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学术界比较注重对黄宗羲政治思想的研究，将其视为批判封建君主专制的斗士，而对其丰富的史学思想却几无论及。其实，黄宗羲还是清代浙东史学派的创始人。本文从史学思想和史料观两方面对其史学进行了初步探讨，认为黄宗羲倡导的经世思想、民族思想及对史料观点的阐发均有独到见解，无论在当时还是对后世都有重大影响在清代史学中占有重要地位。
黄宗羲是明清之际的著名思想家，清代浙东学派创始人，“学问渊海，名冠海内”[1]，“有明三百年无此人”[2]。黄宗羲于史学建树颇多，有“清朝文学开山鼻祖”之誉，其影响至大且巨，诚如梁启超所说：“梨洲学问影响后来最大者，在他的史学。”[3]而学术界对此尚未给予足够重视，笔者不揣谫陋，试图就其史学思想和史料观问题作一探析。
1.黄宗羲史学思想可从以下几点论述。
（1）倡导经世致用学术与事功相统一，为社会现实服务，此谓经世致用。我国儒家思想讲求积极入世、政治本位和佐君教民，目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儒家学派创始人的孔子是倡导经世思想的第一人。司马迁著《史记》，力探历代兴亡之理，目的仍是经世致用。杜佑则把“将施有政，用乂邦家”[4]作为编纂《通典》的宗旨。后来的学者如宋朝的吕祖谦、陈傅良、叶适、朱熹，明朝的王守仁均力图将自己的学说实施于社会。至明代后期，社会矛盾尖锐，顾宪成、高攀龙、徐光启、陈子龙和张溥为挽救明朝危亡，大力倡导经世致用，使之逐渐形成一种社会思潮。
明清之际，汉族士人面对“神州荡覆，宗社丘墟”的残酷现实，痛定思痛，大声疾呼学术要匡时救世，“他们对于明朝之亡，认为是学者社会的大耻辱、大罪责，于是，抛弃明心见性的空谈，专讲经世致用的实务。他们不是为学问而做学问，而是为政治而做学问”。[5]代表人物有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朱之瑜、傅山、李颙和颜元等人。清初学者大都强调“实践”、“实行”、“实功”、“实事”。黄宗羲生当历史大变革时期，且受其师刘宗周影响，对王学末流的鞭笞与经世思想的提倡可谓不遗余力，这在当时具有特殊意义。
元明以降，士人只读《四书》、《太极图说》等书，“修饰字句，流连光景。高文巨册，徒充污惑之声而已”、使理学流变成“词章之学”[6]，崇尚空谈。明朝末年，王学更与禅宗打得火热，虚托儒学之名，实售佛老之说，放纵肆恣，流弊丛生，黄宗羲斥其“高谈性命，直入禅障，束书不观”[7]，袭语录糟粕，守“方隅”之见，沿“陈因”之言，“但患不能行，不患不能讲”[8]，却假儒家之名以欺世，视治财赋者为“聚敛”，开阃捍边者为“粗材”，读书作文者为“玩物丧志”，留心政事者为“俗吏”[9]。当天崩地坼之时，他们却毫无作为“惭无半策匡时难，唯有一死报君恩”，只得“听其陆沉鱼烂”[10]。因此，黄宗羲主张“道无定体，学贵适用”，反对“学道”与“事功”分离，认为，一个学者应先具备“经史之劝”，才能经世，而六经皆“载道”之书，二十一史，包含“经世之业”[11]，强调以经术为本，从六经开始探索经世之道，在主持甬上讲经会时，他告诫学生，文章不本之经术，“非矜《集注》为秘录，则援作用为轲传”[12]。其友李邺嗣说黄宗羲“教人必先通经，使学者从六艺以闻道”[13]。此外，还要通晓历史，因为史学是用来“达变”的。说学术必“源本”于经术，而后不为“蹈虚”；须“证明”于史籍，尔后足以“应务”，学者欲“不为迂腐，必兼读史”[14]。为矫明末王学束书不观流弊，黄宗羲率先垂范博览经史百家书，终生阅卷不缀，时至晚年，仍夜以继日。寒冷冬夜，身裹缊袍，置双足于土炉，“执卷危坐”；炎热夏天，则以麻帷蔽体，小灯置帷外，“隔光翻书，常至丙夜”[15]。一生遍读《春秋》、《诗经》、《尚书》传注皆数十家，《三礼》传注十余家，《周易》传注百余家。于史籍则读毕《献征录》、《明实录》和《二十一史》。他读书善于思考，“深求其故，取证于心”[16]凡事必深入探求其所以然，然后得出自己理性的判断，如他对“《三礼》之升降拜跪，宫室器物之微细；《三传》之同异义例，氏族时日之杂乱，钩稽考索，亦谓不遗余力”[17]。由于好学深思，且能融会贯通，使他成为一位学问十分渊博的大学者，全祖望赞誉道：“梨洲以濂、洛之统综合诸家，横渠（张载）之礼教，康节（邵雍）之数学，东莱（吕祖谦）之文献，艮斋（薛季宣）、止斋（陈傅良）之经制，水心（叶适）之文章，莫不旁推交通，为从来儒林所未有”[18]。在其影响下，甬上学子掀起红红火火的读书热潮，以经术为“渊源”，以史书古文为“波澜”[19]，经史之学蔚起，“前此讲堂锢疾，为之一变”[20]，明末王学的空疏学风得以扭转。
黄宗羲经世致用思想的特征是致力于探赜明亡原因，批判君主，改革社会。这与先儒只限于图谋封建社会长治久安的经世思想有所不同。清初史家，“身经丧乱，多欲追叙缘因，以显来世”[21]。黄宗羲研究历史以明代为重点，其著述大都有关明史，目是的经世，如《明夷待访录》尽是“经世之文”，清人汤斌说：“得读《待访录》，见先生经世之实学。”[22]黄宗羲对明亡原因的探讨虽未完全抛弃天命观，但强调人的作用关乎世运兴衰，说：“兴亡之故，虽曰天运，固未尝不由于人矣。”[23]他总结出明亡原因有：①异族入侵。自夏商周三代以降，“乱天下者无如夷狄矣”[24]。②宦官之祸。汉唐宋虽均有奄宦之祸，“然未有若有明之为烈也。汉唐宋有干与朝政之奄宦，无奉行奄宦之朝政”[25]，宦官控制朝政，无恶不作。③空疏学风。士大夫平时“无事袖手谈心性”，天下有变，“则蒙然张口，如坐云雾”，一筹莫展。④朋党之争。“有明朋党之争，至于亡国”[26]。另外，还有重武太过，建都失策，兵制及科举弊病等等，其根源在于专制君主的暴政，故他对君主专制进行了辛辣的批判。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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