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庆华：盛世谣言背后的历史、法律与社会
http://www.newdu.com 2024/11/29 05:11:28 爱思想 汪庆华 参加讨论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是美国汉学家孔飞力的代表性作品。孔飞力早年毕业于哈佛大学 东亚系,师从费正清。博士论文修改后于1970年以《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为名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孔飞力毕业之后，任教于芝加哥大学历史系。 1977年费正清退休,年富力盛的孔飞力离 开执教十多年的芝加哥大学，成为费正清的接班人。即使按照美国的学术标准,孔飞力也算不上多产的 学者。他就任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席位之后,很长时间没有著述发表,坊间也不无非议,似乎哈佛所得 非人。 1990年,孔飞力出版了《叫魂》,这又是一本开风气的大书,之前关于他的种种流言也就自然消失 了。此书中译本由历史学者陈兼、刘昶译出，上海三联书店出版,此后台湾出现了未经译者授权的版 本。该书之畅销远超译者之预期，其展示之历史画卷远未过时。最新修订版于2012年由三联书店和上 海三联联合出版。 “叫魂”的缘起 《叫魂》为译名，英文书名为soul stealer,偷魂者。事实上,在中国的民间习俗中，“叫魂”的真实意思 是把他人丢掉的魂魄叫喊回来,但《叫魂》书内的案件,提到的是与摄魂、盗魂有关的习俗。 孔飞力所指 的叫魂,是通过剪去他人发辫,对其发辫作法,从而产生对主人不利的后果。也许这是一个带有刻意误 解的美丽译名，毕竟“叫魂”在民间习俗与日常用语中是较为常见的。利用诅咒陷害他人，或是偷取他人的头发,可以被视作“魇胜之术”这自汉代以来就流行于中国社会,这和汉代受命改制、谶纬造作和灾异之说的普遍流行关系紧密。“巫蛊之祸”便是因汉代盛行诅咒，有心人借机诬告，牵连宫廷,最后 导致汉武帝错杀太子的史鉴。 除了头发，生辰八字也是诅咒他人的利器。中国著名的古典小说,如《红楼梦》,亦不乏对魇胜的描 写。书中人物侍妾赵姨娘对嫡子贾宝玉由妒生恨，对掌权的王熙凤由怕生恨,找来道姑马道婆作法陷 害。这个马道婆“向赵姨娘要了张纸,拿剪子铰了两个纸人儿,递与赵姨娘，教他把两人的年庚写在上面;又找了一张蓝纸,铰了五个青面鬼，叫他并在一处,拿钉订了。” 马道婆说,我在家中作法，自有效的。 这边厢正在作法，那边厢“宝玉大叫一声，将身一跳，离地三四尺高，口内乱嚷，尽是胡话。”贾母、王夫 人，贾赦、邢夫人而下一干人等正乱成一团的时候。只见凤姐手持一把明晃晃的刀砍进园来，见鸡杀鸡， 见犬杀犬，见了人瞪着眼也要杀过去。 还有民间流传的木工书《鲁班经》,除了记载木工营造的各种办法和图录，也附上种种恶毒的咒语, 以及破解这些咒语的“秘诀仙机’。《叫魂》书中也有引用其相关内容。直至今天,徽州地区盖砖木结构房子，上梁日需宰杀公鸡，把鸡血淋在正梁上,起的也是避邪趋吉,破解工匠所为不利之作用。 类似此类作法情事,在中国民间社会从未绝迹,乃是民俗学人类学宗教学研究的重要对象。这是 《叫魂》一书到今天仍值得重新阅读的原因。剪辫案中的剪人发辫诅咒之说并非新奇之事。 在这个地域辽阔，乾隆时期人口超过2亿的帝国，为什么在乾隆33年（1768),因地方几起剪辫案造成了朝野的 大恐慌。这种恐慌是来自历史的基础，还是因为自我实现的预言？这种恐慌的发生学基础何在？ 简而言之,这其实和清朝合法统治与有效控制的危机有关。孔飞力便在书中揭示了中华帝国的治理模式的 困境，这一困境以重复的历史和停滞的结构的方式显现出来的。 帝国治理的合法性危机 关于统治的合法性，马克斯•韦伯提出了三种理想型:卡里斯玛、传统习俗、法治主义。卡理斯玛基于个人的权威。传统型的统治建立于习俗及其背后的价值系统。而法治主义则是通过一整套系统的具 有可预测性的规则的统治。可以说,清朝的统治合法性的基础主要还是来自于一整套传统的习俗，主要 的构成因素是儒家伦理，宗法组织和小农经济。 这三者为王朝的统治提供了意识形态、社会结构和经济基础的支持。但是当满洲民族作为获胜的征服者的时候,在帝国统治的意识形态核心问题上出现了裂 缝,夷夏之防和君臣大义之间难以调和兼容。 中国传统士大夫对于夷夏的观点，可以说是儒家早期经典中的重要主题《论语》谓“夷狄之有君， 不如诸夏之亡也”又言：“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管仲起初辅佐公子纠，与公子小白夺嫡。公子纠失利后管仲倒戈。公子小白即齐桓公,以管仲为相，成就尊王攘夷一番伟业。管仲于君臣之节有亏,仍然获得孔子,也就是儒家理论的正统,对于管仲协助国君,抵御夷狄的高度评价。 熟读儒家经典的清朝君王对于汉族士大夫这样的思想自然很明白。如果要混一宇内，拥抱儒家传统,那可能会陷满洲民族于逆境;如果清朝强调满洲根本,却坐实了他们是化外之人,使士民有理由乃至 责任去质疑反对乃至推翻王朝。如何获得千千万万饱读诗书、恪守儒家教义的读书人的配合乃至支持， 无疑是清朝统治稳定的关键。如雍正皇帝曾因曾静案对传统士人的“君臣大义”有所批驳： “夫我朝既仰承天命为中外臣民之主,则所以蒙抚绥爱育者,何得以华夷而有殊视！而中外 臣民既共奉我朝以为君,则所以归诚效顺,尽臣民之道者，尤不得以华夷而又异心。……在逆贼等之意,徒谓本朝以满洲之君,入为中国之主，妄生此疆彼界之私，遂故为讪谤诋讥之说耳。 不知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圣德乎？ 《诗》言‘戎狄是膺,荆舒是惩’者，以其僭王猾夏，不知君臣之大义,故声其罪而惩艾之，非以其 为戎狄而外之也。……盖从来华夷之说,乃在晋宋六朝偏安之时,彼此地丑德齐，莫能相尚，是以北人诋南为岛夷，南人指北为索虏,在当日之人，不务修德行仁，而徒事口舌相讥，已为至卑至陋之见 。” 雍正皇帝批驳汉族传统的“华夷之辨”，爬梳“夷夏观”历史发展背景,并提出了德治可为君的观点。 但清朝的君王仍然面临汉化的两难。乾隆作为清朝定鼎以来的第四位皇帝，采取了各种挽回满洲汉化趋势的措施,例如精进满文翻译,推广“国语骑射”的满洲精神。 在乾隆对八旗成员所颁布的谕旨中， 可以看出他对汉化的担忧,甚至可以说是恐惧。他甚至不放过机会去指摘官员满汉翻译的错误，或者直接用满语向满官提问。颇具反讽的是，乾隆皇帝本人就是汉化的一个最典型代表。毕竟他不仅是满人的皇帝,他也是整个帝国所有子民的皇帝。乾隆附庸风雅,御制诗文十万余首。他在宫中传世书画上留 下各种文采风流印记,也不乏有人讥嘲乾隆此举无疑是佛头着秽。 乾隆对待汉化的纠结心态同样体现在对江南的问题上。江南并非一固定的地理范围，对其界定有不同方法。到明代时候,江南一词超出了地理范围，而被赋予经济富庶地区的意义。 但明代苏、松、 常、嘉,湖五府缴纳税粮之和占了全国总数的五分之一。可以说，到了明以后，江南的地域概念基本固 定,大致包括上述区域B](P I2)。江南地区文风鼎盛，经济发达，赋税重要,文化深厚，让这些清朝的皇帝们又爱又恨，爱恨交加。而‘‘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又使得这个马背上的王朝在江南士子心中留下 了永久的难以驱除的阴影。 清朝对于江南的不信任也是长期的，康熙皇帝设江宁、苏州、杭州三织造于江南地区，这三个内务府包衣织造除了采办各种内廷所需物品外，具有向皇帝直接奏报之权，实为皇帝 在江南的耳目。他们的特殊身份及其特别的权力，根本目的也是为了对江南士民的监督。 江南地区是如此困扰着帝国，雍正时期甚至专门设置了一个职位‘‘观风整俗使”巡视江南、福建等 东南地方,第一个设立观风整俗使的就是浙江。雍正皇帝的灵感或许来自于唐代贞观时期派遣专使于 天下采风寻访的制度。设置时间为雍正4年到雍正11年（1726 -1733)。但这一职位的设置所带来的 效果并不象雍正所期待的那么明显和突出。 江南的独特地位和汉化的核心问题仍然对这个政权合法性存在挑战,如何获得百姓心悦诚服、感恩戴德的服从是朝廷的目标。当剪辫案的信息到达御前的时候, 乾隆皇帝君臣最初小心地处理，刻意避免提到发辫一类字眼，以免天下臣民联想到薙发与反抗的历史, 这背后仍然是令人心悸的夷夏之防问题。 剪辫、叫魂的案情到达御前之时,乾隆皇帝对他即位当年处理曾静案的举措应该记忆犹新。湖南永 兴县的一个教书先生曾静，因为受了吕留良诗文中关于夷夏之防思想的影响，托徒弟张熙跋山涉水到西安,投书陕西总督岳钟琪,希望岳钟琪作为岳飞的后代，能够克绍其裘,发挥岳飞抗金的精神,举兵倒戈 匡复大明河山,恢复儒家正统。 这一投书引发的惊天大案,波及湖南，江苏、浙江、陕西，最终席卷全国， 并成就了一段雍正和布衣对话的奇谈。雍正为证明清白，将曾静的言论和他本人的反驳,合编一本,铸 就了千古无双的〈(大义觉迷录》,并颁行天下。雍正乃至要求从京城到乡野,所有士子，人手一册,并派 出四十多名儒生前往西北地区进行宣谕化导。 曾静不但没有掉脑袋，雍正皇帝反而降下谕旨，明令其子孙不得为难曾静。意思在于向天下人表明，象曾静这样狂悖逆天之人我尚且能容,他讪谤 君上之言当然是一派谰言，无稽之谈。宽宥曾静,不过是因为曾静乃糊涂之人。对于影响他思想的吕留 良以及传播吕留良思想的那些人，当然都需要明典正刑。实可谓曾静可宥，留良必诛。思想比行动的罪要大得多,越有创造性，罪恶越大。 乾隆皇帝继承大统之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重新处理曾静案。曾静迅速被投入天牢，随后凌迟处死。《大义觉迷录》全部收回,所有的雕版全部毁掉,任何私藏或者传播《大义觉迷录》内容的言论都是犯罪。 然而诚如史景迁所言 “一位皇帝以为向天下人说明对他不利的流言,便可让谣言不攻自破，因为眼睛雪亮的后代会记住他。但他忘记人民可能记住谣言,而忘了皇帝的苦心。另一位皇帝以为把书烧掉,就可以告 慰父皇在天之灵。而他的子民却以为他所以毁掉此书,是因为书中内容乃实有其事。 谣言妖言为何盛行江南” 谣言不过是未经证实的传闻。而妖言则是反常、怪异、危险的负面信息。很多时候，皇帝甚至动员整个帝国的官僚体系来追查谣言,其结果往往是治丝益棼。非但谣言未能扑灭，官府的行动反而引发更多的混乱和恐慌。这一点在乾隆的剪辫案中最为明显。为何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对此大动干戈？很大 的一个原因就是谣言妖言往往牵涉到和鬼神的沟通以及灵异的解释,这往往冲击官府对于沟通和解释 超自然力量的垄断。 在剪辫案中，除了工匠之外,最受怀疑与冲击的是那些社会最底层的游方僧道，乞丐流民。这两类 人的共同特点是“无籍”。僧人的合法身份证度牒应该由礼部管理,但事实上从乾隆初年后，礼部对于 度牒的管理已经很粗糙，甚至不再继续颁发。导致乾隆39年（1774)后，帝国内真正合法的僧人可能最 多只有60万人。没有度牒与明确师承的僧人数量庞大，多数又必须靠化缘为生,将游方僧道视同丐流， 已是普遍的看法。相较于乞丐,游方僧道的宗教特长,在平常也许是救病的巧技,在恐慌时则被视作动 乱的来源。 妖书妖言往往和民间宗教的发展联系密切。但为何主要在江南与山东地区？江南地区，特别是浙东地区，早在东汉末年,便是道教与巫术信仰流传的中心。 如史家陈寅恪所言： “天师道起自东方,传 于吴会,似为史实。亦不尽诬妄。……而张角之道术亦传自海滨，显与之有关也……凡信仰天师道者， 其人家世或本身十分之九与滨海地域有关。” 宋代,江南地区是摩尼教方腊举事的中心。明末清初，东南漕运沿河一带，帮会与民间宗教信仰兴 盛,漕帮水手间流行的罗祖教、无为教,传布范围沿着运河从江南直到山东地区。 雍正二年（1724),山东巡抚陈世倌就曾经向雍正皇帝奏报，山东地方民间秘密宗教如大成、无为、罗祖、空子教派兴盛，入教口诀为“真空家乡，无生父母”，江南地区已有明显传教事迹。凌燽，雍正八年至乾隆八年的江西按察使,为禁止大成、罗祖教，曾“设牌劝缴罗经”，云“江省惑于邪妄,信从大成罗教及一切左道异端，汨没沉沦，已非一曰……本司等更有请者，收缴罗经，查察斋堂，业经屡示严饬,各属尤有报缴未竟者,请自此次 通饬之后，限以三月，邪经务自收缴，经堂务尽查毁。” 山东到江南，这个水路贯通的地方，同样也是乾隆年间剪辫案牵连的区域。我们可以将孔飞力前后两本著作比照来看《中华帝国晚期的叛 乱及其敌人》的主题是清中叶白莲教叛乱后帝国军队的逐渐瓦解，而《叫魂》则是针对清“盛世”的乱 象，提出对升平之世的质疑。虽然两本书都没有对清代的民间宗教有直接的切入与分析，但民间宗教信 仰在东南各省的影响却无所不在,成为两书的潜在背景。 叫魂一类魇胜之术盛行民间，借助发誓起咒,沟通人神，弱者借用超自然的力量来实现在现实世界 中无法实现的愿望。朝廷对超自然界的解释有一种垄断的需要,对于朝廷之外的对非自然界、人神沟通 的解释有着一种天然的逆反和忧虑。这种忧虑更因为僧道人员的介入而越发急切，民间信仰对官方正统意识形态构成挑战,而民间宗教则对王朝的统治构成直接的威胁。因此，乾隆对于这些捕风捉影式的叫魂案的超常规的应对，实在是因为此类政治性案件如不扼杀于未萌之际,必将成帝国的腹心之患。 皇帝对奏折制度的怀疑 清代最著名的公文书制度,即为奏折。此乃前代所无,清代仅见之制度，它的产生和发展，完全体现 了清代皇权专制主义的特征。奏折也是孔飞力这本书最主要使用的史料。 根据清史学界多方的考证，奏折制度被认为是明代原有题奏文书与清代密折的结合体。密折最初是康熙皇帝为了掌握地方实情,遂给亲近大臣及督抚等方面大员专折具奏之权。这些文件不用经过中央公文书机关“通政使司”的 整理与过目，而是直达御前,颇具效率且保密性高。 例如康熙四十三年，玄烨在“江宁制造曹寅奏谢钦 点巡盐并请陛见折”上朱批： “朕体甚安,而不必来。明春朕欲南方走走，未定。倘有疑难之事，可以密折请旨。凡奏折不可令人写，但有风声,关系匪浅。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另一方面,密折制度 也反映了清朝皇帝对于汉族大臣的一种不信任的态度。至雍正皇帝时,密折制度得到了全面而广泛的 使用。雍正放宽臣工专折具奏的特权，除京中满汉大臣及科道各官、直省督抚、将军提镇等照旧使用奏折外,亦准许布政司、按察司两司用密折奏事。雍正皇帝对奏折制度的功用十分骄傲，曾言： “各省督抚大臣，于本章之外,有具折之例。盖国家之事,有不便宣露于本章者，亦有本章所不能备悉者，亦有应 用密奏请旨者,是奏折之用，乃慎密周详之意。” 雍正朝之后，原先的密折逐渐公文制度化,成为帝国最重要的信息来源渠道。乾隆皇帝时,奏折以 功用可区分为：奏事折、请安折、谢恩折、密折。密折是君臣间最为机要的对话，但比例已经没有康雍时期那样多。大多数的奏折已转变为帝国的公文书,君臣间的私密互动性质降低，多为地方专门奏报消息与案件专用，实际效用也发生变化。 孔飞力就认为从康熙以来建立的奏折制度,原先具有的高度机密性 以及君臣之间的“畅通无阻”，随着总督、巡抚在地方势力的坐大以及与下属之间的关系紧密而被破坏了。 先不论总督巡抚与省内官员的僚属关系是否真的动摇到奏折的功能。单就信息流动模式而言,清 帝国的三个阶层：皇帝、官员和百姓之间的信息,其实是极度的不对称。 传统帝国治理的模式不可能建立一种社会信息自由流动的机制。皇帝的信息来自于总督巡抚等重要官员；而官员的信息来自于下属 基层衙门的公文转移。鉴于当时的简约治理,公文最后所能呈报到京城的信息也有限。其更存在报喜 不报忧、欺上瞒下、官官相护的普遍现象。 用我们现代的术语来讲,就是代理人的问题。上下相隔，民间的吁求无法上达天听,皇帝的美意也无法泽被万民。官府试图垄断信息的企图总是无情地归于失败, 谣言妖言则相应地发荣滋长。尽管《大清律例》“造妖书妖言”律不可谓不严厉：“凡造谶纬妖书妖言，及 传用惑众者，皆斩。若私有妖书，隐藏不送官者,杖一百,徒三年。”按诸条例： 一、凡妄布邪言，书写张贴,煽惑人心，为首者，斩立决，为从者，皆斩监候。若造谶纬妖书妖言,传用惑人,改发回城给大小伯克及力能管束之回子为奴。至狂妄之徒，因事造言,捏成歌 曲，沿街唱和，及以鄙俚亵慢之词，刊刻传播者，内外各地方官即时查拿，审非妖言惑众者,坐以 不应重罪。 一、凡坊肆市卖一应淫词小说,在内交与八旗都统、都察院、顺天府,在外交督抚等,暂行所 属官弁严禁,务搜板书,尽行销毁。有行造作刻印者，系官，革职；军民，杖一百，流三年里。市 卖者,杖一百,徒三年。买看者,杖一百。该管官弁，不行查出者，交与该部,按次数分别议处，仍不许借端出首讹诈。 在剪辫案上,皇帝、官僚和一般百姓对于谣言的不同态度;皇帝上纲上线,穷追猛打；官僚虚于应对, 见怪不怪；百姓路有惊慌,风声鹤唳。 历代以来君权和相权势力此消彼长，大有为之君一定会扩大君权的范围，相权不断被君权吸收。到洪武十三年（公元1381),明太祖因胡惟庸案废除了中书省和丞相制度,并规定以后子孙都不得设立宰 相制度。从此之后，六部之上没有行政首长。内阁大学士仅为皇帝备用的秘书班子。 黄宗義对此有过深刻的检讨： “古者不传子而传贤,其视天子之位,去留犹夫宰相也。其后天子传子，宰相不传子。天子之子不皆贤，尚赖宰相传贤足相补救,则天子亦不失传贤之意。宰相既罢,天子之子一不贤,更无与为贤者矣,不亦并传子之意而失者乎？或谓后之入阁办事,无宰相之名，有宰相之实也。曰：不然。入阁办事者,职在批答,犹开府之书记。” 清承明制,皇帝大权独揽的情形有过之而无不及,皇权专制主义也因此而到达其历史的最高峰。特 定时期的政治罪案件中，皇帝或是利用案件,大兴文字狱,或是捕风捉影,谣言入罪。皇权于此类情形往 往突破原有官僚体制既有框架，凸显其恣意性。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谣言、妖书、剪辫虽为君主所厌恶， 其实也为君权所需要。 江南地区多起文字狱的阴影,对于民间许告、诬告成风以至于不能随意轻信告发的具体行政体验,让官员并未想要大量陈告此事以邀功的内部原因是客观存在的。对于官僚阶层来说‘犒定就是稳定,摆平就是水平,没事就是本事”，他们更希望按部就班运作,并不希望有外来的力量改变官僚政治的 常规化运行。所以,在剪辫案中，各地督抚最初并无特别的反应,没有把它们当成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来 处理。只是在乾隆的压力之下，叫魂才成为了天字号的要案。 在政治案件中，天威莫测。不仅草民贱民没有保障，官僚也可能随时丢乌纱,掉脑袋。所以在中国 历史上,文人遭殃,思想罹祸的时代,往往与君权的高涨有直接关系。乾隆皇帝对于官僚体系的积习其 实是非常清楚的，正因为如此,他才想利用剪辫案对地方大员加以规范，提醒他们不要轻忽奏折的汇报 功能，以及重新对皇帝“无所不言”。这也是为何孔飞力在解读剪辫案时,最后认为乾隆皇帝是真正“原 告”的历史原因。当然,要告别这样的一个历史不断重复，结构持续固化的噩梦，惟有走出中世纪方为可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