贯穿在里面的核心是皇帝对史学的性质和著作的认识有了深化，他更直接地把国史看作自己个人至多是本家族的历史。这种史学与其说是提供借鉴，勿宁说是表现一般。
六朝以来各种史学体裁大多具备，由于官府和历史学家的共同努力，到这一时期已经积累了大批的史料典籍，而当时却没有创造出一种比较先进的编篡方法，所以史料的大量堆积和政府的迫切需求之间就发生了冲突。私人著史一是材料缺乏，因为每一新朝建立，总是先把旧朝的政府书库里的典籍全部垄断过来，并诏令州县私家广献秘书珍本，许以布帛财产的赏赐和入仕做官的优越权利，这样，民间的史书就很有限了；二是政府史官修史，若单独经营，各自为战，则史料浩瀚，难以遍览，记事抵牾，不易考订，况且人非马、班，岂能传、志皆精？加之著作时间长久，其评述，其论点，也不一定皆吻合于皇帝的心思。与其由私人累年修改，倒不如让官府短时完成。这样，观点统一，效果显著。况且，皇帝满意，史官轻松，何乐而不为？对于集中于官府修史机构进行著作，史官们是没有什么异议的，因为自魏晋以来的几百年的史学历程，已使历史学家们养成了一种可怕的惰性，习惯于服从皇帝的指示，而不肯去理性地思考一些问题，提出一些包含有自己史学修养和历史见解的观点。如果说政治上，大臣们多少还保持着一些有限的自由权利，敢于向皇帝提出建议、批评，甚至面折廷争的话，那么，在史学上，史官们则从没有一个敢于把自己观点毫不隐晦地上呈皇帝，或如实地记载和描述当朝皇帝的登龙术和发家史的。尽管可以对皇帝的现在表示某些不满，但决不允许对皇帝的过去有丝毫批评，因为，现在只是现在，而过去已成为历史。
事实上，皇帝对史书作用的理解是愈来愈深刻的，这一点，在开国君主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这是因为，他们是经过了一段可以被称作“历史”的人。比如，北魏的宣武帝就曾迫不急待地要求崔鸿把未作完的《十六国春秋》一部分半成品送给他看，隋文帝也是如此。我们不是指责这种皇帝个人的行动，只是批判这种皇帝个人所代表的专制政治。到了唐太宗，干脆把二十余家《晋书》全部废掉，并对南北朝史书进行改造、编篡。历史活动的剧烈程度决定了表面上起支配作用的统治集团对历史问题观察的广度和理解的深度，他们就依据这个标准来制订史学政策，规定史学任务和方向。同时每一个王朝的上层人物与一般学者对共同的历史的看法也都有着基本的相似之处，而决没有本质的对立观点--因而也就不可能产生所谓异端历史学家。如果有分歧，那也只是在个别问题上和史学的具体手段上而已，这就是为什么尽管每个新兴的王朝的要求不一样，而且是越来越专制，但史学家却很快能够适应这种环境，扩展这种环境。令人惊奇的是：他们还能在这种几乎令人窒息的史学天地里很不错地生存下去，创造出新的作品。在这里，显然不能片面说皇帝喜欢专制，而史学家则不喜欢专制。事实上，在专制与否的看法上，皇帝与史学家往往有着惊人的相同之处。也就是说，二者都是在认真思考的，二者都在各自的领域内对历史和历史学的关系进行了深思熟虑的总结和反省。双方都共同趋向于专制的目标。当然，不可否认，皇帝与史学家的关系也会破裂，那只是因为专制的程度更强了一些，专制的要求过多了一些。但史学史的曲线向我们清晰地显示出，无论如何，史学专制的色彩是越来越浓厚了。
官府修史一般都有着相当严格的程序，史臣们分工修完史书，先经监修国史的宰相审查过关后，再奏请皇帝御览，不满意的重修，如此几个反复，一部史书才算正式定稿。唐太宗不但在政治上、军事上雄才大略，在史学上也是如此，他对史学的认识无疑总结了前代所有皇帝制订史学政策的利弊得失。正由于他对中国古代史学的本质有着敏感的把握，才导致他把皇帝对史学的垄断化正式法定下来，形成严格意义上的史学政策，并取得了骄傲的成功。隋朝虽有诏令禁止作史，但却没有一整套完善的修史机构，也没有举行过大型的修史活动，只对个别史书做过些微不足道的改作。唐高祖虽然正式下诏作史，但没有什么成绩，《旧唐书》说“（萧）瑀等受诏，历数年，竟不能就而罢。”（卷七十三）这主要是因为修史者多非史才，说明单有官方的政治优势，而没有第一流的历史学家的得力配合也是不行的。唐太宗接受了这个教训，选拔和重用令狐德棻和素有家学渊源的姚思廉和李百药。甚至他还亲自作了《晋书》的四篇史论：《宣帝纪》、《武帝纪》和《陆机传》、《王羲之传》，以表示自己对历史人物的见解和对史书作用的重视，实际上这已经开了清朝乾隆帝御批《通鉴》的先例。世界史学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的君主象中国古代的皇帝那样对历史学表现出如此浓厚的兴趣和特殊的关心。同样地，也从来没有一个民族的历史学始终不谕地向着高度专制的国家政权表示出这般忠诚的爱情和赤裸裸的献身精神。这正是中国历史学的最光彩的优点，也是它最糟糕的缺点，既是它的本质，又是它的表象；也就是说，在中国史学发展的历程中，它生命赖以存在的精神秘密和表现形态完全吻合为一了。在这里，不存在有灵魂与肉体，本质与现象之间的差别，可以说，这种内在与外观合一的特征，既是中国古代史学异常发达的必要因素，同时更是它畸型、空虚、苍白的决定因素。这就意味着中国历史学的价值只能与其国家政治的命运相共存，永远是它的附属品，而丝毫不能脱离它的母体而先行一步。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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