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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中行:《史记》妙笔三例


    还是多年以前,我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之约,给他们的“阅读和欣赏”节目写了几篇解说古典作品的文章,记得其中有语文课本的选文,有《聊斋志异》的故事。承编者好意,有一次交稿,问其后还打算写些什么。我一时力小而心高,未再思三思就说,聊斋故事已经写了两篇,还想写一篇,凑个事不过三;此外还想谈谈《史记》的奇笔,推想对写作会有些启发,计可以成三篇,播三次。慷慨话说过,不想编者就记在账上。然后是宛转催索。聊斋故事只一篇,比较容易,于是把菊花精黄英女士请来,协助还了愿。《史记》呢,就一直没有下笔。原因有两种。其一轻些,是广播文难写,一要变诉诸目为诉诸耳,这就不能不“白”,即浅易流利,像话;二要恰好五千字支持半小时,没有昔年制义的训练就难得应付裕如。其二重些,是我有自认为更急的文章要写,拿不出洋洋一万五千言的时间。我先是拖一阵,后来决定赖账。承电台编者体念下情,用沉默的方式表示不再催索。可是我却没有忘记这久存于心的想法,即《史记》的这类妙笔颇值得说说。还旧账,难;不如也来个妙笔,写一篇诉诸目的,大题小作,点到为止,也许压三为一,总共五千言就成了吧?于是决定写这一篇。
    近年选讲《史记》的文篇,以及书,不少,其中常收的是多篇列传,如廉颇蔺相如,魏公子,李将军,魏其武安侯,刺客,滑稽之类。这是因为,这类传中有生动的人物活动,读者会感到有兴趣。人物活动写得精彩,是文笔高妙之一证。我这里想谈的,是人物活动以外,文笔还可以主要表现自己,至少我看,那就更高更妙。想举两篇加一组为例:两篇是《伯夷列传》和《货殖列传》;一组是多篇后的“太史公曰”,其后史书称为“论赞”的,篇数多,只举少数为例。
    一《伯夷列传》
    为人立传,不管依什么法,都应该由传主写起。《史记》就是经常这样的,如《廉颇蔺相如列传》,开头是“廉颇者,赵之良将也”,《魏公子列传》,开头是“魏公子无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厘王异母弟也”,《李将军列传》,开头是“李将军广者,陇西成纪人也”。《伯夷列传》却不然,开头是:“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诗》《书》虽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为什么忽而这样不守常规?还有更不守常规的,是全篇七百八十二个字(依古法,不计标点),写伯夷、叔齐,由“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起,中间叙述兄弟让君位,互不相下,都逃走,欲投奔西伯昌(后追尊为周文王)而西伯死,路遇武王伐纣,谏而不从,周灭殷,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到“遂饿死于首阳山”止,只用二百一十三个字,不及总数的三分之一。不守常规必有原因,我们无妨猜一猜。一种可能是伯夷、叔齐事迹少,所以变个写法,敷衍成篇。显然,这个理由不怎么强有力,因为同样用常规,可以有话即长,无话即短。另一种可能是兴之所至,因而就忘了常规。这个理由也不成,或更不成,因为太史公著史,是遵老太史公司马谈之嘱,当作“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的大事做的,不会拿起笔而听任兴之所至。兴之所至的反面是有所为。为什么?这要看他于伯夷、叔齐的事迹之外,都写了些什么。我以为,像下面这样的话是值得反复琢磨的:
    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洁行如此而俄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蚤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亦各从其志也。故曰:“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雕。”举世混浊,清士乃见。岂以其重若彼,其轻若此哉?
    “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贾子日:“贪夫徇财,烈士徇名,夸者死权,众庶冯(凭,依赖,恋)生。”“同明相照,同类相求。”“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岩穴之士,趣(趋)舍有时,若此类,名堙没而不称,悲夫!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哉!
    三段,第一段意思最沉痛,是世道很坏,干坏事走运,干好事倒霉,使人灰心;天道也靠不住,经常是好人得恶报,坏人得善报。怎么办?于是过渡到第二段,灰心而良心不能泯灭,只好洁身自好,甘于举世皆浊而我独清。可是想到人生一世,甘于独清,究竟所为何来?于是又来个第三段,慨叹有不少隐居之士,道高德重,却没世而名不称,与草木同腐,也不免于心境凄凉。
    所有这些感慨与伯夷、叔齐有什么关系?可以说有关系,是这些感慨都是伯夷、叔齐引起的。有伯夷、叔齐饿且死时作的歌为证,歌辞是:
    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
    歌的主旨是对世道绝望,所以勾起同样的感慨。也可以说没有关系,因为对于伯夷、叔齐,孔子的评论是“求仁而得仁”,孟子的评论是“圣之清者”,都是由钦佩人品方面着眼,太史公这三段却是躲开本人,大发其愤世嫉俗的议论。这有关系无关系之间,也可以挤出个骑墙但合情理的解释,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酒杯确是他人的,而借,则着重浇自己的块垒。这样做好不好?用制义的清规戒律衡量,这是放松中间的八股,而在大结上用力发挥,不合常规事小,放言无忌,会惹来横祸事大。撇开制义,评论就会是另个样子。比如用两个标准衡量,一是内容的分量重不重,二是感人的力量大不大,我们就都会承认,痛心世道,慨叹人生,分量很重;行文一字一泪,使千载下的人诵读,也禁不住要陪着落泪。说起泪,我们又不能不想到太史公的身世,或加细说,品格、见识、抱负和遭遇。他心在天上,眼却不能不看地上,于是他愤懑,就不能已于言。这可以直截了当,于是他写了《报任安书》;也可以借题发挥,如《伯夷列传》就是这样成篇的。这样,至少我看,这打破常规的写法就不只是也可,而是更好,因为更沉痛,用时下的话说,更有教育意义。
    现在可以回到本题,看这笔法之妙可以给我们什么启发。我觉得有两个方面值得深入体会。一是执笔为文,要有分量重的内容。何谓重?不过是发自内心的悲天之怀和悯人之泪而已。二是文无定法,应该随着思路驰骋,有时合了常规,起承转合,可以;有时不合常规,如用兵之背水一战,也未尝不可,甚至未尝不好。
    二《货殖列传》
    《史记》选本,我看过一些,几乎都不选《货殖列传》。推想原因是,内容讲古所谓食货、今所谓经济的情况,怕读者感到难,并且干燥。我的看法不同,甚至可以夸大说,《史记》列传七十篇,如果不能都读,挑挑拣拣,不管选取多少,《货殖列传》一定要入选。理由有求知方面的,是往古的经济情况,与社会和人生关系密切,应该知道。这里只说写法方面的,是一,内容复杂,最难写,我们应该见识见识,在太史公的笔下,如何举重若轻;二是本篇想着重说的,是写柴米油盐之类的事,竟也能够融入作者自己的情怀,富有诗意。记得果戈理称自己的《死魂灵》小说为诗篇,我多年来多次读《货殖列传》,也有类似的感觉,分着是看生产、积聚、商贾、财富、世俗、人情等等,而总的则像是读一首长诗,心情随着激荡。
    何以故?先岔出去说一点点与本篇有关的意思。计有两点。其一是对本篇的评价,因为太史公没有鄙视富厚,有的人就说是崇势利,羞贱贫,不合圣人之道。孔子确是说过“赐(子贡)不受命而货殖焉”,所以这样评论也不是无中生有。也有不贬而褒的,如姚鼐说“讥其贱以绳其贵,察其俗以见其政,观其靡以知其敝”,即用意不坏,理据是旧的;又如胡适作《太史公替商人辩护》,说“承认营利致富是智能的报酬,不是傥来之物,这是很替资本制度辩护的理论,在中国史上最是不可多得的”,即誉为开化,理据是新的。我站在褒的一面,还想加个理由,是来于太史公的遭遇。我们知道,太史公是因为无财,不能交赎金,才不得不受腐刑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试想,如果我们也有这样的遭遇,拿起笔,讲财富,会写些什么?恐怕开卷第一回必是子路的“伤哉贫也”之叹。我读《货殖列传》,感到有浓厚的诗意,就因为字句间总像是晃动着一种情怀,即“伤哉贫也”。再说其二,是本篇确是比较难读。原因之一是往古的许多事物,我们感到生疏。这没有补救办法,只好多见而识,求由生变熟。还有原因之二,是头绪多,难得理出个脉络。昔人也有这种感觉,如清朝阳湖派文人恽敬曾说:“《史记·货殖列传》千头万绪,忽叙忽议,读者几于入武帝建章宫、炀帝迷楼。然纲领不过昔者及汉兴四字耳。”这是大结构。大结构之下还有小结构,又各部分都难免夹叙夹议,如果用这样的目光去解析(我试做过),理清脉络是并不难的。
    岔出去的话说完,接着前面说这样的题材,如何能够写得有诗意。我的体会,一种,来于用欣赏的态度写所见所闻;另一种,来于用伤痛的心情写感慨和眼泪。
    前一种,人各有见,估计有的人会不同意。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我说我的。记得每次读这样的文句:
    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富者得势益彰,失势则客无所之,以而不乐(难解,疑有误字),夷狄益甚。谚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此非空言也。
    今夫赵女郑姬,设形容,楔鸣琴,揄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
    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十)则卑下之,伯(百)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
    唯卓氏曰:“此地狭薄,吾闻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鸱(芋),至死不饥;民工于市,易贾。”乃求远迁,致之临邛,大喜。
    心里就不只是得所知,而且有所感,禁不住为世道,为人生,更常常联想到己身,而深深慨叹。慨叹可以来于知;而深深,我以为,是来于作者心中和笔下的深情。
    再说后一种,简直可以说不只有诗意,而就是用散文的形式写诗。如下面这些就是这样:
    故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
    由此观之,贤人深谋于廊庙,论议朝廷,守信死节,隐居岩穴之士,设为名高者,安归乎?归于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贾归富。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
    若至家贫亲老,妻子软弱,岁时无以祭祀,进醵饮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惭耻,则无所比矣。
    是故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
    由是观之,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湊,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岂所谓素封者邪?非也?
    表面看是推崇富厚,以至于说长贫贱而好语仁义亦足羞;而其实,这是抒发伤哉贫也的感情而至于愤激,
    情深,所以应该看作散文形式的诗。如果这种看法不错,我们就会想到一个值得惊讶的情况,是太史公的文笔之妙,竟至于如何枯燥的题材也可以写得富有诗意。《史记》之后,正史由《汉书》起,食货志不少,就不再有这样的妙笔,所以我们读《货殖列传》,就不免有广陵散之叹。
    正如《伯夷列传》,这妙笔也会对我们有所启发,这是,枯燥的题材也可以写得不枯燥,办法是注入自己的深情,以求引起读者的心灵共鸣。
    三 “太史公曰”
    如上面介绍两篇列传所说,太史公著《史记》(其实应该说著书,因为本名《太史公书》),写身外事物的时候也不忘写自己。这是因为自己有见识,有感慨,而且有悲天悯人、知其不可而为的热情,于是遇到适当时机就不能已于言。言,如上面所引,在篇什中直抒胸臆是一种形式。此外还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所谓《春秋》笔法,于叙事中寓褒贬,或爱憎。以秦末刘、项争天下为例,刘胜了,项败了,太史公写,没有用胜者王侯败者贼的俗套。而且不只此也,至少我有这样的感觉,写项羽败走,本来可以过乌江,图再起,至少是逃命,可是说:“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自刎而死,这是表示,虽败死而不失为英雄;写刘邦就不然,用儒冠便溺,洗脚时见客,想尝用生父肉煮的羹,胜利了,到家乡夸耀,还问父亲太公,自己是不是更有出息,总之是处处露出一股氓气。这是叙事之中寓爱憎。太史公究竟是太史公,这样写,还常常感到不能尽意,于是兼用亲自出马的形式,于终篇之后再来几句,标题为“太史公曰”,即后来著史者模仿,标名的“论”或“赞”的。这是见识和感慨的凝缩,总是言简而意深。尤其在太史公笔下,内容分量之重且不说,专看写法,我总觉得,最宜于用“神出鬼没”这个成语来形容。空口无凭,且看实物。《史记》多篇有“太史公曰”,只抄一点点:
    (《留侯世家》)太史公曰:学者多言无鬼神,然言有物。至如留侯所见老父予书,亦可怪矣。高祖离困者数矣,而留侯常有功力焉,岂可谓非天乎?上曰:“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千里外,吾不如子房。”余以为其人计魁梧奇伟,至见其图,状貌如妇人好女。盖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
    (《李将军列传》)太史公曰:传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李将军之谓也?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日:“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
    (《汲郑列传》)太史公日:夫以汲、郑之贤,有势则宾客十倍,无势则否,况众人乎!下邽翟公有言,始翟公为廷尉,宾客阗门,及废,门外可设雀罗。翟公复为廷尉,宾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门日:“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汲、郑亦云,悲夫!
    看三则就可以感到,这类论赞有共同的特点,是一,简短;二,变化多;三,意深。我们都知道,如果内容不寒俭,写简短了不容易;不只篇,甚至句,写简短了也不容易。所以惯于甚至乐于写长篇长句的,应该看看这个,变变认识,讨点巧。再说变化多,是来于思路灵活。自然,思路灵活还有来源,从三教九流、古今中外吸取营养之外,还有个绝顶重要的,是不入主出奴。不奴则头脑中无枷锁,思路才可以自由驰骋,笔法的神出鬼没只能由这里来。有的人拿起笔,最先想到,也就写到,圣人曾经怎样指示,贤人曾经怎样体会,自然就欲不死气沉沉而不得了。总之,也应该看看这个,学,先求思路解放,然后才能走向风逐云团、瞬息万变的境界。最后说意深,上面已经说过,是来于有超常的见识和悲天悯人之怀。追到根柢说,文是,至少应该是,为人和心境的写照,没有太史公那样的为人和心境,想深下去是万难的。但此理是可见的,所以也就值得深思。
    三例说完,想总的说几句。语云,千古文章一大抄。这里无妨退一步,说文笔的高妙,都是学来的(融会贯通以至于悟出点什么,要以学为基础)。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移用于文就必须放大为,任何笔写的,口说的,高至图书典诰,低至泼妇骂街,其中的有些甚至多数,或取其理,或取其语句,都可以吸收而利用之(或反用,即避而不用)。皆可为师,但师有大小,有重轻,大者重者要多用力学,以求增加笔下的资本,变低为高,变拙为巧。本篇所举《史记》的妙笔,我认为应该算作师之大者重者,纵使未必是最大最重的。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