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睿志：王朝史学的读法——《西方史家对中国传统史学的理解与误解》札记
http://www.newdu.com 2024/11/25 07:11:53 爱思想 周睿志 参加讨论
汪荣祖：《西方史家对中国传统史学的理解与误解》，《史学九章》，三联书店，2006年3月版 一 王朝政治语境下的学术活动和现代语境下的学术活动可能存在着某些不可通约的差别。为此，如何理解古代历史，如何利用古代典籍史料，对于我们后人可能就成了一个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对古代典籍的解读从来就是一个问题。据说，王安石这位学富五车的大思想家，也曾把孔子删定的《春秋》看做是不忍卒读的“断乱朝报”；我们在阅读《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历史典籍的时候，也发现它们都是由一些看似独立无关联的事件连缀而成的，与近现代的历史著作非常不同。那么，我们应该如何阅读这些历史典籍才是正确的、才能不错失它们的精义呢？ 汪荣祖先生的《西方史家对中国传统史学的理解与误解》或许能为我们正确阅读王朝历史史籍提供一些指引。 汪荣祖先生是政治思想史家萧公权先生的学生。我们在上边的《<史记>亦经》一文里提到，萧公权先生用现代政治学视角——民主、权利、民族国家观念——来审视中国古代思想家，并使自己的立场深深根植于抗日战争的具体背景下，阐发狭窄的“汉民族主义”，致使整部《中国政治思想史》充满了“以应时需”的气味。或许是语境变迁的缘故——当今的中国总体上外无死敌、国泰民安，也或许是学术上“青出于蓝”，汪荣祖先生则力主破除用现代主义的某些观念去强行切割古代的事物；他在我们要阅读的这篇文章中力图除去某些现代主义观念的蔽障，引领我们切实地去认识和阅读王朝政治下的历史史籍。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步步试图去揭开王朝史学的真实面目。 二 不论是西方学者还是一些当代的中国学者，他们都认为中国王朝史学缺乏“史学意识”。 “西方诸名家认为史学意识乃西方所独有，并不是说非西方世界没有历史，而是缺少意识；由于意识低，所以史书的质量低劣，诸如缺乏批判求真的精神，只能写真伪莫辩的大事记，或错落不足的记载，以及写作的目的主要是为宗教和政治服务等等。”（页90） “缺乏史学意识”是一种对王朝史学的概括性指责，也是一种具有致命性打击力的指责，它似乎是说王朝史学只有躯壳、没有灵魂。那么，他们所说的关乎王朝史学是否具有存在合法性的“史学意识”又是什么东西呢？ “他们所谓的历史意识，包括对历史真相的执着，历史演变轨迹的呈现，以及对历史的综合与解释。事实上，这些历史观念在西方旧史中并不彰显，直到近代才发达；现代西方史家显然将中国传统史学归之于前近代。他们自傲的史学也是兰克以来的近代西方史学。”（页90） 根据汪先生的看法，这些指责中国王朝史学缺乏“史学意识”的学者是犯了时空错位的谬误；古代史学与近现代史学各具自我的合法性，可是这些学者用近现代史学的合法性去审查古代史学，必然要犯下不合时宜的错误。 对王朝史学的另一稍微具体的指责是王朝史学家缺乏独立的意识和客观性。他们认为： “儒家既讲究伦理道德，中国传统史学便无法不受儒家道德目的的主导，就像基督教史学受到基督教义主导一样，不免作主观的道德裁判，因而缺乏史学应有的客观，也就令中国史学缺乏独立意识，历史于是专为儒家教条服务，丧失了自主性。”（页91） 他们把中国王朝史学等同于儒家史学、缺乏客观性的指责更加具体地坐实在孔子曾经使用过的“春秋笔法”上。 但事实上，中国王朝史学不直接等同于儒家史学，孔子的“春秋笔法”的史笔也并没有被广泛应用： “中国史学从司马迁与班固开始，并未使用春秋笔法，直到北宋宋祁、欧阳修撰《新唐书》，忽又讲义例凡例，也就是春秋笔法；在字眼上作褒贬，也就是属词法书，但并未受到普遍地赞同，也未能取代《旧唐书》，而且当时人吴缜著《新唐书纠谬》一书，指出褒贬必须与事实和文采相结合，而尤以明事实为最要。”（页93） 孔子开创的“春秋笔法”作为一种著史方法，它最内核的东西是协调事实记载与价值判断，卓越的史学家往往注意领悟其基本精神，只有像司马光这样的极端保守派才会邯郸学步、对孔子的具体书写方法亦步亦趋。 进一步地，那怕是就“春秋笔法”本身来说，它也不像它的指责者认为的那样糟糕： “春秋笔法只是表达伦理意识，并无歪曲或完全隐匿事实，若王霸之辩，尊王抑霸，并未掩盖王霸之事迹。若以崩讳君王之死，并未真正掩盖君王死去之事实……虽为尊者讳，表示道德立场，但并没有抹杀真相……可谓讳而不隐。所以，儒家褒贬与善善恶恶，虽然与完全忠实记录之间有些矛盾，但不是要使历史成为道德的教条，而是仍然要尽量书写真实的历史，作为道德与治乱的教训。就此而言，春秋笔法可以说是，在保存历史真相的前提下，维护儒家伦理的折中办法。”（页93） 对于远离当今的古代事物，我们要达致基本准确的把握，或许首先要求我们放下某些成见，对古代事物自身的机理做一番探究。“春秋笔法”有它自身的机理，我们或许对它要耐心点，才能找到它所包含的通向客观历史的门径。同样，王朝史学的史官制度也有它自己的特点，也需要我们耐心去把握。 三 王朝史学主要由史官制度来支撑。史官基本上是一种政府公职。基于某些成见，西方学者和近现代的一些中国学者对史官制度产生了错误理解。 “中国自古就有史官制度，而西方却无此传统，故西方史家觉其异而感到特殊与反感。依他们之见，官修代表官方立场，史官为政府所雇用，必具官方的意识形态与偏见，甚且往往有违真实，无从具有个人独立的观点与立场。他们并想象皇家任命的史官，享有政治权威，遂漠视无权无势的大众，以至于放大官僚体系在因果关系里的角色到排除其他一切因素的地步。”（页94） 史官所具有的政府公职身份，在这些学者眼里，彻底摧毁了他们本该具有的中立地位和中立意识。仿佛王朝政治的史官们完全成了政权的御用笔杆子似的。可是，在汪先生眼里，事实并不是这样的。 首先，史官的中立地位基本上是能够由体制和惯例加以确保的： “史官虽在官府修史，然为了存真，所修不仅可以不让同僚看，甚至可以不让皇帝看。自唐代大规模官修史书以来，就有了‘天子不观史’的传统，目的就是为了不容权势干扰写史。”（页97） 写史包含着一定的价值评价，“天子不观史”等制度和惯例，使史官具有了独立的价值评价空间，也为史官求真、求实奠定了制度基础。 接着，史官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职业，它不仅包含着专门的职业技艺： “两千余年正史的编写积累了不少经验，在史学方法上也有进展，修到二十四史的《明史》时，已归纳出足令现代史家喝彩的几条：‘搜采欲博，考证欲精，职任欲分，义例欲一，秉笔欲直，持论欲平，岁月欲宽，卷帙欲简。’”（页102） 它还包含着一种独立不阿的职业精神： “史官固然有可能在现实政治与意识形态压力下曲笔，然而曲笔在中国史学传统里是一种可耻的败笔，视为秽史，所遵奉的是直笔，南史、董狐为了直笔不惜牺牲性命，一般史官未必能做到，但至少传为美谈，视为史法，尊为典型。……西方史家以史官制度而贬低中国史书的真实性，完全忽略了中国史官为了秉笔直书，所表现出来的不惜身家性命的烈士性格。”（页96） 最后，关于中国史官集体修史的做法，在其具体语境下，也显示出其求真理、求公允的特点。刘承干在《明史例案》里说： “修史与专家著述不同；专家著述可据一人之私见，奉旨修史必合一代之公评，未可用意见肆讥弹也。”（页99） 大规模的官方修史，虽然有缺乏个人特色、四平八稳的缺点，但相反却保证了史籍的大体公允、能符合一代定评。 和史官之史对应的是个人所撰写的历史，被称为野史。这些个人所撰历史和职业化的史官之史对比，反而显得背离历史应有之精神了： “私人所修，所谓野史，诸如杂史、杂记、小说之类，既亦出自士人之手，无论观点或方法，未必易于史官，而私修虽有他书不载的可贵记录，然掌握史料有限，往往道听途说、真伪杂糅，整个而言，野史绝不如正史之可信，更远不如正史之全面与完整。在中国史学史上，若以官私分优劣，很可能得到恰恰相反的结果。”（页97） 总体上我们可以认为，王朝政治中的史官虽然享受政府俸禄，但他们却是一种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具有专门职业精神的、拥有专门职业技艺的基本上独立的群体。史官制度基本上是一种保证史官独立执业、不受外界权力干扰的制度，恰如西方的法官制度一样。 四 史官作为一种具有职业技艺的群体，他们是如何展开自己的职业活动的呢？ 我们从史籍的体裁分类入手来了解史官的职业活动： “中国传统史籍的体裁有纪传、编年、纪事本末三大类……编年、纪传、纪事本末只是叙事类，尚有别史、杂史、史评、史考等等。此外，历代学者的文集或笔记中还有不少史评、史考之作。”（页101-104） 我们主要来看看纪传体中的几种具体体裁。 首先是帝王本纪： “帝王的本纪，与西方的帝王传记有别，鲜及帝王的私生活，绝非帝王家谱，实是以帝王为首的国家大事编年，保存了一个朝代史事的的进展与全貌。”（页101） 王朝政治是集权政治，围绕帝王进行的国家大事编年，或许很能反映出整个政权的运作状态，它某种程度上是对国家生活的一种镜像。若把本纪看做是帝王家谱，其实是忽略了本纪所包含的公共性品格。 接着是列传： “列传原是个社群里的代表性的重要人物，不仅包括皇子、后妃、宦官、外戚、循例、酷吏，而且包括忠义、孝友、儒林、文苑、方技、隐逸、以及烈士、货殖、四夷，甚至游侠等，包揽甚广，也可以说是某一社群里的模范，能由‘模范’见及整个社群，正是列传所要达到之目的，显然与西方所谓个人传记、大异其趣。”（页101） 如果说本纪主要是政治生活史，那么列传则倾向于伦理和社会生活史。如果我们要研究古代的社会生活，列传可能是一个很好的入口。 然后是志和表： “志，分类记述各种典章制度，除了政经法令官职军事外，亦记述天文地理立法图书等，保存了有关国计民生更广泛的面相；表，则是提供查阅史实的方便，如《新唐书》里的宰相表，按年标出宰相的任免，方镇表列出节度使管区的分合。”（页102） 所谓志，主要是指典章制度史，我们在研究古代的思想文化时，往往需要把思想文化落实到具体的典章制度上，才能对思想文化有透彻的理解。如果仅仅立足于抽象的文化思想，我们极有可能会被导向大而化之、不甚了了的虚无主义境地，以致于错失古代文化思想的真精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