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段很有价值的文字。它首先写出华佗“本作士人，以医见业，意常自悔”。说明华佗不以医为荣，更不以此骄人。曹操请治头风，佗据实告以难于近期根治，只可经常用药物缓解。他更不愿久在曹操手下为他效力，加以回乡心切，即借故还家。曹操需要他的疗治，他却不为权势所屈，终于触犯了这种人物，当然难逃毒手。即使荀彧爱才，说情也无济于事。令人悲哀的是，华佗的医书竟因狱吏畏怯不敢收留，而“佗亦不强，索火烧之”。然而，曹操也终于受到了应有的惩罚，爱子病死，使他有悔恨之心，这和前面杀华佗时那种“不忧！天下当无此鼠辈耶”的话恰成对照。在华佗的身上，曹操毁灭了人材，更毁坏了有价值的医学成果，曹操是一个罪人。陈寿如实地记述了这一名医的惨死，其惜才之心处处可见。
在《王肃传》里，陈寿借魏明帝与王肃谈论学问的事，生动地记述了一则关于司马迁写《史记》的对话，那是极有价值的文献：
帝又问：“司马迁以受刑之故，内怀隐切，著《史记》非贬孝武，令人切齿！”对曰：“司马迁记事，不虚美，不隐恶，刘向、扬雄服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谓之实录。汉武帝闻其述《史记》，取孝景及己本纪览之，于是大怒，削而投之。于今此两纪有录无书。后遭李陵事，遂下迁蚕室。此为隐切在孝武，而不在于史迁也！”
这段文字的意义是多方面的。可以看出，魏明帝认为司马迁借《史记》诽谤武帝，以报刑辱之恨，使他觉得“令人切齿”。而王肃有理有据地为司马迁伸张正义，先指出司马迁“不虚美，不隐恶，刘向、扬雄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谓之实录”，从前代名贤的评论中说明司马迁的著作并无虚假成份。又以当时的《史记》中孝景、孝武两纪“有录无书”，以证实汉武帝“削而投之”的后果。在此基础上，王肃进一步指出，汉武帝并不因此善罢干休，他怀恨在心，在等待着报复的机会，终于得到了“李陵事，遂下迁蚕室。”由此便得出不可动摇的结论：“此为隐切在武帝，而不在于史迁也！”王肃以史实纠正被魏明帝颠倒了的历史，为史臣的做人及著述之难大鸣不平。更有价值的是他提供了曹魏时期《史记》中孝景、孝武两纪尚属“有录无书”的史实，可知今本《史记》中此二纪确为后世学者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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