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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据上述，可见自本世纪上半叶年鉴派史学兴起以来，由于片面追求史学科学化而致严重偏离大众化发展趋势的问题，在西方社会史研究中较普遍存在。这种偏向，使史学著作面临失去大众读者群的巨大压力。对此，促使人们去思索什么是史学的学科特征和史学的社会效益问题。毫无疑问，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日益发展的推动下，科学化应该是现代史学发展的一种趋向。但作为史学自身的久远传统，人文性及与之密切相关的文学性，已成为其不可否认的特征属性。因而史学的科学化趋势，终究是有一定限度的。近代史学的大众化发展趋势，更决定了史学的文学性特征不容轻否。有的学者提出：“史学作为人文科学的基础学科，不能离开自身的特点来谈科学化。否则，史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地位和生存权利 就会受到威胁。史学应该是既有科学性，又有艺术性。史学现代化的任务和要求，应该既包括科学化，又包括人文化，两者缺一不可。”〔46〕这无疑是正确的。时至今日，是否拥有广大的民众读者群体，仍应是史学是否具有社会效益的表征之一，这也是史学不能失去其文学性的原因之一。史学的文学性主要通过其叙事技巧而获得表现。在7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复兴的“叙事史学”，主要是对史学科学化走向极端的一种反动。它要求用生动、形象的叙述，对年鉴派史学导致的高度理论化、抽象化偏向给予纠正。叙事史学的复兴，也意在为恢复史学的文学性。因为它认为，“年鉴派的赶超者们为了向社会科学靠拢而轻率地抛弃了史学的文学性，滥用分类法和大量数字，把往日的历史弄得面目全非，分割得七零八落。他们希望为史学的文学性恢复名声。”〔47〕在此情况下，年鉴派对自己片面追求科学化而导致的失误逐渐有所反省，对叙事史学的复兴表现出较宽容的态度。如乔治·杜比在《法国历史研究的最新发展》中，提到年鉴派史学进入第四个时期时承认，“写作中扩大了叙事的比重，从而和叙事体的历史重新联系起来。”又称新史学“重新成为一种富于生命力的文学，甚至超过了小说”〔48〕。在研究实践上，包括乔治·杜比在内的新史学四巨头，于1992年推出一部法国史，“以其可读性和趣味性在公众中激起一片叫好声。”〔49〕这是年鉴派对片面追求史学科学化失误的一种自我纠正，并对史学的文学性特征重新予以肯定。同时在80年代中期出现一个值得重视的动向：“勒高夫准备写一部关于圣路易的传记……他不否认这是一次方向性的转变……在他看来，传记体历史是普及历史的一个好方法”〔50〕。由此可见，对70年代以来叙事史学的复兴，年鉴派很快在80年代之后给予回应，并对史学的文学性与大众化问题正确进行了反省。同时法国民众的态度始终在他们的关注中。如上文所引安德烈·布吉耶尔的文章中，提到年鉴派史学面临危机，他认为“对于公众来说则是信任危机”。乔治·杜比在1991年对新史学再度感到充满信心时，在前述《法国历史研究的最新发展》中说道：“今天的法国历史学是健康的，而且比已往任何时候都健康。这是由于它受到了广大公众的热情支持。”这说明大众的态度在史学家心目中所占有的位置，因而它可以对史学的发展产生某种制约性影响。近年，在西方的社会史学流派中，有一派分析的微观史学。这一派“社会史学家采用了最富人文性的表达方式，对历史演进过程中的事件和个人进行有声有色的叙事性描述，从具体的微观角度考察人们的心态变化。”〔51〕这个流派显然同叙事史学的复兴有关，而且其中包括年鉴派史学家。总之，从年鉴派史学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在追求史学的科学化目标时，不能忽视史学的文学性。这既与近代以来史学发展中的大众化趋势有关，也与现代条件下的史学发展应兼具科学性与人文性的双重品格相关。
    如前所言，在近代史学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大众化趋势，主要表现于史学在研究对象、表述形式及发展趋势诸方面，要受到来自社会大众方面的制约和影响。此外，如有的论者所指出的那样，随着“新的新史学”的兴起，“微观史”或“日常生活史”日益受到关注。而它已开始疏远科学，也不再像新史学主流那样自称为科学〔52〕。总之，西方社会史学的发展表明，史学在向科学化迈进的过程中，不能忽视来自社会大众方面的制约和影响，因而在促进现代史学科学化的同时，切莫忘记保留一块大众化的地盘。
    四、结语
    社会史研究中出现的科学化与大众化问题，在今后的史学发展中值得注意。史学的科学化，亦即借助跨学科研究从相关学科领域吸纳合理因素，以促使史学研究方法的改进，达到史学认识的科学化目的，是今后史学发展的趋势。但由于史学自身的人文性特征，以及大众的文化需求对史学发展形式的制约影响，决定了史学的科学化趋势终有一个限度。在这方面，西方史学由于片面追求史学科学化而出现的失误，可引为我们的鉴戒。如何正确把握史学发展中的这种关系，乃是史界同仁应予关注的问题。
    注释：
    〔1〕《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
    〔2〕于沛：《外国史学理论的引入和回响》， 《历史研究》1996年第3期。
    〔3〕《史学四种》，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9、12、36页。
    〔4〕〔37〕〔38〕〔46〕《当代西方史学思想的困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13、36、32、37页。
    〔5〕《唐代政治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8页。
    〔6〕如社会学的创始人之一斯宾塞已认为， 把社会学同历史学划分开来是一项最复杂的方法论任务。
    〔7〕〔15〕〔19〕〔48〕〔49〕《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第1期，第107、108、112、103-105、42页。
    〔8〕〔17〕〔19〕〔40〕〔41〕〔42〕〔44〕〔45〕〔47 〕《八十年代的西方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第124-130、125、73、140、274-275、123页。
    〔9〕〔12〕尹达主编：《中国史学发展史》， 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480-486、487页。
    〔10〕韩明汉：《中国社会学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8页。
    〔11〕《李大钊文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60页。
    〔13〕〔14〕冯尔康等编著：《中国社会史研究综述》，天津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29-33、38-39页。
    〔16〕〔24〕〔25〕〔27〕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54、63、64、65页。
    〔18〕〔43〕《世界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11期，第17、16页。
    〔20〕〔23〕詹姆斯·哈威·鲁滨孙：《新史学》， 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20、48页。
    〔21〕《史学理论》1987年创刊号，第57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0页注。
    〔26〕〔28〕《史学理论》1987年第1期，第46、59页。
    〔29〕〔52〕《历史研究》1996年第5期，第170、183页。
    〔30〕王学典：《新时期史学思潮的演变》， 《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
    〔31〕参见科林伍德：《历史的观念》，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四编。
    〔32〕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22页。
    〔33〕张广智等：《史学，文化中的文化--文化视野中的西方史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7页。
    〔34〕〔51〕《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第174、177页。
    〔35〕〔36〕《研究》1989年第4期，第102、151页。
    〔39〕朱孝远：《西方现代史学流派的特征与方法》，《历史研究》1987年第2期。
    〔50〕《史学理论》1987年第1期，第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