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汝信：新瓶里的旧酒——新书《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的旧思维
http://www.newdu.com 2024/11/25 08:11:06 爱思想 余汝信 参加讨论
据说，余英时对不久前面世的香港中文大学编年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十卷本，已出六卷，尚有四卷据称即将出版），有如下评价：“这是到现在为止，一部规模最宏大、叙事最详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每卷都达到了史学著作的世界水平。作者不但一律以中俄档案、回忆录、口述历史等为基本原料，而且也大量地参考了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不但如此，每位作者都以批判的态度检查史料，对于史料中互相冲突的记载，详加考订，以建立最可信的史实。”（见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网页http：//www.chinese upress.com）笔者对余说中省略号前的小半段不表异议，却对省略号后的大半段不敢认同。 以多位学者推崇的、描述1972年至1976年的中国的第八卷《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从批林到批邓（1972——1976）》（史云、李丹慧合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一版）为例（以下简称为《难》），笔者认为，虽然该卷作者对此一时期的某些个别事件有独到的见解，但全书的体例并未突破大陆官方党史教科书的窠臼，观点上往往囿于旧说而带有较多官方范式的痕迹。 例如，《难》仍存在着“文革前期沆瀣一气的林彪、江青两个野心家集团”（《难》392页）这样旧有的提法，说明作者仍然摆脱不了“林彪、江青犯罪，毛泽东犯错”的官方说教。“林彪野心家集团”存不存在姑且勿论，历史上难道存在过一个“江青野心家集团”吗？没有！毛泽东与江青在政治上是不可分割的，要就只有“毛江集团”，断然没有一个可与毛分离的“江青集团”。 又例如，《难》称，1972年7月毛泽东在他召集的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会议上批评了“四人帮”。作者虽然也承认毛的所谓批评“无论从语气还是内容，都说不上严厉”，却又称“但是，这一系列对江青的批评，毕竟是一个重要的变化。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毛对江青的一些反感甚至渐生厌恶”（《难》383页）熟悉文革史的研究者都知道，此类“批评”与其说是批评，毋宁说是对其政治斗争手腕、策略的教诲。毛从不涉及对江青激进的极左思想体系的批评，因为从思想体系上来说毛江本来就是一家。毛晚年在生理上可能不需要江充当妻子的角色，却从未有证据表明毛在政治上厌恶他的这位学生兼战友。 再例如，《难》称，毛“他还认可了江青批判周恩来和批林批孔的做法。”（《难》383页）作者将主次关系大大颠倒了。难道批林批孔批周的发起人不是毛泽东而是江青？该书还称，毛泽东告诫纪登奎“你那里当心，不要变成五人了。”（《难》383页）其实，“四人帮”早就是“五人帮”了。惟那另一位还轮不到纪登奎，而恰恰是毛泽东本人。毛是“五人帮”中领头的。 《难》称，“1972年后毛泽东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情变化”（笔者注：指该书作者自认为的“毛对江青的一些反感甚至渐生厌恶”），“只能从江青个人方面去找原因。虽然至今我们没有找到有说服力的证明，但‘红都女皇’事件也许是一个解释。”（《难》383页） 所谓“红都女皇”事件果真验证了“毛对江青的一些反感甚至渐生厌恶”吗？让我们就该书“‘红都女皇’之谜”一节，沿着《难》的作者给出的思路作些剖析，顺带的，也分析一下《难》的作者在史料运用方面的一些失误。 1、据维特克在她1977年出版的《江青同志》一书中说，是中国驻外机构建议她“为什么不考虑研究年轻的妇女同志，特别是那些近几年提拔到中央委员会的女同志？还问我是否介意她和高粱代表我给北京写一封信，说我请求访问中国，研究革命的女性和文化？”（《难》384页） 这段话，《难》的作者虽然有一个脚注称是引自《江青同志》英文版原著，但有理由相信是转引自笔者2004年的《维特克访华与〈江青同志〉》一文。原因是文中的“高粱”应为“高梁”，笔者的笔误《难》的作者原文照抄了。更应指出的是，建议维特克访华的不是一整个“中国驻外机构”，而是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黄华大使的夫人何理良。《江青同志》的原文相信更能使人明白维特克访华的来龙去脉：“我谈到江青在国外令人反感的形象使何理良引起注意并感到愤怒。她承认江青是一个有独创性的革命者，但是说我不应该老是纠缠她的过去。我为什么不考虑研究年轻的妇女同志，特别是那些近几年提拔到中央委员会的女同志？还问我是否介意她和高粱（笔者注：应为高梁）代表我给北京写一封信，说我请求访问中国，研究革命的女性和文化？她还说只有我亲眼到这个国家看看，同人民群众直接对话，才能避免以国外图书馆里一些错误的，或是不令人满意的文献为基础进行‘学术性’写作的缺陷。”（见拙稿《维特克访华与〈江青同志〉》，首发于电子杂志《枫华园》2004年4月30日总第448期） 2、在北京，维特克顺利地采访到了邓颖超、康克清等人。对外友协将报告呈送到周恩来那里。周恩来8月10日批示：“江青同志，如你这两天精神好，可以见见此人，谈上一个钟头就可以了。如不愿见，也可不见。”（《难》384页） 对外友协什么报告？《难》的作者缺乏交待。实情是，对外友协陪同人员在一份简报中反映了维特克一再表示希望见见江青的要求，周恩来办公室人员看后嘱外交部通知对外友协正式写一报告。周于8月10日将报告批给江青：“江青同志，如你这两天精神好，可以见见此人，谈上一个钟头就可以了……如不愿见，也可不见。”周还批道：“在你尚在北戴河时，已请邓颖超、康克清两同志见她，谈谈长征。蔡大姐因身体不好，尚在北戴河，不拟见了。”（见丁雪松口述、杨德华整理《丁雪松回忆录》，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本文引自该书电子版http：//www.shuku.net/novels/zhuanji/nds/nds.htnl） 在周恩来将报告批给江青之前，刚从北戴河回京的江青根本不知道有维特克此人。报告一批，周恩来完成了江青与维特克之间牵线人的角色。周的这一举动完全是向江示好的表现，这一动作更说明，在1972年，周与江的关系是密切、良好的。 3、8月12日下午，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接受了维特克的采访。陪同江青的还有姚文元、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张颖女士等人。（《难》384页） 虽然维特克和张颖在其回忆中均称王海容在场（张颖《风雨往事——维特克采访江青实录》，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10月第一版20页），但据更权威的会见当日的新华社电讯，参加会见的是两位中央政治局委员江青、姚文元，对外友协秘书长丁雪松，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张颖，以及单达圻、陈明仙、沈若芸、徐尔维和于世莲，并没有提及王海容（新华社1972年8月12日讯；《人民日报》1972年8月13日第二版）。《人民日报》以及《江青同志》英文版原著所附的会见照片中也没有王海容。此外，王、张两人的职务在《难》的叙述中也有误，王当时是外交部部长助理，张如前所述为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 4、江青十分兴奋地说了很多关于自己个人历史的内容，表现出希望维特克为她写传的强烈欲望： 关于我个人的历史，我的革命斗争史，我都可以对你谈。唔，还有不少罗曼蒂克的意思呢。 我们合作吧，我提供你材料，我给你说，你来写，我想你一定知道，美国以前有一位著名作家埃德加·斯诺，他在30年代写过毛泽东，写中国共产党，在西方一举成名。你很年轻，很有才华。你写我，写现代的中国，那就是第二个斯诺，你将举世闻名。（《难》384页） 后两段话，《难》一书引自张颖的“实录”。（张颖《风雨往事——维特克采访江青实录》22—24页）问题是张颖称当年“所有记录稿全部清理封存，一份归入档案。”（同上书163页）“江青把封存在外交部的所有记录材料都搬走，而且烧毁了。”（同上书167页）那末，二十多年后“实录”中这些谈话“记录”又从何而来？凭过人的记忆还是凭想象？ 反之，今天我们已可阅读到维特克的英文原著（她有中方给她的前半部分谈话记录和她自己全部的英文速记稿）和中译本（罗克珊·维特克著、范思译《红都女皇——江青同志》，香港星克尔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第一版），为什么还要引用张颖这些不可靠的、带有强烈倾向性的材料？ 张颖的不可靠在于，其一，江青要塑造的，是一个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形象，这一形象身上怎么允许带有小资产阶级的罗曼蒂克成份？ 其二，根据维特克的版本，有关斯诺及其夫人一段是，江青“她转到另外一个话题，她说周总理关心的问题之一是建议她应该接见哪些外国客人。当埃德加·斯诺的夫人洛伊斯·惠勒·斯诺1970年9月来北京访问的时候，只有很短的时间来安排接待工作。通知江青参加接待的时候，她正在小睡。因为没有任何提前的通知，她一时不知道应该送给尊贵的客人一份什么样的合适礼物。而在斯诺夫人这一边，她也被弄得有些混乱，结果意外地把本来准备送给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的礼物送给了江青。 “‘你见过斯诺夫妇吗？’她问道。 “虽然曾经读过很多斯诺写的书和文章，我没有见过他们，对于他的作品我们只聊了几句。然而，我和他的前妻奈·威尔士有联系，她曾经在1930年代末期采访过中国的女性革命领导人。 “‘他现在的妻子对中国也非常友好。如果你见到她，请转达我对她和她的家人的问候以及欢迎她再次来访。你成为中国的朋友后，你也可以经常来看看我们。只要我还活着，我一定接待你。’”（《维特克访华与〈江青同志〉》） 这里，没有什么“一举成名”、“第二个斯诺”、“你将举世闻名”等等。维特克记录的，是当时处处显示自己革命化的江青，而张颖笔下的，是被脸谱化的江青。 5、维特克受宠若惊，立即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江青还宴请维氏并到北京护国寺人民剧场观看样板戏《红灯记》。当天一直谈到晚上11时。江青还与维特克约定，在广州继续进行采访。（《难》384页） 据维特克的版本，看戏的地方是在天桥剧场，不过这无关宏旨，重要的是，江青当晚与维特克约定在“广州继续进行采访”却是《难》的作者自己的创作。维特克是8月24日在上海采访期间才突然被告之江青要再见她的。8月12日晚告别时，江青只是告知维特克，此次会见的谈话她可以发表，不过“首先我必须请总理查看我们会晤的记录。”对于维特克问江是否会再讲解诸如她生活的其他方面的试探，江最后说，“这次没时间了。下次你到中国来，我们再谈。这会儿，我要给你一些纪念品，尽管我是一个摄影门外汉，我还是拍了一些照片，我要给你一些当作纪念。也许这是班门弄斧。我这会儿没带好的，我拍了一些女民兵，但‘有些人’拿走了好的。等回到中南海，我再找一找。”（罗克珊·维特克著、范思译《红都女皇——江青同志》34—35页） 6、陪同江青接待采访的张颖等人认为江青所谈内容严重出格，时间也过长，向外交部领导做了汇报，部领导无可奈何。周恩来也十分伤脑筋，连续三次召集陪同接待维特克人员开会，商议对策。针对江青要谈解放战争历史的打算，周恩来对张颖说：“不要谈什么战争。你到广州以后把我的意见立即转告江青同志，只谈文艺。再见一次就够了。”（《难》385页） 这又是《难》的作者不加分析地采用了张颖的说法。试问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之下，一位副司长级的陪同人员怎么可能向部一级领导反映一位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谈话“严重出格”？相反，以维特克当时的观察，张在江身边是另外一副模样，“张颖只比江青小8岁，但像大多数人一样，政治地位要低得多。在江青面前，她是个敏锐的观察者，说话总是很谨慎，……江青通过张颖这个渠道传达给我信息，她喜欢通过他们间接传达。这样，我就不会打断她的思路。 张颖也传递能让我看的文件，都是有关江青后来的经历”。（罗克珊·维特克著、范思译《红都女皇——江青同志》150页） 张颖当时与江青的关系，1976年10月以后曾受到抨击，对外友协的一份报告将其划入与江青合谋分子一边。（张颖《风雨往事——维特克采访江青实录》169页）这大概可以解释为什么张颖在25年之后要拼命洗脱自己与江青的一切干系。 至于张颖所称周恩来对江青谈话的范围、时间限制，事实上维特克8月12日与江青见面之后，又与“邓颖超和其他妇女领导干部”讨论了四个上午。（罗克珊·维特克著、范思译《红都女皇——江青同志》35页）为什么周恩来对自己的妻子可以不加限制而对江青则限制“只谈文艺”而且“再见一次就够了”？张颖这些说法可信吗？ 7、在总计长达六十多小时的六次采访中，江青几乎毫无保留地向维特克讲述了自己的历史，吹嘘自己在陕北和毛泽东一起指挥解放战争，并且把抗美援朝战争等军事地图和中央有关部门的内部文件提供给维特克使用，要翻译和接待人员把全部录音整理成文字送给维特克写传用。（《难》385页） 实事求是地说，江青只是说自己在陕北作为妻子与丈夫一起转移，并没有“吹嘘”自己和毛“一起指挥解放战争”，转移行动与指挥作战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江青向维特克提供的地图，只是25年前在陕北的“毛泽东主席行动路线图”，并没有什么“抗美援朝战争等军事地图”。所谓“中央有关部门的内部文件”，只是诸如江青召集的1966年2月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等，类似“文件”，早已于1967年间在报刊上公开披露过。 8、说到在上海的生活，江青还细声细气地哼起了上海小调：“我呀我的小妹妹哩，舍呀舍不得离……咿呵呀呵唉……哈哈，哈哈。”江青娇笑着说：“有意思，是不是？” 我一到上海呀，男朋友可多了。喏，就是追逐我的人，我都可以数出名字来，他们还使用各种手段哩。以后都成了知名人士，现在又被打倒了。哈哈，还是不说他们吧。有趣的一次，是你们美国人，是一个水兵，也许是喝醉酒了，摇摇摆摆在上海外滩走着，向我迎面走来，他站在我面前，挡住我的路，向我敬了一个军礼：两脚一并，咔嚓一声。我回头想走开，那家伙嬉皮笑脸向我走近来，双手也伸过来了，哼，想占便宜！我抬手就给他一巴掌。他还是笑嘻，又是咔嚓一声，敬了个军礼，还说对不起呢。你们美国人，还是懂礼貌的……（《难》386页） 《难》转引自张颖“实录”的以上一段，已经远不是什么“实录”，而是对历史的演义了。问题是作为严肃的历史著作，为什么会引用这么一些一般研究者都不屑一顾的演义式、脸谱化的材料呢？ 根据维特克的说法，江青在回忆上海时期的经历时，完全没有这么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江青对在上海岁月的回忆，揭示了外国人与中国人、穷人与富人、反动分子与激进分子、投降派与爱国者之间的对立，即财富和权力不平等的极端对立。对于像她这样的被压迫者来说，生活是痛苦的”。（罗克珊·维特克著 范思译《红都女皇——江青同志》93页） 不要忘记，江青当时极力要维护的，是一副彻底的革命者的形象。维特克说：“1930年代的上海艺术团体盛行，江青宣称加入了左翼联盟。左翼联盟的作用包括保护艺术家免受国民党对异端书籍的粗暴审查、对先锋艺术的破坏、对革新电影的镇压、对自由教育的限制”。“在1935年农历新年被释放后，江青很快恢复了演艺生涯。她说，有生以来第一次受到真正的喝彩。几个左翼团体都秘密派人与她接头，建立关系。尽管她尚未成为办过正式手续的有充分资格的共产党员，但左翼团体承认她是一个革命者。……他们一定已经认识到，不论她曾经参加的戏剧、电影和其他活动看起来是多少平淡无味，但在本质上都是革命的”。 （罗克珊·维特克著 范思译《红都女皇——江青同志》98页） 9、此事到此已经基本结束。然而，1973年香港有人写了一本《〈红都女皇》以吹捧形式影射江青。流入大陆后，社会上传说就是维特克利用采访写的，引起轩然大波…… 王年一文章认为，《红都女皇》这本书出版和林彪军人集团有极大的关系。 1969年5月17日，江青把黄、吴、李、邱和姚文元、李德生找来，谈了一个上午，攻击周恩来，大吹毛泽东在延安如何追求她。……黄、吴、李、邱听后十分反感，回来报告林彪，林要他们立即报告毛泽东。但毛听后并无反应，却要他们保密。随后黄、吴、李、邱又报告了周恩来。 王年一文章认为，这是第一次涉及毛泽东婚姻家庭这个敏感问题，而且又是江青与维特克谈话之前的惟一一次泄露。这次泄露得知内情的只有林彪和周恩来。周绝对不会借此向江青发难，这不符合周恩来一生的政治风格。因而，结论应是，黄、吴、李、邱遭拘捕后，军队有知情人将江青的历史泄露出去，进行报复。（《难》387页） “王年一的文章”，指署名王年一、吴润生的《江青的一次讲话与〈红都女皇〉》，原载《文史精华》2002年第3期，《难》引用的是《老年教育》2002年第7期转载并改了标题的《〈红都女皇〉究竟泄了什么密》。这是以王年一名义合写的文章中最糟糕的一篇，据笔者了解，此文真正的作者并非王而是吴。 《难》和王、吴文都肯定了1973年（《难》的说法）或1975年（王、吴文说法）香港有人（王、吴文指称是女作家）写了一本《红都女皇》。而据笔者多年的考查，《红都女皇》一书只是一种传闻，没有人能说出这本书的作者、出版者，没有人能讲清它对江青究竟是褒还是贬，查遍香港大小公共图书馆、大学图书馆，也没有这本书的踪影。 王、吴文称，《红都女皇》是“第一次”涉及毛泽东婚姻家庭这个敏感问题。错！斯诺前妻海伦·斯诺（尼姆·韦尔斯）1930年代出版的《红色中国内幕》（《续西行漫记》）早已涉及此一题目。文革期间在香港出版的丁望著《江青简传》（香港：当代中国研究所1967年9月第一版）、钟华敏著《江青正传》（香港：友联研究所1967年11月初版），都涉及毛的几次婚姻经过（如《江青正传》涉及毛、江之恋的有西北行，往延安，“鲁艺”教话剧，徐、蓝之恋，初见毛泽东，窑洞藏娇，飞上枝头，未见凤凰等章节）。 1974年10月，台湾出版了一本《江青外传》（老龙著，台北：金兰文化出版社，民国六十三年十月初版），这是与《红都女皇》传闻最接近的一本书。全书为章回演义体，涉及毛、江延安时期婚姻关系的共五回，即“一四、红罗帐里假戏真做，到处碰壁逼上延安；一五、窑洞里怪人故事多，礼拜六四郎探母了；一六、茫茫前路求救康生，鲁艺鬼混徐蓝热恋；一七、康生定计铺杏花路，飞上枝头想作凤凰；一八、暗里偷欢身怀孽种，改名易姓正式同居”。该书为海外文人搜集资料所作（这些资料自1930年代起在国统区及海外就很多），与大陆境内任何人及维特克都毫无干系。 《红都女皇》本身已属传闻，王、吴文却认定传闻中的这本书与“林彪军人集团”（王、吴原文是“林彪的‘军中派’”）“有极大的关系”，更是一种毫无事实依据的主观臆度。既然毛的婚姻问题自1930年代起已广泛传播于海外（只是建国后铁幕里的大陆百姓被蒙在鼓里），即使有如《江青外传》这样的一本《红都女皇》，与四五年前江青一次极小范围内的谈话及已失势的“林彪的‘军中派’”又有何相干？（王、吴的原文更主观臆断“倒台后的他们还会通过亲朋好友向香港有关人士透露江青1969年5月17日讲话的内容，指使人写这本《红都女皇》”）黄吴李邱已被隔离关押多年，他们子女的政治待遇连普通百姓都不如，又有什么能量、有什么必要指使人写这本《红都女皇》？（何况据《难》说这本书还是吹捧江青的！）这样的主观臆断与科学的历史研究相距何止十万八千里！ 10、《红都女皇》事件当时在社会上不胫而走，沸沸扬扬，但中央是否有处理，始终是个谜。 研究“文革”的权威专家，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教授范硕少将在他的著作《叶剑英在非常时期》中记载说：后来中央决定，让一位外交人员不惜用巨金买下版权，把这本书送回国内。毛泽东看了后非常气愤，挥笔写道：“孤陋寡闻，愚昧无知。立即撵出政治局，分道扬镳。”范书还说，周恩来看到毛泽东不过是在气头上，并没有下定处理江青的决心，只好“暂缓执行”。这一批示后来被其他一些著作转引，范氏坚持自己曾经看到过毛的批示。但是《周恩来年谱》等书中并无只字。（《难》387—388页） 既然《红都女皇》只是一个传闻，“中央”如何处理？惟自此《难》作者的思维却游走在“有处理”与“无处理”之间，最后的结论竟然是“有处理”！ 《难》引述的范硕一书就是“有处理”的典型。 范说的不惜用巨金买下的是哪一本书的版权？《红都女皇》的版权吗？这本书根本就是子虚乌有，向谁买版权？《江青同志》的版权吗？《江青同志》已经出版，还买什么版权？且《江青同志》1977年出版之时，毛泽东已于前一年去世，如何会“看了非常气愤”，还“挥笔”写下一段批江文字？可见，“非常气愤”与那批江的一段话，都是毛发动“批林批孔批周公”后受压抑已久的老百姓编派出来的“政治谣言”，愿望是良好的，事实是不存在的。 有关《江青同志》的版权问题，笔者在2004年的文章里引述过维特克本人的说法，这里不妨重抄一遍：“这些不可预料的内幕更加坚定了我要采用江青提供的大量口述材料的决心。这本书的准备工作并没有对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保密，而且他们显然从北京知道了一些我和江青谈话的主要内容，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对此的焦虑也与日剧增。终于，1974年1月，何理良（她那时刚在北京呆了三个月）再次敦促我不要出版一本完全是传记形式的书，或我喜欢的称呼‘江青同志眼中的革命史’。她问我是否还记得‘五月公告’（1973年5月她和黄华警告我不要写传记），同时提出只要我答应他们的要求可以给我金钱奖励。我自然是拒绝了。出于对江青本来的愿望和对历史的尊重，我认为这些独特的记录不应该被埋藏起来，所以我继续准备我的出版计划。”（《维特克访华与〈江青同志〉》） 11、这时候，张去看望叶剑英，叶突然转变话题问：“江青和维特克那次事情怎样结束的？”张告诉他江青把外交部封存的所有记录材料都搬走了，而且烧毁了。叶只自语说：“这事有蹊跷。”由此看来，这时在中央还没有就江青见维特克一事做出正式处理，至少在政治局范围内没有，因为连叶也不知道详情。据笔者所知，许多当时的政治局委员“文革”后也表示不知道毛泽东对此事有否批示。（《难》388页） 以上一段，《难》作者的钟摆摆到了“无处理”处。但很快，在下一段又摆回了“有处理”处。 12、但是，也有些记载认为当时中央确实有强烈反应。朱德的孙子在回忆录中说： 有一天，爷爷的秘书送来一封给爷爷的信，打开一看，是反映江青问题的。江青在1972年8月下旬曾经接见过一位美国女学者维特克，谈了一个星期，吹嘘自己，于是，就有了根据维特克这次采访出版的书《红都女皇》，在世界上影响很不好。 爷爷看了信，感到问题性质严重，江青胡乱说话，影响竟然跑到国外去了。因为她是主席夫人，颐指气使，谁也不敢惹她，所以才把问题反映到这里来。爷爷觉得不能把问题压下来，就划了圈，写了：此事重大，须慎重处理，并报送主席。 据说，毛泽东看了《红都女皇》，气愤难抑，写了对江青的批示“分道扬镳，撵出政治局……” 此说虽然把《红都女皇》与维特克采访混为一谈，但确也说明了中央领导人中当时有人反映此事。购买维特克版权一事，也有雪泥鸿爪可寻。（《难》388-389页） 朱德孙子的这段回忆， 明显是事后编造的“伪回忆”。其一，迄今为止没有实物证明曾经有过《红都女皇》这本书；其二，正如《难》的作者自己所说，将传闻中的《红都女皇》与维特克采访混为一谈；其三，既然无法证明有《红都女皇》一书，维特克的《江青同志》出版时毛又已经逝世，何以能“气愤难抑”；其四，毛、江思想体系是一致的，可能以毛的标准来衡量，江青的谈话并无大碍，又何来“气愤难抑”？其五，朱德在整个文革期间都只是一个摆设，未有任何政治上的影响力和实质性的权力，谁会向他反映江青的“问题”？退一步说，如确有反映，朱德有能力处理吗？他敢向毛“报送”吗？他敢惹江青吗？ 《难》的作者以朱德孙子这种“伪回忆”企图“确也说明中央领导人当时有人反映此事。购买维特克版权一事，也有雪泥鸿爪可寻”，只能说明作者对史料的判断力出了大问题。 13、粉碎“四人帮”一周后的1976年10月12日，华国锋、叶剑英等接见上海马天水等人时，华国锋在讲话中历数江青罪状曾说： 江青和美国女作家维特克谈话，谈了六次，贬低主席，内容下流。“四人帮”逼着外交部交出，特别是王洪文主持工作，他亲自写信，找乔冠华把材料要回来。后来中央决定，我们说花多少钱也要把这本书的版权买回来。（《难》389页） 华国锋这段话政治色彩甚浓以致罔顾事实。客观地说，维特克是周恩来引见给江青的，不管江青与其谈了多少次，都不能算是“罪状”。江青的谈话并没有贬低毛，也并无什么下流之处（充其量只是“左”得惊人）。所谓“后来中央决定，我们说花多少钱也要把这本书的版权买回来”，看来也没有付诸实行。《江青同志》的版权（包括中、英文版权）至今一直在维特克手上。《江青同志》近年在香港出过中文版，也不见得有哪个中方机构进行过干预（相反维特克曾过问了一下）。 14、综上所述，我们虽然不能完全解开《红都女皇》之谜，但也可以得出一个基本分析：1972年江青在接受维特克采访时说了很多极不得体的话，特别是有关毛泽东在延安的私生活，影响很坏。但当时因为记录稿没有传出去，并没有立即产生风波。而1973年以后香港《红都女皇》的出版，成为导火索，中央有人联系起来向毛反映。可能在很小的范围，比如、毛、周、江之间，有过内部处理。 至于毛的那段“立即撵出政治局”批示，为什么没有在粉碎“四人帮”时作为最有力的尚方宝剑公布？仍然是个谜。（《难》390页） 通过以上“基本分析”，《难》的作者又坐实了“可能……有过内部处理”的说法。 惟笔者认为，周恩来将维特克引见给江青，反映了“九一三事件”之后至1972年间毛、江、周之间紧密而良好的关系。江青会见维特克时的谈话，通篇反映了其极端革命的、极左的激进派思维，并非是得体不得体的问题。而引起最大争议的有关毛在延安时期婚姻问题一节，江的本意是驳斥外间的“胡说八道”和“恶意诽谤”，如有关贺子珍与毛的关系，江强调是贺挑起离婚而不是毛，这些都是为了维护毛，而绝非贬低毛的形象。 然而，1973年中毛利用江等激进派发起批林批孔及至1974年反复辟回潮，尤其是1973年冬在外事领域对周恩来进行无理批评后，引致相当一部分干部群众的不解与不满。在外事系统内拖延以至中止了对维特克所需材料的提供甚至劝其不要出版江青的传记，都是这种不满的一些体现。而《红都女皇》的传闻，更是这种不满的一种发泄。所谓毛对江的批示，实质上只是不满的人们编造出来的期冀，这就从根本上解释了这一政治流言为什么不是一把《难》的作者想象中的“尚方宝剑”，因为，它仅仅只是流言而已。 15、尽管如此，可以想见，当毛看到江青的信口开河、肆无忌惮谈话记录，并联系起《红都女皇》的恶劣影响，心中肯定怒火中烧。毛泽东过去就对江青的作风和为人颇多不满，只是由于晚年发动“文革”的政治需要，才信用支持江青和容忍了她的一些做法。“文革”后期，这种需要逐渐淡化，仅仅成为维护一种形象了。因为，江青是文化革命的一个图腾，无法割裂。这也许能够成为从1972年以后毛泽东多次批评江青、与之疏远、但又不能下决心予以处置的一个解释。（《难》390页） 在这里，《难》的作者再次将“可以想见”之事变成为“肯定”实在之事。其实，迄今为止，我们并无任何可靠的证据表明毛泽东是否得知江青见过维特克，更不清楚毛对此事表示过什么态度。该书作者有什么根据说“当毛看到江青……谈话记录”？既然《红都女皇》一书我们从未见过实物，如何得知它会影响“恶劣”？又怎么能推断毛“心中肯定怒火中烧”？ 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毛在重大问题上从来都是依靠江青。从文革发起阶段，1965年的批《海瑞罢官》、1966年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及“五一六通知”的产生过程均可见一斑。1966年7月8日给江青的信，更说明毛对江青的信任度超越了他在党内的任何一位“朋友”（包括林彪、周恩来）。即使在文革后期，1973年的批林批孔批周公，1974年的儒法斗争讨论和反复辟回潮，1975年的评《水浒》批投降派，1976年的反击左倾翻案风，哪一桩能离得开江青？这种政治上的需要又何曾淡化过？文化大革命的图腾绝不仅仅是江青，而是毛泽东和江青！企图在毛、江之间找到政治上的嫌隙和裂缝，恐怕永远是白费力气、徒劳无益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