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达：一滴水折射的时代
http://www.newdu.com 2024/11/29 05:11:21 爱思想 林达 参加讨论
二十世纪，充满了动荡，战乱、瘟疫、灾难，如陨石雨一般，一阵阵从天而降，一群群被砸中的生命，戛然而止。似乎被砸中是正常的;没有被砸中，只是大幸。一个生命要延续下去，充满了偶然。经历如此人生存活下来的绝大多数人，庆幸着自己生命的侥幸，最后，能安稳地寿终正寝，足矣。于是，他们大多带走了自己的人生故事，一个个生命，灰飞烟灭。惟有绝少比例的一些人，有着强烈的历史感和责任心，才会把个人史详尽记录下来。在那样的时代，个人境遇总是和历史的风云变幻密切相关。这样的人生记录，是在丰富一段大历史，它填补的细节空白，使得难解的历史，也在逻辑上通顺起来。 读梁晓的家庭故事，对我自有一些特别感受。梁晓是中学比我高三届的同学。在我印象中，他在学校以机敏、头脑灵活、反应快出名，还有，他传奇的“出身切换”被全校传了个遍。在“文革”初期对“出身”最敏感的时刻，他从一个革命干部子弟，突然变为“反革命子弟”，原因不是因为通常发生的干部父母被“打倒”，而是革命干部的养父母和他“划清界限”、中断了领养关系，他被迫堕回了“坏成分”的亲生父母家庭，领回了一个“坏出身”。“出身”多重要?举个例子：梁晓同届的中三五班，在“文革”开始前一年(1965年)升高中时，班里就有四个学习优秀的学生，因为“出身不好”，不仅被这个市重点中学踢出校去，而且不能被任何学校的高中录取。梁晓的故事在学校有惊秫效应，因为到了“文革”初期，“出身”，即父母的职业，对一个青少年已经是“准敌我界限”了。 若是梁晓不写出自己的家族故事，我们永远不会知道，时代大潮是怎样捉弄和扑倒善良的家庭、善良的人们。 梁晓写的回忆录《从梁树到山阴路》是作者和生父两部分的回忆合成。梁晓的生父梁立言恰好出生在辛亥革命使清朝变为民国的1911年，梁立言的大哥志高比他年长二十岁，差不多是长了一辈的年龄。回忆录简述了梁志高早年的政治活动，前半部书就涵盖了从辛亥革命后到“文革”结束的父辈记忆;后半部分是梁晓自己的回忆，他恰巧出生在又一个改朝换代的年份，那是由民国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1949年，所以，回忆录后半部又覆盖了生在红旗下的一代人从1949年后，直至改革开放后的经历。它既是两代人的故事，又折射了中国近代大环境变迁对个人、家庭和社会的影响。 作者大伯梁志高政治生涯的开篇，不论是卷入孙中山在南方的活动，还是出师北伐，都和我祖父的经历相近。而青年梁立言从外省执意前往上海读书和之后诸多情节，又和我父亲的经历差不多。这让我想到，表面上，一个个的个人在做出自己的选择，而在背后，那是个人意志难以抵挡，被推着、挤着走到一起的一波波时代大潮：辛亥革命、北伐、匪患四起的社会动荡、新政新学对社会观念的冲击、西方的左右翼思潮对古老帝国中走出来的新青年群体的撕裂……而更大的大潮，是压倒一切的抗战洪流。有时候，个人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身不由己，会在左右分流的岔道口，无可选择地必须非左即右，尤其是所谓“有志青年”。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抗日的国难当头，只要选择从军报国的，几乎只有国军和共军两种选择，而大多数从军抗日的年轻人，只知报国，并不认为进哪个部队，日后竟然会被看作是一个极具意识形态的个人政治选择;也不会料到，如果他作战英勇或是能力超强而获得的军阶，未来会被彼方看作是政治反动程度的明证。而这种事情偏偏发生在梁晓的父辈身上。 作者生父一家的命运，具有偶然性中的必然，他们的命运是“家乡”的位置决定的。尽管在青年学生时期，梁立言被左翼吸引，参与了全国救国联合会和全国学联工作。可是，他的家乡就是李宗仁的家乡，他和大哥最终如小溪流水，自然就汇入了桂系一派的滚滚河流，也就顺理成章地随此路人马进入抗日战争的各种努力和各种颠簸。回忆录的细节，不仅让我们对民国社会有了生动的感性认识，如当时的女子体育学校和戏剧社对青年体魄和精神的培育;私立大学全面开花、富家子弟留日的普遍、日本侵华前的社会景观;更有作者对历史背景作了深入浅出的介绍，融入了家人、亲戚、朋友在历史大场景中的细节参与，包括从军、办报等经历，以及梁立言回忆中生动描绘的周围一圈桂系人马的人生百态、桂系和蒋介石的中央乃至和共产党的交叉。民国史中的桂系一支，马上变得有血有肉起来。 从梁立言的回忆，可以看到国民党节节败退的原因之一。它似乎掌领庞大的军事资源，上层却是包括桂系在内各路力量竞争的巨大内耗，每一路力量中，精英也不乏相互竞争的内耗，不少左翼乃至彼方情报人员混迹其中，意识形态松散。这种内部竞争大多是柔性的，过程中可能此消彼长，但结果还是相互抵触地共存。而我们已经知道的是，彼方内部却是刚性竞争，最后唯剩坚硬内核的团结一致的力量，意识形态也越来越强化。 这不是国民党、国民政府及其军队的状态，而是整个民国的状态。它是松散的、各自为政的，给民间回旋留下了巨大空间。民国的梁立言、大哥及其朋友，很多人并不是意识形态上坚定的理想主义者，也就是说，他们或许“谁的同志都不是”。他们只是怀着报国之心，也怀抱个人在事业上获得社会认可的期待。在那个年代，他们若是遇到麻烦，避一避就过去了，有时，都不用避远，有个几十里路的距离，找个亲戚朋友躲过风头就没事了。当1949年改朝换代、规则全新的时候，如此生存习惯就着实害惨了他们。他们明明知道，那个与他们服务的政权敌对的在野党，将要执政了，他们可以远走高飞，却因为以往的人生经验和社会经验，不认为自己非离开不可。可是，1949年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改天换地的年头，一个刚性、非黑即白、无法变通、疏而不漏、无可遁逃的时代。因为史无前例，所以他们措手不及地栽了。 梁晓恰在这一年出生。 所以就有了梁晓独特的家庭故事。大伯死刑、生父入狱，同时，“出身”眼看着成为一个孩子前途的同义词。生母为了梁晓的前途，让妹妹、妹夫收养了他。在冷酷年代的梁晓故事里，其实，还有许多的善良在闪光。不仅有他的养父母对姐姐一家岁月漫长的照顾，对梁晓视如己出的抚养;还有，在梁晓的养母一次次向“反革命家庭”伸出援手的时候，需要上级批准，也有一个善良的上级，每次都批准了她。只是，黑白分明的刚性社会越演越烈，最终，到了极致的“文革”。当年我们都是孩子，我们其实应该想到的，梁晓的养父母承受了怎样的逼迫，才会别无选择地做出放弃收养的决定。 即便在那样的年代，也有善良的人。在最强调“出身”的年代，梁晓竟然有机会成为“工农兵学员”，过来人都知道，这个几率低得不能再低，换个地方、换个“招生”的人，或许就没有可能。而梁晓也承继了前辈的善良，他叙述的中学“文革”故事很简单，诚实描绘了自小受到的教育形成了怎样简化激进的思维方式。我读的时候想，那些故事我相信永远不会被后代弄明白了：事实上，1966年，在这个中学恰是称为保守派的学生组织，因为人多势众和顺应了主流，能够掌握生杀予夺的权力，所以也成为校园打杀的主力，而激进的少年梁晓“文革”初期在自己的中学创建的那个叫做“造反”的少数派，却聚合了一群反对和抵御迫害、殴打同学和老师的学生，也在可能救援的时候解救了他们。梁晓有自己良知的底线，虽然在大局势下，这样的救援非常有限，有很多被铁定为“敌人”的老师救不出来，但是，局部的救援已经极为难能可贵。这些，只有经历过的我们一代，才会记得和明白。我希望在这里记下一笔。 梁晓父子两代的回忆，最可贵之处，是时代感。梁立言的回忆，完全保留了民国的原汁原味，梁晓竭尽诚实、毫不掩饰地写出当时自己身上折射的时代和教育。这让我们看到了真实的历史演进。民国远非一个完美的年代，它脱胎于一个帝制古国，加上辛亥之后的兵患、匪患，天灾人祸。但是它是自然发展的、丰富的，有社会探索和演进的巨大空间;1949年后的一段弯路，恰是简单地追求观念简化和社会纯净，没有给民间社会和社会探索留下空间。而“文革”后的拨乱反正，正是在试图恢复一个丰富的社会并容许探索。显然，路漫漫兮，弯路可能还是会出现。 这个故事的结局似乎是大团圆。其实，大动荡时代的小人物的残酷命运，恰恰在于大家的标准是降低到了“活着”。假如你活下来了，周围所有的人都会认为：你所经历的一切，你曾经是“怎样地活着”，都可以忽略不计了。 我想，梁晓认真书写和记录历史，正是因为，他有着比“仅仅活着”更高的生命追求。 (梁晓著《从梁树到山阴路》即将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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