然要涉及到敦煌汉简，而《编年》却未能很好运用。表现之三、《编年》一书的有些地方还需进一步斟酌和探讨。如定佐博（见《编年》第47－48页），显然，著者将其定为一人。原简文为“陶乡啬夫定佐博（218·50）”，这里，定和博分为两人，啬夫与佐则分别为二人之职务。在汉简中，佐为一常见的职务，如置佐、书佐等。又如《编年》第108页写到：“刑齐的纪年简E·P·T56:193中标明的年代是‘初元年’”，揆诸原简，并无“初元年”字样，再通览全文，才知该简应为E·P·T51:193。又如《编年》第25页所引148·38简所载“颍川郡长祝里”，《汉书》卷28《地理志》载颍川郡有“长社”里而无“长祝”里，何双全先生编汉简《乡里志》时采《地理志》说[5]，尽管《编年》的主要目的并不在这些细节问题上，但也应在判定人物时加以说明。再如《编年》第7页所引E·P·T3:1载“代胡燧长程望”，这里“代胡”一词，文义不通，应为“伐胡”，等等。虽然，《编年》存在着这些美中不足的地方，但不能掩盖它的学术价值。它的出版，“可以说是简牍学研究中的一项开拓性成果”[6]，具有深远的意义。它是一个以人系年研究简牍的成功范例，不仅大大拓展了简牍研究的领域。而且还会带动相关领域的发展，如有关汉代姓氏文化的研究、中国古代下层民众生活的研究、中国古代军事制度的研究等等。 [1] 何双全：《居延汉简研究》、《敦煌汉简研究》，载《国际简牍学会会刊》第2号第1－114、115－166页，兰台出版社，1996年。 [2] 〖日〗森鹿三：《关啬夫王光》，载《东洋史研究》12卷第3号，1953年。 [3] 〖日〗森鹿三：《关于令史弘的文书》，载《东洋史研究》14卷第1、2号合刊，1955年。又见《简牍研究译丛》第1辑第21－3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4月第1版。 [4] 见朱绍侯先生为《居延汉简人名编年》一书所作《序》。 [5] 详见何双全《〈汉简·乡里志〉及其研究》一文，载《秦汉简牍论文集》第145－235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12月第1版。 [6] 见朱绍侯先生为《居延汉简人名编年》一书所作《序》。 （作者：张小锋，1971年——，男，汉族，历史学博士，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人文与行政学院讲师，10002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