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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世存:家族与国运


    我们当代人对个人、家庭与时代社会的关系多半处于语焉难详的状态。在谈到个人命运、家族命运时,我们多半会说,其中有“时代的烙印”,“时代洪流中的命运沉浮”,“折射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至于“烙印”是什么,“关系”是什么,“时代”是什么,我们多半并不深究,我们的观察止于这种时代社会变迁的感叹。因此,百年来的中国家族命运,其特征是什么,其规律与千年中的中国家族有什么异同,我们是不知道的。但如果深入考察曾国藩家族、陈寅恪家族、袁世凯家族、梁启超家族、蒋介石家族……的命运变迁,我们收获的不仅是慨叹,而且有着人生社会的教益。
    我在《家世》中说出,名门望族并不像一般人感叹的个人和家族命运受时代左右;相反,这些家族多是时代社会的“推手”,他们得风气之先,也领先了时代。或者说,大家族是时代变迁中的“避风港”,尽管时代的风气仍会席卷港湾,但其家族成员较之他人要有定力得多。在神州文化陆沉之际,陈寅恪家族的成员多半示范了中国文化的魅力,他们是一个悠久文化的现代人格象征。在激进主义思潮主宰社会时,蒋介石家族仍把传统的“忠孝廉耻”放在心里。在文明转型接纳新的元素时,林同济家族的人率先以专业精神要求自己……
    更为准确地说,一个家族要超越地域、阶层的限制,上升到国家社会层面,对创家者有一定的要求。即要求他们在天下层面、在人生的形而上层面、在生活的日常细节层面提供答卷。这些答卷激励、提示后代人,给他们人生路上提供了行修名立的资粮。如有名的梁济之问,他在自杀前问自己的儿子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陈寅恪家族中,陈宝箴的父亲临死前训导他说,成德起自困穷,败身多因得志。林同济家族的家训中引用过《汉书》句子:“遗子黄金满籝,不如一经。”曾国藩家族有治家八字诀:“书蔬鱼猪早扫考宝”,即读书、种菜、养鱼、喂猪、早起、扫屋、祭祖、睦邻。……就是说,家族的中兴者要有中国传统所说的“家国天下”情怀。
    人们总结成功家族的一些特征,比如一个兴旺的家族要有一个中兴的关键人物,女性如母亲或祖母的作用极为重要,每一代人都要有类似“掌门人”或“主心骨”式的人……从曾国藩家族、梁启超家族、聂云台家族、宋耀如家族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些特征。
    不少人对百年中国史的一个感知是,大家族之间的联系构成了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上层。比如有人看到曾国藩家族、蒋介石家族、陈寅恪家族、俞大维家族之间有“姻亲关系”,感叹这是“极具中国特色的人情关系网络”;有好事者甚至编织了这些大家族的“朋友圈”,以表明中国社会就是这些家族在“坐庄”……这其实是只看现象没看到其中的道理。那就是,在家国天下体系中,一家族一旦突破地域阶层的限制,进入国家社会的天下层面,其家族成员的起点也必然是天下性的。跟那种村落、市井中的家族成员不同,大家的起点必然是不一样的。一种是坐天下,一种是坐井观天。
    对这种个人家族命运与时代社会的关系,传统中国人的思考远比今人要细致得多,明确得多。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对此关系有感知的大概是公元前773年的史伯,当郑桓公看到世道变乱心生恐惧时,“王室多故,余惧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劝他做历史的推手,史伯论及古今形势,对在历史发展中做出巨大贡献的人以很高评价,史伯说,“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几百年后,秦汉时期的思想家们才在《易传》中强调:“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我们以此维度看待近现代百年来的大家族,曾国藩家族、梁启超家族、陈寅恪家族等等家族之所以人才辈出,之所以受到人们的尊重,之所以能够坐天下,即在于他们中的家族成员有“积善者”、有“成天地之大功者”。
    要维系一个家族的荣誉,保持家族的兴旺,一如前述,每一代人都要有主心骨式的人。用曾国藩的说法是,“家中要得兴旺,全靠出贤子弟”,“子弟之贤否,六分本于天生,四分由于家教。”可见家教、家风的重要。家教跟贤子弟是“主心骨”的两面,一个是言教,一个是身教。
    当然,我们的近现代史是革命的历史,是激进思潮占主流的历史。大家族也受其影响,甚至首当其冲,其中命运沉浮的悲剧令人扼腕。如陈寅恪家族的成员在后来多从事理工领域,其家族傲世的文史血脉似乎断了;如曾国藩家族的第五代第六代都极为平凡,再无显赫人物;如蒋介石家族的后人也归于平凡……这其中自有时代的逻辑,更有家族命运展开的逻辑。早在战国时代的孟子就发现:“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小人之泽,五世而斩。”后来的中国人则发现家族的命运不用看五代,三代即可,“穷不过三代”“富不过三代”。为防止家族出现这种“天刑地斩”的悲剧,中国人都把读书看作跟积德行善一样重要的家教,是谓“世上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天下第一等好事还是读书”。以至于曾国藩等家族都把读书当作家教的重要内容,曾国藩说:“银钱、田产最易长骄气逸气,我家中断不可积钱,不可买田,尔兄弟努力读书,决不怕没饭吃。”
    时代或家族命运展开的逻辑是,家族成员之间、代际之间,在社会上的体验或角色表达上有分工之必要。家的本质之一即是分工,这种分工后的综合则意味着全面、整体。就是说,社会分工落实到家族成员之间,只有一个家族走遍社会的阶层、职业或事业时,这个家族的使命才算告一段落。良好的家风家教既浇灌了它的王谢人物,也成全了寻常百姓。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都同意,“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不仅仅是悲剧,也是正剧。我们在蒋介石的后代那里看到的就是这种正剧。我们也都看到,那些曾经权倾一时的家族,那些富可敌国的家族,其后代必然会有在文化艺术上的胜出,其后代也会在渔樵耕读上下工夫,道理即在于此。当今社会流行的“近亲繁殖”现象,如教授的孩子依然是教授,演员的孩子依然是演员,官员的孩子依然是官员,……实在是一种暴发户心理,实在是没有理解家族的使命,没有理解时代变迁的本质。
    只有在社会分工中体悟到人生的丰富,只有在时代变迁中参透了悲欢离合,一个家族的发展才算完整,才算获得了新的起点。当然,家族在时代沉浮中也获得了真正的考验。那就是,一代人的时势权力并不重要,要在自己是否给了子孙命运展开的空间,要在子孙是否跟自己构成一种精神的谱系。在这方面,不给后代空间的人注定成为笑柄,“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而我们看百年中国家族的命运,可以看到不少动人的现象。如曾国藩家族后代人很平凡,但曾家人自傲,“曾家那么多代,你找不出一个坏人。”即使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但曾家人身上“没有市井味”。这正是前述,“成天地之大功”所发生的功德。
    在史伯发现“成天地之大功”的现象和观念前后,西周的贵族铸了很多簋鼎,他们在上面刻下很多铭文,其中刻得最多的一句话是,“子子孙孙永宝用享”。这句话用于家族的教训意味深长。如何在国运世运中保持家族的完整和延续?后来的中国人说,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