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①a本文有一份较长的底稿，作为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发展更大范围研究的一部分，已递交1994年美国史学年会。
②a章炳麟（太炎）：《哀清史》，见《訄书》第59（上海，1904），第161-162页。
①b白乐日（Etienne Balazs）：《中国文明与官僚政治》（耶鲁大学出版社，1964），第135页。
②b在最广泛意义上，文化可以被定义为“一个群体的社会的和思想的构成”。
①c参见格奥尔格·G·伊格尔斯（Georg G·Iggers）：《德国的历史观念：从赫德尔迄今史学思想的民族传统》，修订本，（康州，米德尔敦；韦斯利大学出版社，1983）
②c关于梁启超的群的观念，参见梁启超《说群》。关于兰普雷希特的观点，见《德意志史》，1891；见《近代历史学》（夫莱堡，1905），E·A·安德鲁斯（Andrews）英译《历史是什么？》（麦克米伦，1905）。关于爱德华·伯内特·泰勒见《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第3卷（1968），第527页。泰勒的文化定义（1871）：“文化或文明，就它广泛的人种学意义而言，是一个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而获得的所有其他的能力和习惯的复合体。”
③c虽然一份更长的名单可以包括康有为、王国维、罗振玉、胡适和其他人，但因为本文讨论新世纪之初通史的发展，所以我选择这两个人。
④c关于章学诚的著作与新“通史”的关系，参见何炳松《通史新义》（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年）第7页。
①d马恳西：《泰西新史揽要》，李提摩太译（上海：广学会，1895），引自第九版（1902）。此书原为罗伯特·麦肯西（Robert Mackenzie），《十九世纪史》（1880年）。
②d尽管人们很注意后来受到西方历史著作影响的日本历史著作对梁启超的影响，但在有关这一时期的研究中，此书在改良运动初起的早些年间的重要性却一直是被忽略的。
③d参见苏慧廉（Willam E·Soothill）：《中国的李提摩太》（伦敦，1924）第183和221页。苏慧廉这一时期正在中国。
④d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和《读西学书法》（1896），时务报馆代印，第5-6页。
⑤d参见厄尔·威尔伯·道（Earle Wilbur Dow）：《新史学的特征：关于兰普雷希特的“德意志史”》，载《美国历史学评论》了（1898），第431-448页。
⑥d李提摩太：《泰西新史揽要》，序，第3页。
①e马恳西，前引书，第7-29页。
②e梁启超：《新史学》，见《饮冰室文集》4册1卷，第7页。
③e同上，第2-4页。
④e章炳麟：《哀清史》，第156-159页。
⑤e同上，第162页。
①f参见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元史学（Metahistory），十九世纪欧洲的史学想象》（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873年），第93-94，142-143页。
②f夏曾佑：《最新史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商务印书馆，1904年）。1933年重刊，更名《中国古代史》。夏是梁和谭嗣同的密友。
③f参见邓嗣禹在《最近五十年的中国史学》一文中的评论，《远东季刊》8卷2号（1949年2月）：第131-156页。
④f夏曾佑：《中国古代史》，第1-2页。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学林》，1941，第12-18页）一文中有关于夏的通史写作的叙述。
⑤f夏曾佑：《中国古代史》序，第2卷。
⑥f参见周予同文中第12-18页关于夏曾佑部分。赫胥黎（T·H·Huxley）《天演论》，严复译，1898。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群学肄言》严复译，1903年。
①g夏曾佑：《中国古代史》，第5页。那珂通世（Naka Michiyo），《支那通史》（1891），由罗振玉于1899年介绍到中国，他为此书作了序言。罗是主张学习日本以振兴中国的热烈倡议者。周予同《五十年来》第17页，有证据说夏知道那珂的作品和其他日本人所著中国通史。据周予同，夏在1924年纵酒逝世，大约是他在百日维新灾难性的失败和他的朋友谭嗣同被处决以后日愈消沉的结果。
②g据夏的序言，为了方便读者，他对一切名字特意选择了最简单、最通俗的形式。这表明他预想的读者群是广阔的，不是过去狭窄的精英文人。
③g顾颉刚和王锺麟：《本国史》（3卷。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
④g顾颉刚：《本国史》卷1，1-22页。
⑤g同上，1页。
①h顾的通史预示着他以后之提倡历史地理学以及随之而来的对种族问题的兴趣。
②h顾颉刚：《本国史》第1卷，第4页。
③h同上，第8页。
④h同上，第18页。整个事件可参见顾颉刚，《我是怎么样编写古史辨的？》，见《古史辨》（1982）。
⑤h同上，第12页。
①i顾颉刚：《我是怎么样编写古史辨的？》，第18-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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