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人们公认，中国目前的社会正处于史无前例的转型期。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人文科学的“龙头”--历史学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危机。而且，危机一直持续至今。于是，在“史学危机”余音袅袅的氛围中，人们又合乎情理地提出了“史学改革”的呼声。对此，学者们的普遍看法是：一方面，史学与社会脱节了，即史学越来越无法满足社会转型期所提出来的多种多样的复杂需要；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阶段，社会本身对史学研究的需求量必然是趋于越来越小。这两方面因素结合起来，就只能使人们认为：史学除了忍受冷落，似乎没有其他更好的出路。也就是说，在社会转型期，史学的社会功能只能是一句无法落实的“空话”，史学的学术功能更是一句不着边际的“大话”。而“大话”加“空话”似乎向来就是史学语言基本风格。只不过，这种传统风格在目前的社会转型期的新形势下遇到了未曾预料到的有力质疑和全面挑战。
因为社会转型期是一个艰难而又漫长的过程，是一个痛苦而又复杂的过程，它排斥一切虚假和空洞。而惯于“弃虚作假”的历史学便第一次碰上了这个转型期的社会“克星”。可以说，历史学的千年辉煌至些才算正式终结，历史学的不朽盛世至此才算正式结束，历史学的喜剧至此才算落下帷幕，历史学的历史至此才算划上句号。在此之前，历史学一直以“学界老大”的身份自居，自恃甚高，甚至一度还自诩为“唯一的社会科学”。而社会转型期的特点是：根本不理睬历史学的虚张声势和陈腐说教，而专注于那些最能为社会改革提供直接而有效帮助的科学知识。社会不会再为自己的未来与出路，去不耻下问地求教于历史学的训示和指导。曾几何时的繁荣变成了现时的冷落，车水马龙的热闹变成了门可罗雀的寂寞。众星捧月的得意变成了无人问津的屈辱。惯于记忆的历史学现在再也不愿轻易回忆什么。昨天还得宠于政治和权力，今天却被毫不怜惜地跑向市场和商业。风光几千年的历史学，诚然是老大不小了。可谁能想到，垂垂暮年的历史学竟然又要改换门庭，别投新主，落到这般田地。中国历史的传统之一就是“重义轻利”，保国历史学更是把这一传统推崇到登峰造极无以复加的地步。所以，“二十四史”对道德作用的夸张和吹嘘绝对要远远超过对实际利益的认真分析。从不言利的历史学今天不得不要为自己的切身利益而奔走呼号，耻于言利的历史学今天不得不为保护自己的利益而四处钻营了。以言义始，以求利终，这莫非就是历史学的命运？这难道就是历史学的福祉？从衮衮荣耀沦为可怜兮兮的历史学什么滋味都有，又什么滋味都是感觉不出来。这就是麻木（这也被称为“史学危机”。尽管这只是史学危机的一部分内容或一种表现）。当然，这种麻木是暂时性的、间歇性的、阵发性的。
尽管如此，它依然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因为它在理论上包含有这样一个逻辑。这个逻辑就是：史学危机（也就是史学研究这门职业的不景气）主要是由社会造成的，而这个社会又处于非常时期，一旦社会走上正轨，恢复常态，即社会转型期完成之后，就会为历史学的发展与繁荣提供充分的条件。基于这个逻辑，人们乐观地预言，现在的社会不是历史学大显身手的场所，只有等到社会转型期基本完成之后，社会才会重新对历史学产生大规模的需求，到那个时候，历史学才能东山再起，一展宏图。因为新的社会结构将会对历史学提出新的要求，同时，新的社会秩序也能为历史研究提供充足的物质资助。这样，历史学就可以立足于新的社会基础去全面发挥自己的学术功能和社会功能，去总结人类的全部经验，去重新探索历史的所有规律。而处于转型期的社会是顾不上照顾和保护历史学了。
在这里，我不想过多批评这个看法的局限与片面，而只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即，我试图提出这样三个问题，那就是：第一，在社会转型期中，史学与社会的联系是更紧密了，还是更松散了？第二，史学应对社会转型持什么态度？社会应对史学变革提出什么要求？第三，社会转型期能给史学变革提供什么帮助？史学变革又能给社会转型提供什么帮助？
提出这三个问题，就意味着要求历史学必须彻底转换自己的认识视角和观念维度，学会适应社会，也就是学会适应生存。“适者生存”，这个大自然的进化原则，对人类社会不例外，对科学知识也不例外，对研究人类社会进化与发展的历史学更不例外。如果历史学不能很快地做到适应社会转型的需要，那么，历史学就必然要被转型期的社会所淘汰。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现实，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件。如果意识不到它的严重性，依然沉溺于幼稚可笑的想入非非之中，把转型之后的社会误认为是历史学的又一个“黄金时代”，是历史学的“天堂”，是历史学的“福音”，就未免太煞风景了。所以，全面认识史学与社会的复杂关系，是重建史学观，也就是建立新的史学观的一项重要任务。
下面我们就按照刚才提出的三个问题来依次展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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