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评陈永发《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
http://www.newdu.com 2024/11/25 08:11:33 爱思想 杨奎松 参加讨论
印象之一：锐意求新，但尚有欠缺 听到陈永发教授的名字，是十多年前的事情。当时在和范力沛（Lyman Van Slyke）教授的通信中，得知他有一个非常出色的学生，在从一个与众不同的角度，来写中共抗战时期的历史。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以后，大概是在1986年，范教授寄来了这本他十分推崇的著作：《Making Revolution, 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Eastern and Central China, 1937-1945》。 陈永发教授出版的这本书，给史学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往西方的中共史研究著作，通常以讨论中共上层的权力消长和路线方针为主，陈教授的这本厚达690页的著作，却着眼于中共在传统乡村中的作用与反应，深入地探讨了抗战期间中共在华东和华中地区发动、组织和武装农民的复杂情况，给人们提供了一种极具新意，且有相当说服力的关于当时历史场景的描述。它获得当年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有关东亚研究最佳著作奖，应当说是当之无愧的。 陈永发教授的第二本书，即他用中文在台湾出版的《延安的阴影》，笔者是1992年在美国看到的。这本书同样引起我极大的兴趣。有关延安整风的情况，在各种文章中谈论得不少，系统的研究却鲜有人做。他不仅抓住了这个十分重要的题目，而且深入了进去，做得很有特色，再度显示了其治史的深厚功力。 几年前，已听说陈永发教授开始根据吴大猷先生的意见，与刘广京、张玉法两先生共同编写一套专门写给年轻人读的“最近两百年中国史”，陈教授主笔“中共篇”。既然是写给年轻人读的，自然要通俗、简明，提纲挈领，字数尤其要少而精，以他20年来研究中共专史的功夫和经验，写成这样一部小书，自然是手到擒来的事情。不期然，8年过去，他竟然再度推出一部厚达1000余页的大著出来，直逼当年台湾中共史权威郭华伦、王健民等人的鸿篇巨制了。[1] 以个人力量写成一部中共通史，这在台湾似已成为一种“传统”，但其难度之大，对写史者各方面的知识、训练，特别是对其掌握资料要求之高，却未必是一般人所能想象的。在大陆中共史研究尚未开放，海内外相关档案资料还十分有限的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主要凭借台湾所藏中共历史文献，出版几部中共史著作，虽然缺漏错讹在所难免，但也必有些许新意，总是聊胜于无。记得笔者当年初涉中共历史，就曾津津有味地翻阅过郭华伦、王健民、司马璐等几位先生的中共史大作，从中有所受益。 十几年的时间过去了，中共史研究早已越过了从郭华伦、王健民等人的著作中汲取知识的年代了。无论在大陆，还是在欧美，无论是就其深度，还是就其广度而言，随着大批档案资料的开放，中共史研究较之当年已经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特别是这十年来，中共史研究已经大大突破了郭华伦、王健民他们那个30年（1920－1949）史的范围，更多的已经转向了后40年（1949－199？）的研究，这就使得任何以个人的力量来编写一部中共通史的努力，变得益加困难。正因为如此，当笔者听说陈教授正在把他那个10万字左右的小书扩展成一部通史之际，第一个感觉就是担心。 陈教授的勤奋与刻苦大概鲜有人能够企及，但他并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快手”。[2]他写《Making Revolution》，研究抗战8年期间中共在华东、华中根据地的历史，用了10年时间；写《延安的阴影》，研究延安一个地区3年左右的整风运动史，也断断续续用了七八年时间[3]。可想而知，同样用8年时间，要想写出一部高质量，且具有相当新意的中共70年史，岂是易事？ 凡是读过陈教授第一本书的读者，当然记得，他的这本书，除了选择了一个非常好的研究视角以外，尤其重要的是，其研究是建立在大量第一手的文献及档案资料的基础上，并辅之以一定数量的当事人的回忆资料，很少利用现成的研究成果。十分引人注目的是，该书征引及参考资料多达650余种，直接参考今人的研究成果仅80余种，80％以上的资料是其他人很少利用，甚至是作者独自发掘的第一手的历史文献资料或回忆资料。也正因为如此，该书才会新意迭出，让人刮目相看。 在这方面，陈教授的第二本书似乎稍有欠缺。再加上作者对毛泽东的生平思想深入研究不够，对其“谋略”有太多先入为主的印象，难免对一些史实的判断有所失误。[4]但严格来说，作者在书后开列的140余种中文文献中，属于今人研究成果者，不足40种，仍有将近60％左右的资料还是作者首次深入研究和利用的。因此，该书的新意，明显地也还是建立在作者发掘和掌握的相当数量的新资料的基础上的。 读过其新著《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以下简称陈书），可以看出，作者在这方面的努力显得相对就更薄弱一些了。写通史，要通才。通常写通史者多为集体，而鲜有个人，也正是因为靠个人功力将所有方面通下来，大不易。看得出，陈书走的是捷径，即主要借助于现有的各方面研究成果。根据书末标明的征引及参考书目统计，全书利用各类资料约900种，属于第一手文献资料和回忆资料者，仅为230余种，70％以上利用的是今人已经发表的各种研究成果，与他前此出版的两种著作的情况恰好相反。这对于陈书而言，很可能是一个致命的弱点。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今天的研究者不应当在较多地利用他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新的研究和写作。考虑到自郭华伦、王健民以后，台湾再不曾出版过能够反映新的研究成果的中共通史著作，利用各方面最新的研究成果，编写一部比较通俗的中共通史，像吴大猷先生所希望的那样，提供给台湾有大学程度的普通读者，也确实是很必要的。但问题在于，陈书的写作离开了当初的设想，它目前的定位并不在给台湾普通知识分子提供一段脉胳清晰的中共史知识，而是着重于理性的分析与总结，这对于缺少专业训练的读者来说，似乎显得艰深了些。 陈书以其目前的形式，多半只能给像笔者这样的一些专门家来读。既然主要是写给专家看，就有必要考虑专家们已有的知识结构。可以肯定，陈书从立意、架构到议论，都是锐意求新，对中共史做了相当深入的探讨，有些问题的视角也很独特，但太多地利用已经发表的研究成果，注定了会在主要史实的组织和叙述方面，给人以似曾相识的感觉。不管这些成果来自大陆、香港，还是美国，也不论它们注重于赞扬，还是揭露，对研究它的专家是一样的。况且这种通史的写法又束缚了作者像他过去写第一本书时那样变换新的研究角度，从而使陈书能够提供给专家们的有关中共历史的新情况和新知识显得不那么丰富。尽管笔者十分钦佩陈书的诸多议论，但花了两周的时间读完了陈书后，笔者还是留下了这个多少有些遗憾的印象。 印象之二：研究深入，但着力不均 过多地借助现有成果来研究，还会产生一种负作用，那就是对于有些作者研究比较深入，或者现有成果比较成熟的问题，可能写得很精彩，而对那些作者不十分熟悉，或者瑞有成果较少较浅的问题，议论时就可能经不起推敲。原因很简单，现有的研究成果本身就存在着此厚彼薄、深度不一和青黄不接的情况，如果作者搜集到的资料还不够全面，对手头掌握的研究成果又阅读不细或理解不透，一旦于不经意中把它们嫁接到自己的成果中来，就很容易出错。陈书就有这样的情况。 陈书中有些错误大概是手边缺少工具书，或写作时不仔细造成的。比如97页说周恩来赴法留学前曾“先后前往日本和英国留学”（其实未去过英国）；第278页称1934年毛被“撤除”“政治局委员”一职（无其事）；300页说1936年3月“中共首先和东北军的王以哲师订立互不侵犯协定”（应是王以哲军）；310页说1937年中共“加速改组陕甘宁共军国民政府新编第八路军”（措辞有误，应为加速改组红军为……，且第八路军并非“新编”军）；353页说1935年朱理治等以肃反的形式“处死了包括刘志丹在内等数十人”（刘志丹1936年死于东渡黄河作战）；355页说王明1937年回国后“把周恩来、秦邦宪和王稼祥（国际派）三人从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位置上拉下来，另由同机陪同他返国的陈云和康生递补”（无其事）；707页说“一平、二调、三收款”的“收款”是将“生产所得直接用于投资，而不归农民分配享用”（应是指银行强行收回贷款）；716页说毛于1962年开除了彭德怀的中央委员一职（彭从未被开除中委）；742页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中苏“终于正式断绝外交关系”（从未断交）；846页说1991年5月“江青在北京秦城监狱自杀身亡”（是在女儿家）；915页称1989年4月25日“邓小平终于出面发表公开讲话了”（无其事）；916页说5月19日清晨“赵紫阳和李鹏又出现在天安门广场，慰问学生”（无李鹏）；995页称从1927年到1935年中共中央实际领导至少改变了四次，“最先是瞿秋白，后来依次是苏兆征和向忠发，再后来是博古”（没有苏兆征）。 陈书中另外有些错误多半是所据资料出处不同，最后定稿时过于匆忙，没有认真通读检查造成的。比如对1927年“四一二”事变中被杀人数的说法，106页说“共有300人被杀，500人被捕，5000人失踪”，176页却说“有1000余工人遭到死难，2000余人被捕，6000余人失业”。如对1927年武汉政府解散工人纠察队问题，108页上面说6月汪精卫就“要求中共交出工人武器并解散工人纠察队”，中共不得不委屈求全，下面却又说7月15日汪才“要求中共交出工人纠察队武装”。如对1927年秋收起义后所剩武装人数，211页说毛当时率“残部约1000人”另谋出路，223页却说毛当时“率领1500的残余人马南下逃窜”。又如对国共关系破裂前后的中共党员人数，211页说“党员的人数从60000锐减为10000”，226页就变成了“党员的数量由40000陡减为10000”。如对毛泽东1943年取得的最后决定权的内容，286页说是“取得思想、组织、政策、战略、军事五大方面重大事务的最后决定权”，377页却是“举凡思想、政治、军事、政策和组织方面的重大问题，都由其决定”。再如对1934年江西红一方面军突围人数，289页说“有86000人之众”，291页则成了“在7万战斗部队之外，又有机关人员9千和民夫5千随行?。（这里数字的使用不规范－引者注）另外，对1936年红军三个方面军甘北会师时的人数，290页说“合计不到两万人”，295－296页则说二方面军不到一万人，四方面军有万余人，仅此两部就已经在两万人上下了。又对1958年的农业生产，686页说“是前所未有的一个大丰年”，696页又说“其实，1958年的农业生产只比1957年多了几个百分点而已”。关于彭德怀1959年的意见书，709页变成了两封，称有一封“用词尖锐，语多讥讽的意见书”批评人民公社的，还有“一封私人意见书”，批评毛泽东不民主。再者，816页说1976年4月4日深夜华国锋派人移走天安门广场的花圈并驱散群众，但群众拒绝散去，“经过12小时的对峙之后，中共中央乘夜幕低垂，动员十万民兵和工人，配合警察，以棍棒进行强制驱离和逮捕群众。”既为“深夜”行动，说群众对峙12小时，当是5日正午，如何又“乘夜幕低垂”？还有，901页说1984年底中共决定废止价格双轨制度，让全部产品价格自由化，904页则说1984年“冬天，官方废止官定价格不成，又恢复了一些重要商品的官价，形成价格双轨制度”。 陈书在述及外交史或国际关系史方面的问题时出现的一些错误，也能够其显示依靠二手资料研究的缺点。如367页说“1940年6月，希特勒悍然发动对苏战争，一时势如破竹，苏联失地千里，四个月后，便被迫通知国民政府无力继续军事援助。”（众所周知，苏德战争爆发是在1941年6月）又如532页称1949年底毛泽东到莫斯科访问时，因史达林未到车站迎接，“有遭轻视之感”（史达林从不到车站迎接外宾）；说毛泽东“暗示外蒙古应该回归中国的话，严重冒犯了史达林，以致史达林把他冰冻在莫斯科郊外的角落里，不闻不问达半个月之久”（实际上毛未与苏联领导人晤谈只有四五天时间，且与外蒙古的话题无关）；说当时谈好苏联提供4亿卢布贷款，后因卢布贬值，中共实际只得到了3亿（谈的是美元，并非卢布，且谈的就是3亿）；说“毛泽东在1950年3月上旬返抵北京。……三个月后，美国宣布朝鲜和台湾不在美国的军事保护范围之内，北韩的金日成利用此一表示，迅速得到史达林的支持，于是不顾毛泽东有攻打台湾的心愿， 抢先发动韩战。”（毛3月返京，三个月后则是6月，朝鲜战争已经爆发！其实美国国务卿这一表态在1950年1月）再如547页说史达林因中国出兵朝鲜，“投桃报李”，“决定尽快退还中东铁路，提前从旅顺撤军，并取消苏联所一手垄断的中苏合营公司”，而后还同意向中国提供156项大型工程的技术援助（此乃赫鲁雪夫上台后所为，156项此时乃141项，1954年赫鲁雪夫增加15项后达到156项[5]）。另外，664页称1956年6月波兰发生波兹南工人暴动，工人上街游行，波共不惧苏共反对，恢复被罢黜的前领导人哥穆尔卡的领导职务，“哥穆尔卡派军队镇压，导致200余人受伤，84人死亡，但是迅速平息了动乱。”（哥穆尔卡正是因为军队镇压波兹南事件，引发全国抗议而重新上台的，他如何会派军队镇压？）681页称“赫鲁雪夫答应援助20亿美金，但因为随后又要求优先偿还韩战以来积欠苏联的贷款，实际上只给了中共4亿元。”（全无根据。） 另外，737－743页讲述“中苏分裂”一段中的许多内容，也不准确。如说赫鲁雪夫为争取中共支持，“派人到北京来谈原子弹和原子能工业问题，而且剑及履及，立即签订国防新技术协定，同意协助中共研制火箭和喷气战机。随后他又签订了两国间的科技工业协定，答应从1958年起，分五年共同进行或由苏联援华进行重大科研项目103个，并在原已达成的156项经济合作项目以外，增加55项。”其实不是赫鲁雪夫派人到北京，而是中共派人到莫斯科；国防新技术协定也不是关于研制火箭和喷气战机的协定，而是关于提供研制导弹和原子弹技术的协定；随后的科技工业协定，也不是103项，而是122项；至于156项上另增项目问题，更是另外协定的内容，也不是55项，1958年8月协定是47项，1959年2月是78项。[6]又如说1957年莫斯科会议期间，赫鲁雪夫与毛泽东发生口舌之争，中共无法从苏联得到更多援助，毛泽东因此“失去自我克制，让自己对赫鲁雪夫的轻视和不满全部爆发，而赫鲁雪夫不甘受辱，也不再掩饰他对毛泽东的憎恶和愤恨了”，则纯属子虚。事实是莫斯科会议期间双方印象均不错，此前已定有国防新技术协定，莫斯科会后两国又接连签订了至少三项大规模经济技术援助协定。此外关于建立长波电台问题，毛泽东发动“八二三”炮战问题，赫鲁雪夫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发难问题，1962年刘少奇提出“三和一少”主张缓和中苏关系问题等等的说明，均与事实有不少出入。限于篇幅，不再一一辨正。但需要指出的是，一本学术著作，在基本史实、引文及文字表述上出现过多讹误，是不应该的。 陈书在讨论农村问题时，包括写中共农村根据地、武装斗争中的农民动员、农村基层政权组织以及农业集体化等等，由于做过相当深入的研究，有较扎实的基础，因此写起来显得游刃有余。对某些自身研究薄弱，同时可借鉴的成果较少的问题，如关于50年代初的肃反运动，由于作者下功夫读了不少第一手的文献档案资料，也写得实在、可靠。值得注意的是，陈书中的不少错误并不是现有研究不深入，或作者?少资料，无所凭据的结果。恰恰相反，许多研究是深入的，资料作者也是掌握的，但理解和利用时却出了偏差。当然，我们并不是说陈书不可以对某些即使是众所周知的史实得出不同的理解。事实上，这可能恰恰是值得称道的。问题仅仅在于，推陈才能出新。也就是说，凡立新说，必须对陈说有所交待和辩难，不能自说自话，置他人的研究成果和种种成说于不顾。否则，新说何以成立？ 比如，关于1926年“三二0”事件的起因，陈书引用了杨天石教授的著作，了解杨教授关于事变起因的解释说明，但陈书却强调蒋介石是“不满汪对鲍罗廷言听计从的态度”，“不满汪精卫的种种削权措施”而发起事变。整段行文也不甚严谨，颇多错误。如说“中共或许认为国民党是列宁主义的政党，汪精卫驾御得了蒋中正，而军队模仿苏联红军的政委制，纷纷设置党代表，几乎全由跨党党员担任，更可以保证国民党‘党指挥枪’”。（第101－102页）其实在陈书反复引用的拙作《中共与莫斯科》一书中，对此已有说明，即中共从未有此乐观想法。至于说蒋不满汪精卫对鲍罗廷言听计从，也恰好说反。因为蒋恰恰是喜欢鲍罗廷，不满意因鲍回国“述职”而代替鲍的军事顾问季山嘉的。至于说事变后鲍罗廷与苏共访华使团团长布勃诺夫及季山嘉三人共同决定妥协，致使汪精卫被迫出国，也与事实不合，因为妥协决定作出时，鲍罗廷早在回国路上，且决定也与季山嘉无关，因为季被指责要对蒋发动事变负责，妥协决定即包含要季去职的内容。 比如，关于“四一二”事变前陈独秀对蒋介石的估计问题，陈书所征引的一些著作也都有所涉及，而陈书却说陈当时“低估了蒋中正敢于向武汉政权公开挑战的决心，仍然接受鲍罗廷的意见，认为国民党是列宁主义的政党，可以从支持汪精卫返回国民党中央来控制蒋中正”。（第105页）实际上陈独秀3月就在党内公开扬言，不打倒以蒋介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武装，中国革命就不能成功，上海工人纠察队必须准备与蒋一拼。[7]况且，这时在武汉的鲍罗廷与在上海的陈独秀也并无直接联络，陈独秀4月5日与汪精卫共同签署联合声明，那纯粹是莫斯科直接指令的结果，与鲍罗廷无关。 比如，关于罗易将共产国际“五月指示”交给汪精卫的情况，谈到的书更多，但陈书却仍旧弄错，说罗易当时“刚从莫斯科前来，完全不了解情况，电文没有交给中共中央，便拿给汪精卫看。”（第108页）其实罗易2月即到中国，一直参加决策讨论，并非不了解情况。况且莫斯科来电当时只能发至苏联领事馆，然后转由苏联顾问鲍罗廷接收，印度人罗易并不能最先收到电报。国际此电到后，鲍罗廷即向中共中央传达，根本不可能出现电文还没交给中共中央，罗易就拿给汪精卫看的情况。[8] 另外，像1932年宁都会议，1935年遵义会议，都是近些年来公布资料甚多，研究也相当深入的问题了。但陈书所谓在宁都会议上毛泽东“坚持己见，反唇相稽，严辞批评国际派的积极进攻战略”（第273页）；在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随而接替朱德和周恩来两人，负责军事指挥。不旋踵，毛泽东又敦请周恩来和王稼祥两人组织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第293页）等，都与现有的研究成果和公开的史料相距甚远。像1936年西安事变前的情况，尽管陈书多次征引拙作《西安事变新探》一书，却坚持说中共在改行“逼蒋抗日”方针后，仍“暗中筹组‘反蒋’的大结合”，说张学良一面答应中共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面也仍准备“万一说服无效，愿意成立并领导东北军、西北军和中共军三者共组的西北军事大联盟，进而在共产国际的军事援助下，直接对日本宣战”。实际上，拙作已经深入说明，此一“反蒋”大联合的计划，是在中共实行“抗日反蒋”方针时，即1936年9月以前的事情，改行“逼蒋抗日”方针之后，此计划已为莫斯科所否定，因此中共中央不论感到如何困难，也没有再重新运行这套计划的想法。 实际上，由于研究不够深入，陈书中仅史实部分值得商榷之处也很多。下面仅举几例： 55、68页。作者多半是根据Dirlik教授的说法，不加分析地说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1917年前后“可以算是无政府主义知识分子”。实际李大钊一直是梁启超进步党的同情者，甚至担任过进步党机关报《晨钟报》编辑主任，这时刚刚脱离进步党，倡导民主政治，力图调和改良派与革命派。到俄国十月革命发生后，即逐渐开始倾向共产主义，思想上虽然如当时众多知识分子一样兼收并蓄，尚不定型，却完全算不上是“无政府主义知识分子”。[9] 66页。作者多半仅根据包惠僧的回忆，就断言陈独秀不愿在党纲中明文规定中共为共产国际一个支部，也不愿接受资助。只因秋天被捕全凭共产国际营救，才了解到“尚未十分成熟之前，坚持完全的独立自主，是不切实际的”。实际上，所谓陈独秀当时不愿接受国际资助，全无根据。1920年陈独秀办《共产党》月刊、《劳动界》杂志，以及创办外国语学校，印刷各种宣传小册子等，无不从魏金斯基那里取得资助。他又何尝会因为一大召开反而拒绝资助，甚至不愿加入共产国际？[10] 89页。称马林1923年3月提出国共党内合作提议，陈独秀反对，但“也不能完全置之不理，他终于体会到现实政治的复杂性?遂不再幻想在落后的中国立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同意把中共的近程目标降低为打倒军阀和帝国主义。”实际上有关陈独秀反对马林加入国民党提议的理由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中早已公开，与要不要联合国民党无关。并且陈独秀早就主张联合民主派反对军阀势力，从来不拒绝与国民党合作，且身体力行，中共一大召开时即在广州担任教育委员长。[11] 90页。称“马林不旋踵离开中国，而继任人又把精神集中在共产国际和国民党的合作之上，对中共并未施以太大的压力，所以仍任由陈独秀继续共产国际拉拢吴佩孚的老政策，把工作重点放在北方的铁路工人运动上面。然后随着共产国际联合国民党政策的落实，尤其是1923年2月吴佩孚对平汉铁路工人进行血腥镇压，陈独秀终于不得不面对加入国民党的问题了。”这里的问题是，马林离开中国已经是1923年7月。如果说他有“继任人”的话，也只能说是鲍罗廷，鲍来广州则更晚，已到当年10月。可是陈独秀1922年9月即已加入国民党了，不仅在马林走之前，而且还在吴佩孚镇压平汉铁路工人之前。如何能够说马林的继任人“仍任由陈独秀继续共产国际拉拢吴佩孚的老政策”？ 类似的问题在陈书中可以说还有不少。依笔者所见，关键是两个问题，一是过多依靠第二手资料，二是作者多少有些粗心。事实上，如果仅仅是过多依靠第二手资料，作者细心推敲，小心求证，严密逻辑，科学行文，恐怕也不会有如此之多的问题。 说作者有些粗心，并非捕风捉影。笔者尚未字斟句酌，却已经在陈书中发现许多不该出的技术上的偏差。这些偏差似乎不完全是出版校对时的失误。包括上册中的错漏衍字比例之高，有时真有点“触目惊心”。注文格式、引用数字之不严格，病句之多，也足够让作者警觉的了。如92－95页4页，错2字，漏3字，衍1字。139－140页，也是错2字，漏3字。衍1字。一个《党史研究资料》，注文中有的是“第×集，页××”，有的是“第×辑，页××”，有的是“×：××”。其他像用词不慎处也不少，如将“围魏救赵”写成“围赵救魏”（第233，266页），将“隐忍不发”写成“稳忍不发”（第357，361页），将“批倒批臭”写成“批斗批臭”（第680页），将“自给自足”写成“自给自养”（第681页）之类。下册中还有将意思写反的情况，如说什么“对中共言，私有财产制度是万恶之源，对农业集体化予以打击，是理所当然的。”更有抄资料将原文抄错的，如第709页抄写一小段打油诗竟连错三字：“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煤（应为铁）去，收获（应为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农（应为人）民鼓咙胡。”甚至还有行文或校对不严，出现整句重复的情况（第690页）。这些小问题一旦超过了正常的比例，就会影响全书的质量，这是作者应当注意的。 印象之三：客观平实，但规范不严 科学的生命在于严谨。历史学之成为科学，同样是因为它是建立在严谨的学风之上的。严谨的要求是全方位的，从著作之构思、立意，史料之推敲、引证，到行文之启承转合，乃至遣词造句，无不要求精益求精。而对史学家来说，尤其重要的是要做到持之有据。 持之有据，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也正是因为要我们每一个写史的人都要做到这一点，因此就有了一套约定俗成的研究规范。尽管各国史学传统不尽相同，规距不完全一样，但对引注的要求是一样严格的。最基本的要求是：凡涉及有助于说明作者观点的任何重要史实及论据，均须注明出处，包括对原始材料的可信度做出解释。 陈永发教授的第一本书，英文600多页，书末注及文内注加起来估计有将近2000条，凡重要史实及引文均严格标明出处，并对必要者做详细之注释，确实训练有素。但陈教授写第二本书时，这方面的标准似乎已经降低了许多。《延安的阴影》中文350多页，引文仅注释347条，平均一页一注。此书文字写得相当生动，细节尤其丰富，遗憾的是许多重要情节，经常大段大段无注，使人不知道其所据何在，无法判断其故事的真实性如何。 《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可以说重现了《延安的阴影》一书在这方面的问题。陈书中文1000多页，引文注释892条，平均一页还不到一条。即使说，作者并非以写学术专著为目的，意在写大部头教科书， 同样存在不规范的问题。按教科书写法，只要有注释问题，即应有必要之规律，该注则注。而陈书注释全无规律可循，有时整段整段，甚至整页整页无注，有时却具体到一句话一注，让人不明所以。[12] 由于缺少注释，或者引非所引，陈书的不少说法令人生疑。比如： 361页称1938年“毛泽东尽管取得政治局领袖的地位，但显然并不以此为满足，他还要向六大（届－引者）四中全会以来的政治路线挑战。但是他知道时机尚未成熟，尤其六大（届）四中全会以来的政治路线，表面上是国际派所制定，实际却是他们秉承史达林和共产国际的旨意所提出，并没有多少国际派自己的见解。”“从1939年初开始，到1941年9月为止，毛泽东主要是伺机而动，以便完成遵义会议所未完成的工作，也就是打倒国际派中央的政治路线。”（毛泽东1938年底至1939年上半年都在积极贯彻共产国际的路线，此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苏联政策变来变去，毛泽东始与共产国际发生意见分歧。对此如何解释？） 578页称中共以韩战有可能扩大到中国大陆为借口，实行土地复查时强调阶级斗争，“以致有一、二百万地主被杀，而其家属以及悻存的地主则被扫地出门，成为农村中的政治贱民。”尤其是在南方工作的北方干部，没有亲情系绊，“迹近心狠手辣，以致土地革命中充满暴力。本地出身的地方大员难免不满，……实际主持两广工作的叶剑英就是一个例子。他对土地革命的过左现象希图弥补，不料却因此而招致了中共中央的指责，要他在地方主义的大帽子下自我检讨，随后将其调离广州。另派外来干部接替其职务，继续完成土地革命。”（此说不知所据何在。另检讨地方主义有之，但在1952年6－7月间，事后叶仍主持工作，直到土地革命1953年4月宣告结束以后，叶才于10月调离。） 582－583页称“尽管统购统销会妨碍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甚至可能造成农民暴动，但两害相冲（应为权－引者）取其轻，中共中央还是决定全面采行；中共中央宁愿冒农民反抗和暴动的险（应为风险－引者），也不愿在城市冒险，让物价波动，从而激起城市居民群起抗议。”“在考虑统购统销政策对农村的冲击时，中共认为……在全国100万个自然村中，或许会有10万个会出现‘逼死人’、‘打扁人（应为担－引者）’以至暴动的事故。可是最后竟然不此之顾。”“中共坚持采取统购统销似乎还是以意识形态的考量为重，因为文化（？！－引者）对他们而言，此项政策乃是‘把分散的小农经济纳入国家计划建设轨道，引导农民走向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道路，和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所必须采取的一个重要步骤”。（这段话并非完全无注，但第一、注文错误：“《陈云文选》，3：202－16”不确。《陈云文选》只1册，并无第3卷。此乃《陈云文稿选编》，并非《陈云文选》，且页码也错误，应是189－203页。第二、中共当时主观上是否就是想要用强力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仅此似不能完全说明。） 648－649页称毛泽东发动的关于电影《武训传》的讨论，“高级党官没有被戴上‘帽子’，但是一些中下级的涉案者仍然遭殃。一些接受中共动员、参加对他们文字围剿的作家……把他们批评成‘反革命分子’。在这样的紧张气氛之中，敏感的知识分子开始醒悟，……必须迎合中共的思想标准。否则，随时随地有受到官方围剿的可能。其严重后果不只是失业而已，极可能是长期坐牢，或沦落为政治贱民。”（此说结论由前述史实引出，但有什么文章、把谁批评成反革命分子？） 673页称反右运动并非“一个不杀”，“像历年整风运动一样，必须杀鸡儆猴。汉阳第一中学就是学生运动的重镇，有三名右派学生便当着1万名师生面前被枪决。”（历年整风运动都必须杀鸡儆猴，为何前面述及延安整风等整风运动时并未提及？另汉阳一中被杀者罪名也并非“右派”，且不是学生。三人中王建国为副校长，钟毓文为语文教研组长，杨焕尧为县文化馆图书管理员。） 697页称“毛泽东青睐人民公社的体制，就是因为透过这一体制，可以把农民生产所得的主要部分变成积累，而无限扩大投资”。（无所据，仅以结果倒推动机？） 709－710页称毛泽东为了斗倒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在彭德怀头上硬加上‘里通外国’的汉奸罪名”。而彭则在意见书中“指责毛泽东在反右倾胜利后，‘得意忘形’，党内的民主集中制事实上是第一书记说了算数，毛泽东所定的钢生产指标过高，而高指标正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表现。他甚至指责毛泽东滥用威信。在湘潭老家人民公社的增产问题上，相信弄虚作假，不够‘实事求是’。若不是毛泽东命好，工农太善良了，中国老早已经发生匈牙利事件，而不得不向苏联请求派兵了。”（这些均未注明出处，但他处有注明引自李锐《庐山会议实录》一书者，查李锐书，可知上述均出自李锐书。但奇怪的是，上述除“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一句外，均非彭德怀意见书中内容，有的来自会议简报，有的来自火车闲谈。而关于彭“里通外国”一说，会议上虽有人提出疑问，但毛在庐山会议上也从未明确表过态。） 711－712页称庐山会议批评彭德怀的一次会议上，朱德说彭脾气执拗，固执己见，“毛泽东听着，忽然翘起腿来，用手在鞋底故作搔痒状。尽管毛泽东的动作迹近狎侮，但是没有一个人抗议。”（李锐书原文：朱“还没讲完，毛泽东即将腿抬起，将手指搔了几下鞋面，说：‘隔靴搔痒’。”两相对照，意思相差似乎远了些。） 严格注释，是史学著作的生命。引述而不注，或所注非所出，都是史学研究之大忌。大陆一些中共史著作缺少注释，有档案开放客观局限，在台湾似乎不必有类似的顾虑。因此，陈书之犯忌，让人不大容易理解。 除了注释以外，陈书行文及用词上的主观和随意性似也有可指摘之处。以前台湾中共史研究政治色彩过浓，用陈书导言中的说法，就是基本属于敌情研究的性质，很难谈得上学术性。立足于学术研究基础上的陈书的出版，毫无疑问对改变这种情况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如果我们吹毛求疵的话，陈书中恐怕也仍旧残留有用词随意性大，甚至个别时候仍带有某种主观倾向性的情况。 如92－93页，谈1924年国共合作之初，国共两党合组上海执行部事，前页称毛泽东等在谭平山配合下，“打入了上海执行部”，后页则称其“出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负责人胡汉民的秘书，工作异常投入”，甚至“因此遭到共产党同志的讥讽”。无论就行文逻辑，还是就史实本身，“打入”一词用在这里都属不当。 如228页，称红军二次进攻长沙城时，打了两周都无法攻破守军工事，“百无聊赖之际，红军甚至想到田单的火牛攻势”。作者在本书中两三度使用这个“百无聊赖”，都不妥贴。“百无聊赖”是实在无聊的意思，这里的意思其实是百般无柰的意思。 如442页，谈到当年学生运动时，提到中共推动学生运动，用的是“有意推波助澜”；提到国民党一次次镇压学生运动，则都用“处理不当”；提到国民党特务刺杀联大教授闻一多等人的事件，还使用了“政府特务热心过度”这种说法，那意思近乎肯定。 如483页，称高岗第一次自杀“未能成功”，“再次自杀，未再获救”。这里“未再获救”令人费解，意思是说他本来可以获救，却没有人救他？这样说有何根据？ 如492页，称“中共借口财政负担太大，要求‘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被中共包下来的900万国民政府留用人员“非常能共体时艰”，“因为环顾周围，他们不难发现，中共确实有财政困难。尤其是中共自己的干部，根据补给制，仅能解决最基本的生活需要，比起他们，更辛苦万倍。”这里，“借口”两字显然多余。 如611页，称中共通过“五反”（即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总共榨取了约20亿美元的罚款，足够共军打韩战一年之用”。这里20亿美元之数未注明出处。1950－1956年中国总共欠苏联各种债务才13亿美元，一半为军火贷款[13]，韩战一年战费如何要得了20亿美元？同时，笔者完全同意作者在此所得出的观点，即采取这种政治运动的办法来解决问题实属错误，但“榨取”一词用在这里似乎也有一竹竿打翻一船人的嫌疑，毕竟向偷税漏税者罚款等不能说完全不当。 必须指出，总的说来，陈书的研究是客观平实的。这一点在上册表现得尤其明显。下册中值得推敲的遣词造句似乎多了一些，但1949年以后的中共史值得深入探讨和研究的问题也确实比1949年以前多得多。在长期受到意识形态的熏陶和影响之后，要使我们的历史学研究，特?是关系到近现代中国历史的研究真正学术化，使我们大多数研究者不仅能够心平气和地讨论问题，尤其是能够真正地摆脱情感的困扰，完全站在客观的立场上来看待历史上的一切，这大概不是很容易做到的事情。唯其如此，坚持这样做，并且努力使之成为一种习惯，一种规范，就更是必要的了。 印象之四：议论风生，也有可商榷之处 陈永发教授有很强的文字功底，《延安的阴影》已是证明。当今世界，已经是信息时代，那种坚持坐冷板凳，不食人间烟火，抱残守缺，只满足于弄出一些佶屈聱牙，鲜有人懂，鲜有人读的文章著作的史学家，应该越来越少了。写了书，就是要让人读的。尽管搞历史啃的是故纸堆，关心的人却未必少。问题在于我们搞史的人能不能写出一般读书人能读并且爱读的东西来。看陈书，可以清楚地感觉到，作者是在努力尝试着这样做的。但坦率地说，与《延安的阴影》比，陈书目前的写法似乎不是很成功。 陈书为了加强对读者的引导，颇费心思地写了长篇的导读和结语，并且别具匠心地又在每章、每节都设有引言，层层提出问题，节后复有小结归纳。照理说，这是一个很有创意的设计，如果作者能细心把握线索明晰、循序渐进的原则，对读者理解作者议论主题及观点，确实是可能很有帮助的。但是，两周读下来，本为同行的笔者竟常常会有一头雾水的感觉，理解上仍时感吃力。 原因何在？概括起来，陈书立意以观点统率全篇。为说明观点，又受篇幅所限，叙事反而备受局限，只好尽量精炼，结果行文稍有不慎，即出偏差。像第一章“知识分子搞革命”，与第二章第一节“从知识分子到职业革命家”，内容多处重复，怕就是受这种过分注重形式的想法所害。其实，写历史叙事当先，议论其后。没有好故事，议论也缺少好基础。陈书长在议论，有些议论确实相当精彩，只是全书篇幅太大，亮点散落，要让读者把它们串连起来，没有一个个好故事相衔接，靠自己形成一套清晰的逻辑，着实困难。细想起来，这在一定程度上似乎也与陈书目前尝试的这种写法有关。比如，陈书提出了太多的问题，又不能一一就近解答，难免让读者因之受累。 以第一章为例，陈书开篇在引言中，就提出了10个问题：五四新文化运动领袖陈独秀为什么从羡慕先进的法兰西转向羡慕落后的俄国？其他知识分子的转变是否相同？共产国际从中扮演了什么角色？无政府主义者为什么会转而拥抱马列主义？中共对国民党的态度为什么前倨而后恭？为什么舍己耘人，愿为国民党的改组和发展效力？陈独秀如何使中共在国民党变得几乎具有主宰能力？为什么又眼睁睁地看着中共在国民党反共打击之下一筹莫展，几乎陷入毁灭的边缘？如此等等。（第51－53页）这些问题照理应当由本章下面的两节来回答，但接下来的两节却还有自己的问题。如第一节一上来就提出了3个与上面的问题并不完全相同的问题：五四新文化运动强调价值取向多元化，为何独信马列主义的中共却自认为是这一运动的光大发扬者？中共到底是不是中国无产阶级成长的必然产物？莫斯科在中共诞生过程中担当了什么角色？（第54页）第二节上来则提出了2个同样与本章引言10个问题缺少关联的问题：共产党加入国民党，难免矛盾重重，中共如何因应？一旦矛盾冲突导致分裂，中共如何自处？（第86页）两节中各有三段，有的段下面还有层，内容庞杂，读者根本无法对应前述如此多的问题来自找答案。再加上章有引言，却无结语，各节虽有结语，又未能紧扣自己前面提出的问题梳理各段内容，一一对应地得出言简意赅的结论，更遑论回答本章引言提出的众多问题了。结果是问题提得越多，读者就越会感到不知所踪。 不过，不论有什么样的缺陷，陈书中的议论仍旧是精彩纷呈，有时足令我们这些搞中共史的人自叹弗如。 比如，陈书在讨论到抗战期间中共为什么能够坚持敌后时，与国民政府的部队做了相当深入的对比。称“一般说来，国军在这两个省区的军队主要是军阀残余部队，各部队自成山头，彼此猜忌甚深，而共军虽然散处各地，但同心协力，浑然一体，更针对国民政府的弱点， 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共军除了团结以外，最大优点是能自食其力，并不依赖后方支持。当时国军在中共和日军的双重压力之下，防区缩小，虽然他们有中央政府提供薪饷，但是在粮食和其他日常需要方面，仍然依赖就地摊派。因为国军所能控制的人口和资源减少，开支却未紧缩，老百姓的负担自然呈反比例增加。摊派之时，富户转嫁贫户的现象，犹如往昔，极为平常。因此农民对中共合理负担的口号越加欢迎。另一方面，国军各部队因为农民抗拒，不仅不容易摊到款，甚至连粮食也无从购买，于是不得不把士兵分散到各农村就食。这样一来，军队便无法避免和农民直接接触，易招民怨，甚至激起民变。另一方面，军队分散各地，共军更容易将之各个击破。……在对付优势日军攻击方面，共军有江西时期避实就虚的经验，而国军则仍然袭用江西时期以强击弱的故技。所以结果有宵壤之别，多半是共军能够保持有生的力量，等待敌人一开始撤退，便立即卷土重来，进而继续扩大，而国军则在崩溃以后，一蹶不振，无法东山再起。共军面对日军的扫荡或清乡，有农村基层政权的配合，消息灵通，情报准确，往往能及时跳离包围圈，或以营连为单位，分散到各角落隐藏，甚至可以‘地方化’成为基层武装，以求生存；国军则一旦分散到营或连，即使原来是军纪优良的部队，也因为给养问题，而不得不以抢掠维生，终于沦落为老百姓眼中的散兵游勇或绿林土匪。……总之，面对日军的进攻，共军仍能继续扩展，而国军若非一触即溃，便是不知所措，最后只有走上投降之一途。”（第232－236页） 又比如讨论到国共两党在农村基层组织的问题时，作者的观察与概括更是令人叹为观止。陈书称“中共最重视的是社会基层，也就是县以下的单位，要在这个层次建立一个全新的政治结构。这个政治结构是由四个不同指挥系统的延伸所组成，亦即政权、军事系统、群众团体和党部。以政权为例，县以下要设置乡长、村长和各级人民代表。军事系统设置地方武力和民兵，群众团体则设置农村抗敌会、工人抗敌会、青年抗敌会和妇女抗敌会等等。这些不同系统的组织后面是农村支部和区分部，各级党部的负责人可以根据党一元化政策，指挥同级的政权机构、军事武装以及群众组织。”“中共的基层结构是国民党所没有的。一般说来，国民党的统治只到达区这个阶层，再往下虽然有村长和保甲长之类的设置。村长和保甲长，虽然是政权的延伸（原文如此－引者），但是人单势孤，缺乏社会威望，理论上是无所不管，实际上却因为人手不足，除征兵征粮以外，几乎什么事情都不管。他们并不是正式官僚结构中的一员，没有薪水，收入来自实际‘征收’和上缴所‘征收’之间的差额，故贪污中饱的情形，势所难免。他们的素质一般也不高，摆架子的情形很普遍，因此很容易便成为中共‘反贪污’和‘反官僚’的打击对象。最严重的问题是，乡以下的官吏背后，既没有群众武装，也没有群众团体为后盾。农村基层若有群众武装或群众团体，则这些组织多半受农村士绅以及其他地方自然领袖掌握。这些军事和社会领袖，多半是既得利益者。他们要不是地主，也至少是富农或富裕中农。乡长以下官吏对他们优礼有加，所以征粮征兵、派夫派工之时，也不敢公平执法，通常要与他们合作，而把重担加在无权无势的贫苦农民身上。虽然有一些乡长、保甲长、地主、士绅加入国民党，或拥有良好的党政关系，但基本上可（以）说，国民政府的农村并没有党组织存在，……况且国民党内部派系纷繁，彼此斗争激烈，又如何判断谁是真能代表国民政府发号施令呢！” 研究之深入，在于能够从宏观而微观，再由微观而宏观。只知宏观，而无微观做基础，是为雾里看花；只重微观，而无宏观之眼界，则是管中窥豹。陈书议论之妙，自然不止于此。但其议论深入精当者，莫不是在微观研究基础上的宏观概括所得。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相反，陈书个别研究尚未深入的问题，议论起来就显得不那么得心应手了。 据导言说，陈书的中心旨意在于解释“三个大问题”，即“第一、中国共产党究竟和中国近现代民族主义有什么关系？”“第二、中共是如何动员群众，建立其基层政治结构？”“第三、中共究竟是如何建立一个庞大无比而又上下整合的党国体制？”（第37－38页）就这三个问题而言，第二个问题，即基层权力结构的问题，在相当程度上是作者第一本书研究和论述的内容，因此总体上说也是本书中议论较为充分和深入的一个问题，很值得一读。第三个问题是作者第二本书和其他几篇文章所涉及到的问题，尽管作者的研究未必全面，讨论也很有可争议之处，但大体言之有据，自成一家之说。然而对民族主义的问题，陈书的解释就很有些值得商榷之处了。 陈书对中共与中国近现代民族主义关系的看法，大致可以用其结语中的这段话表述出来，即“从根源来看，中共毫无疑问是中国近现代民族主义的产物。大部分党员们是以民族主义为起点，走上马列主义的道路；一旦皈依了马列主义，又让马列主义回过头来影响他们对民族主义的诠释。所以中共的民族主义中带有国际主义和阶级斗争的因素，从而有别于一般所谓的民族主义。”在这里，作者提出了至少两种“民族主义”，一是“一般所谓的民族主义”，一是“带有国际主义和阶级斗争的因素”的，“马列主义的民族主义”（第970－971页）。 为什么会有这种区别？用作者的话来说，是因为“民族主义可以说是一种认同、情绪和立场，通常并无具体的政策内容。所以中共尽可以根据其马列主义的信仰和观点，提出不同于其他民族主义人士的政策内容”。（第14页）如果这一解释说得通的话，那么，世界上大概也就没有“一般所谓的民族主义”了。中共是“马列主义的民族主义”，那么国民党呢，自然就是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了。甚至世界上只要有一个党，一种主义，一种宗教，一种流派，怕是也都有一种民族主义了，因为它们各有各的信仰和观点，难免会“提出不同于其他民族主义人士的政策内容”。 正是因为作者的这种说法缺少合理的依据，陈书在解释中苏关系的问题上就不免遇到了麻烦。因为，如果肯定上面的逻辑，那么，同样是信仰马列主义，何以中共与苏联会分道扬镳，甚至反目为仇呢？对此，陈书在导言、结语以及正文中有四五处涉及这个问题，并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解释，但读后并不能令人感到信服。 作者在一处的解释是说：双方因三面红旗而起矛盾，赫鲁雪夫“看到三面红旗带来的三年大饥荒后，冷嘲热讽，毫不留情，甚至直指毛泽东为旷古未有的大狂人”，毛的反应是指责赫“犯了严重千百倍的大国沙文主义”，并且“出卖社会主义的理想，把苏联带向了修正主义的错误道路”。结果“两人相互攻讦谩骂，犹如不共戴天的仇人”。（第736页） 三年大饥荒是指1959，1960，1961这三年。“三年大饥荒后”，应当是指1961年以后吧？但在下面的说法里，两人“相互攻讦”的时间，又被提前到了1956年，提前了至少5年： “中苏所以水火不相容，追究其原因，可以从两国的民族主义和国家利益着眼，也可以从两国对世界局势的看法和对向社会主义过渡方法的差异来分析。但是，最关键的一个事实是，毛泽东亲自主控中共的外交政策，而他和苏共领袖赫鲁雪夫从最初见面开始便彼此深怀恶感。早在1956年毛泽东和赫鲁雪夫已因为史达林鞭尸（是不是应该写成史达林被鞭尸？－引者注）和农业集体化等问题上的歧见，而彼此交互攻讦。”（第738页） 说1956年事实上也有问题。因为如果说毛、赫“最初见面开始便彼此深怀恶感”，那就应当是指1954年，而非1956年，因为两人最初见面是在1954年10月。但问题是，当时史达林刚死，苏共新中央的领导人正在交替接班之中，地位严重不稳，极需毛泽东的支持，赫鲁雪夫带来许多“见面礼”，毛泽东也相当满意，双方如何会立即“深怀恶感”？甚至说毛、赫因为赫鞭史达林尸事“彼此交互攻讦”，也与实情相距甚远。事实是毛对赫鞭尸虽感不安，但打破史达林不可怀疑的神话，毛也还是高兴的，因此当年他对赫此举明显地是表扬多于批评。至于说这一年毛、赫对农业集体化等问题产生歧见，似乎也有问题，因为对中国提前实现农业集体化的问题，并未见苏方当年表示过不满。 到写结语时，作者再度总结这一问题，又强调事情与“中共的独立自主性”有关，说是： “从1950年代中期史达林逝世之后，毛泽东鉴于农业集体化和私营工商企业的国有化政策出奇的顺利，开始改变其对苏共的看法。毛泽东甚至敢于冒共产阵营的大不韪，轶出苏联模式，采取大跃进的政策，抢在苏联老大哥的前面，大胆向社会主义过渡。毛泽东因此触怒了对他本来便有恶感的新苏共中央，被痛诋为极端的中国沙文主义者。自反而不缩（何意？－引者）的毛泽东则反唇相稽，发挥其‘与人斗争（应为与人奋斗－引者），其乐无穷’的精神，严辞批评苏联已堕落为修正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国家。”（第970页） 然而，中共的独立自主倾向，从1935年遵义会议后就开始显现，到延安整风时已惹恼莫斯科，也并未破坏双方关系，何以这个时候就一定会闹出个分裂来？至于说毛轶出了苏联模式，抢在前面向社会主义过渡，引起苏方愤怒，同样不妥。因为苏联1936年就已经宣布建成社会主义了，中共20年后才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并未抢到苏联前面，苏共中央有什么理由感到不满？ 中苏两党的矛盾磨擦乃至关系的最后破裂，当然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个人因素肯定有，但这种涉及到党和国家关系这样重大的政策问题，离开民族和国家利益，离开双方民族主义的情绪和立场，也不去讨论双方在意识形态上的理论冲突与争论，只是从毛泽东与赫鲁雪夫两个人斗嘴的角度去解释，如何能够说得明白？ 其实，陈书对中共民族主义问题解释的不尽周延与合理，还不止于此。由于把民族主义等同于一般政策，陈书在解释中共的民族主义与阶级斗争策略的关系时，甚至混淆了两者的内容。结果，“结语”第一节“民族主义、国际主义和阶级斗争”的最后，我们看到了如下一段令人费解的结束语： “中共最初根据阶级斗争的观念来界定民族主义的具体内容；随着阶级敌人的逐一消灭和改造，中共越来越难从客观的矛盾来把握民族主义的具体内容了。1955年邓小平说，谁是富裕中农，很难认定，但只要看他是否反对农业集体化就应该不错了。中共本来便有谁反对中共党国体制，谁就是阶级敌人的倾向，但从此以后就越来越严重了。……这时，毛泽东和他指挥的中共党国体制透过阶级斗争已经取得了民族主义的桂冠，在中国大陆没有什么人敢问：到底中共所谓工农阶级的利益在那里？毛泽东和中共党国体制是否真正反映所谓工农阶级的阶级利益，并继续以之来界定中共民族主义的具体内容呢？” 我不知道，有哪位读者能够明白作者在这里想要表达的观点。我能够了解的情况是，自50年代中期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中共用以规定阶级成份的经济关系已经改变，继续根据客观上占有生产资料多少来划定敌对阶级已经成为不可能，结果，以思想言论的倾向来判断阶级敌人的作法逐渐盛行起来。但这与要不要“界定”或“把握”民族主义似乎并没有什么关系。事实上，只要我们细心一些就能够发觉，中共从来就是把“民族主义”同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的，除了两次国共合作期间，它都是严厉批判民族主义这一倾向的。它又如何会在意要不要时时“界定”和“把握”民族主义呢？ 依笔者看，民族主义不过是长期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有着大致相同的语言文化传统的人们，在感情上的一种认同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自然的情绪和立场。它与党派无关，更不因意识形态的影响而变异。它可以表现在一种政策、一种方针之中，但却不可以把它和政策或方针完全等同起来。二战以后的历史显示，越是信仰马列主义的国家，相互之间民族主义的排斥现象也越明显，根本不存在什么可以共同尊奉的“马列主义的民族主义”这种东西。同样，这种民族认同感及其由此而产生的民族情感，也只存在于不同民族交往之间，它同本民族内部的阶级关系或党派斗争不发生必然联系。硬要把民族主义划分为不同意识形态的政策需要，我们就无法理解1945年的蒋介石和1950年的毛泽东为什么会同样为中苏条约感情冲动，就无法解释中共与苏共之间为何会存在那样多的矛盾与冲突。[14] 写在结尾的话 从90年代初起，笔者就经常在留意台湾学者评论大陆学者的书评。这些书评通常批评得很直率。并非评论者的意见都有道理，但笔者还是不止一次地讲过这样的话，即大陆的学者确实很应该看看这样的评论。 台湾的学者是不是也一样尖锐地评论他们自己的同行呢？ 很遗憾，在我近年所能看到的台湾近代史界的刊物当中，这样的评论几乎没有。为什么？据说是大家不愿意伤了和气。但是，试想一下，如果我们能够轻易地发表文章和著作（据我所知，台湾学者发表文章和著作远比大陆学者容易得多），同时我们研究中的缺陷和错误又得不到及时的批评和指正的话，我们自己的研究水平是不是会逐渐因为自我满足而止步不前，甚至日渐退化呢？ 陈永发教授是笔者的朋友，并且可以算是笔者的学长。在读过他的这本大著之后，笔者也有过片刻的犹豫。但我还是冒昧地把这篇可能多少挑剔的，并不十分全面的书评写了出来。我很感谢陈教授同意我发表这样一篇尖刻的评论。我相信，善意的批评远比虚假的奉承更能使我们大家受益。 * 本文乃应台北中研院近史所《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编辑部所约而成，并已刊登于该通讯。 [1] 如果考虑到郭华伦、王健民著作中附录的大量文献，陈书在字数上似乎还要远超过郭、王二位的著作。 [2] 当然，“快”并不是评价一个学者能力的标准。麦克法夸尔教授花了14年才完成了他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三卷，但没有人不承认他在美国中国现代史研究当中的权威地位。 [3] 见陈永发：《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上），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版，第xi页；陈永发：《延安的阴影》，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60），1990年版，序文第4页。 [4] 仅以其“第一部分”前言之后的开篇一章“整风运动的缘起及其初期发展”中第一节“中共中央权力结构的改变”而论，就有若干硬伤。如称王明1937年底回国后“建议洛甫辞职”，“在王明提出建议之后，毛泽东则顺水推舟，主张废除总书记一职，另采政治局常委领导制”，“自此以后，毛泽东则可以政治局常委的身份直接领导党务”云，就不实。事实是王明回国后从未提议洛甫辞职，毛泽东亦不曾建议废除总书记一职，中共中央也从未采用过所谓“政治局常委领导制”，王明回国所带来的中共中央领导方式的唯一变动，就是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加强集体领导，分工负责的指示，加强了书记处的地位，重新划分了各自的责任范围，但洛甫仍是总书记，直到1940年洛甫才主动辞去了这一职务。有关洛甫辞职的经过，可见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在1935－1938（年谱）》，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319页，等。其他如毛泽东早就看重刘少奇，二人有“攻守同盟”，毛先是“支持”刘去恢复北方局，后“乘机派刘少奇到华中”“相机取得该地区的党政军大权”，“同时也派娴熟俄语的任弼时赴苏，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进一步改善毛泽东和史达林之间的关系”，以及参加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的人名、议程及内容等，都有不实。恕不一一加以辨正。 [5] 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39－40页。 [6]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57－1969）》，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220－222页。 [7] 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中国革命的策略在国际背景下的演变》，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132－133页。 [8] 前引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第152－154页。 [9] 参见彭明、杨奎松：《李大钊政治思想演变的历史考察》，《近代中国人物》，第二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1985年版，第82－117页。 [10] 参见杨奎松：《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1920－1960）》，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版，第8－10页。 [11]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1页。 [12] 如第68页三注，说李大钊用无政府主义弥补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不足一注，说青年毛泽东思想中有矛盾思想一注，说张申府融孔子、马克思、弗洛伊德和罗素于一炉一注。随后引述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和毛泽东对陈独秀观点的看法时，却不做注释。 [13] 徐焰：《第一次较量－抗美援朝战争历史的回顾与反思》，中国广播出版社1990年版，第22页。 [14] 参见杨奎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八章（中国共产党观念中的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 来源: 《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