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我依照重要性来依次描述“西方特有的”历史思想特点：
1.西方历史思想最重要和最明显的一个特征是强调发展或进步的观念。易言之，即它对历史认识的“线性发展”观念。
1.1我所用的“进步”一词意思广泛，是一种认为历史的变化为累积而成（一代人站在另一代人的肩上）和不可违反（用俗语表达为“你不能让时间倒转”）的观念。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和麦考莱的《英国史》也许可视为这一组观点的代表性的论述。但是，这里的不可违反并不表示历史的变化不可避免或者总是变得更好。许多环境史的研究者和环境史学家和其他一些新的史学派流已经指出历史常常变得更坏。
历史发展和进步的观念和西方历史思想史上并不是从来就有的。相反，这一观念本身有其发展的历史。在西方，将“历史”视为一个发展的过程，为命运或天启所指引（尽管其主题是上帝的行为而不是人类的作为）则是一个既普遍又古老的假定。把这一过程看作不可违反和终将结束的观念也是同样的古老和普遍。这些观念深深地孕育在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传统中，产生了“圆寂”、“寂灭”、“救世主”、“千年王国”等概念。费奥的约阿希姆（Joachim of Fiore）及其弟子的历史哲学谈到了三世、天使教皇和末代世俗皇帝等观念，是有关这一主题的许多阐述的一种。另外，“先驱”的概念在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很流行。威克里夫和胡斯在路德的时候已经被认为是路德的先驱。
正如卡尔·留维斯（Karl Lwith）指出的那样，近代的历史发展观念可以被视为这些宗教观念的世俗形式。近代这一概念就是这一世俗化的例子。1789年以来所用的“革命”的概念，表达了变化为累积而成、不可逆转的观念。“演化”（evolution）的概念也是一样。“演化”最早为19世纪后期的历史学家所采用，同时也为社会学家、法律学家等使用。他们用以表示他们专业的科学性和达尔文式的发展演化。这一概念也反映了他们自己的信念。与此相关的是更精确和具体的“发展”（development）的概念，曾为宗教教义所限制于某个特殊的地区。在17、18和19世纪，“发展”一词本身得到了不少发展。渐渐地，个人的传记也开始按照这一发展的观念来组织编排了。
1.2这些不同的进步观念长期以来与它的对立面，即将历史变化视为循环往复的观念共存不悖。后一种观念曾在古希腊和罗马占有统治地位。在《旧约》中也有类似的观念。在文艺复兴时代，政治理论家认为政治制度的变迁遵循一种循环的模式，从君主专制到贵族制，然后到民主制这样循环往复。由于有了循环论的观念，才孕育了传统意义上的革命概念；“革命”这一词来自于“循环”（revolve）。“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都有同样的意思。[2]从基尔瓦尼·维拉尼（Giovanni Villani）到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的著作中可以发现，相持相衡的观念是西方历史思想中的基本主导性的观念。这一观念认为平衡有时会被打破，但不久就会恢复故我。比如，美洲的发现在一段时期里曾被认为是对西方在39年前丢失君士坦丁堡的补偿。
18世纪的维科把历史循环的理论作了重新整理，加入了“重演”（corsi,ricorsi）的概念。伏尔泰和吉本似乎也有历史进步的思想。他们都认为文明在现时比之遥远的过去有了进展。但是他们同时又指出这一进展并不牢固，一个野蛮主义的新时代可以把一切进步一扫而光。这样看来，他们的基本思想脉络是循环论。在20世纪，施宾格勒（Spengler）、索罗金（Sorokin）、帕雷托（Pareto）和汤因比（Toynbee）等思辨历史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重新用循环论的观点解释历史。他们有的认为历史为资本家和有钱人所轮流统治。
1.3勿庸讳言，历史直线进步观念在西方以外的地区也可以找到。像犹太教和基督教一样，伊斯兰教也追求救世主和千年王国。到了19和20世纪，随着基督教的传播和与当地文化传统的接触，这些观念在世界许多地方可以找到（如在中国、非洲、太平洋岛屿的“拜物教”中等等）。
尽管如此，我仍然要不揣冒昧地指出，在非西方的历史文化中，循环的观念似乎是普遍的认识而进化的观念常常是偶然的现象。传统的中国历史学家用王朝轮回来表达这种循环。伊本·卡尔顿的《历史导论》一书则提出了游牧和农耕文化的循环统治的著名理论。
2.与进步的观念有联系但又有所区别的是西方的历史的观念。
2.1所谓“历史的观念”，即“非编年史的态度”，我指的是一种认为过去不是一成不变的实体，而是一个特别变化多端，在每一历史时期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风格和个性的观念。我们可以视它为一种“文化距离”（cultural distance）的观念，或把过去视为“外国”（foreign country）的理论。[3]
这一观念也是历史的产物。古代罗马为其渊源，但其连续的发展在西方则在文艺复兴之后一直到视觉理论的发现〔艺术史家欧文·帕诺夫斯基（Erwin Panofsy）对此作了阐述〕。在艺术上，我们可以从曼特纳（Mantegna）力求精确表现古罗马的风俗和建筑中来看出。在语言学上，我们可以从瓦拉（Valla）对拉丁和希腊语言变化的兴趣中看出。在法学上，我们可以从对罗马法律和罗马文化的联系的逐渐明确的认识中看出。另外，从服装的变化中也能产生一种浅薄但清晰的将过去与现在分离的认识。不管人们是否同意这些研究，但这一把过去与现在区别开来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著述者和他们的评论者之间的批评交流有助于提高研究的水平，更清晰地认识到“历史的错位”（anachronism）这一产生于17世纪的术语的涵义。
在19世纪早期，由于浪漫主义强调每个时代的个性，人们更加注重时代的风格和地区的特色。这一风格不仅影响了历史编撰，产生了通俗绘画史的流派，而且产生了像司各特（Scott）和曼佐尼（Manzoni）等历史小说家。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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