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对自由主义的批判与重建(6)
http://www.newdu.com 2025/06/26 10:06:05 美国历史研究会 赵刚 参加讨论
实验的经验主义把知识、价值和行动从旁观者传统中解放出来，并且建立它们之间相生相成的关系。对于过去知识论和伦理学追求确定性的批判，开启了不被决定的未来，与多元行动选择的可能，与社会智能的解放。行动的角色在此被突出，因为不确定性不再被视为需要被逃避的，反而是要被积极的、有方法的行动于其上，以求对它进行规约。规约的最重要标的当然是当代的诸多有重大公共后果的政治经济问题。这当然牵涉到一个问题：谁应该，谁能，进行规约。三、”公共“（the public）、公众（publics）与民主 旁观者理论把知识从价值和行为中抽离出来。这种理论在流行文化中的对应就是嗜欲文化。在嗜欲社会中，知识、伦理与政治被看成各自属于分离之领域，并占据某种准超越性地位，之间完全没有互动。杜威的实用工具主义即是将这三个据说占据了准超越性地位的领域，拉回到人间世之中，体察它们在生活经验中的关连与互动。因而，它们原先作为先验存有的神秘性格被拆穿了。一切有价值之事务不再被视为固定不移的好东西，而是被视为”被追求之物“（things to be obtained），或是”随之而变的事件“（dependent events）（qfc106）。杜威重构知识与伦理的计划对于激进民主的意义非常重大，因为它不可避免地拉到关于什么是政治（the political）的概念重构，而这当然包括公共和国家这两个重要概念的重构。 一般谈到”政治“，最常想到的是国家的结构与活动。这个流行的对政治的概念化将国家等同于政府--政治学作为一个学门即是反映了这个看法。在这个看法里头，”政治“=”国家“（the state）=”公共“（the public），在分析上，甚至实际上，被视为可以和其他活动（例如经济或其他”私人“活动）分离。这么一来，”公领域“和”私领域“、”国家“和”市民社会“、”国家“和”个人“……的对立就以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形式出现。 某些社会主义者，带着对现代性里的解放潜力以及人类全体的救赎的信念，相信当人们解除了压迫他们的生产关系后，国家作为一政治的异化力量也将消失。因此，对于国家机器的敌意以及认为它的最终取消，既是逻辑结论也是道德的至高命令。 对反于社会主义的反国家主义，有不同的国家主义根据现实的或道德的关心出现。两位代表性的国家主义者是霍布斯和黑格尔。对于黑格尔来说，市民社会这个现代范畴是冲突、斗争和不确定性的具现。国家这个理念则是市民社会的辩证对立面，表现了理性（reason）和普同性（universal）的胜利。国家的正当性基础因而不只是道德原因，还包括形上学（即，辩证法）的原因（qfc147-149）。对于霍布斯而言，脱离于市民社会穿透与干预的国家，其高耸入云之存在则是藉某种”实际的“理由正当化：人性本质上是自私邪恶的，时刻为自身利益提防与攻击他人。”自然状态“即是此一”各自与所有人为敌“之状态。因而，为了和平与统一，一个能终结自然无政府状态的权力--主权--必须建立。国家的形成即是臣民的大约定--每个在自然状态的人放弃他的力量、权力、判断、和意志，并将之交给一个大意志，不管它发自一个人，还是一群人的集合。 不管是黑格尔牌的或是霍布斯牌的国家主义，假如推到极端，会得到这个结论：与国家同义字的”政治“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因而任何形式的公私区别将不复存在。个人主义，不管是什么种类，都会被耻辱化为自私的或自我主义行径，因为在这样的国家主义下，”公共“即是道德，道德即是政治，政治即是国家。正因为公民的道德义务是服从国家，因之，凡是积极参与以谋改变既存政治安排的活动都被视为道德上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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