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樵崇尚创新，相应地激烈反对因袭。在理论上，他对修史要求很严格，不仅内容、体例上不得墨守前人，就是语言也不能重复前人，甚至认为“左氏，楚人也，所见多矣，而其书尽楚人之辞；公羊，齐人也，所闻多矣，而其书皆齐人之语。今迁书全用旧文，间以俚语。良由采摭未备，笔削不遑”。真是够挑剔的。对于司马迁以后的史学家，郑樵几乎都持批判态度，其中一个原因是认为他们掠人之美，无所创新。他武断地指责班固《汉书》：“自高祖至武帝，凡六世之前，尽窃迁书，不以为惭。自昭帝至平帝，凡六世，资于贾逵、刘歆，复不以为耻。况又有曹大家终篇，则固之自为书也几希。”并认为“后世众手修书，道傍筑室，掠人之文，窃钟掩耳，皆固之作俑也”（42）。郑樵这样评论过分苛刻，是否符合事实姑且不论，从中完全可以领悟出他反对因袭的态度是相当鲜明的。
在创新和因袭关系上，郑樵认识比较模糊。他一方面坚持创新和因袭要合理地融会一体，认为可以采前人之书，但必须自成体系，成一家之言，他编《通志》时就说：“纪传者，编年纪事之实迹，自有成规。不为智而增，不为愚而减。故于纪传即其旧文，从而损益。”他的食贷、刑法等五略也是本杜佑《通典》。但在另一方面他将创新和因袭完全对立起来，前人在体制、语言上稍有因袭者，象司马迁间用楚辞齐语，班固资于贾逵、刘歆等，他都不能客观地辩证分析。特别是班固《汉书》损益马迁之史一事，我认为与郑樵修史颇有相似之处，既有因袭，更有创新。断代为史在当时就是从实际出发对通史的突破，郑樵认识不到这一点，却说什么“后之史家，初无所得，自同于马迁，马迁之书，迁之面也，假迁之面，而为己之面，可乎？使迁不作，则班范以来皆无作矣”（43）。此话有点虚妄。由于郑樵宽以恕己，苛以责人，造成后人“纷纷攻击，势若不共戴天”（44）。马端临、戴震、章太炎等人都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法加以攻击。当然，计较于枝节细末也是不可取的。
注释：
①⑥⑦⑩（12）《通志·昆虫草木略·序》。
②《春秋繁露·重政篇》。
③《晦庵先生文集》卷三九《答陈齐仲》。
④（18）（19）（25）（27）《夹漈遗稿》卷二《寄方礼部书》。
⑤⑧（11）（26）（28）（33）（40）（42）《通志·总序》。
⑨（20）《通志·艺文略第三·隋志·按语》。
（13）《通志·天文略·序》。
（14）《通志·图谱略·索象》。
（15）（21）《通志·图谱略·明用》。
（16）（17）《通志·图谱略·原学》。
（22）《通志·氏族略第三·按语》。
（23）《通志》卷179《宦者传第一·按语》。
（24）（31）（32）《通志·灾祥略·序》。
（29）《通志·谥略·序论第一》。
（30）《宋史纪事本末·建炎绍兴诸政·张溥曰》。《通志》卷三上《三王纪上·按语》。
（35）《通志》卷一《三皇纪》。
（36）《少室山笔丛》卷三十《四部正伪上》。
（37）《通志》卷五《前汉纪》。
（38）《通志》卷十一《宋纪》。
（39）（41）（43）《夹漈遗稿》卷三《上宰相书》。
（44）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五《申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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