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友渔：回首中苏十年论战
http://www.newdu.com 2024/11/25 03:11:35 爱思想 徐友渔 参加讨论
《我所亲历的中苏大论战》 崔奇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09年4月第一版 270页，39.80元 邓小平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回顾和总结中苏论战时说：“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在变化了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 最近出版的崔奇著《我所亲历的中苏大论战》把读者带回到那个意识形态压倒一切，革命激情如火如荼，言辞之争硝烟弥漫的岁月。对于现在年龄超过五十五岁的中国人，那是一个终生难忘的特殊年代，它甚至给一些人的思想、性格、言说表达方式打上了不可磨灭的烙印。 作者崔奇原在人民日报国际部工作，1960年参加起草以纪念列宁诞生九十周年为名义的对苏论战文章，1962年正式调入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组，成为钓鱼台写作班子的成员。他的回忆详细说明了一系列反修论战文章出台的背景、意图，酝酿、写作和修改过程，给后人了解中苏论战的具体内容提供了翔实的材料。老实说，我怀疑有多少年轻人会对当年那种意识形态争论感兴趣，即使我这个有理论癖好，当年思想狂热的人，也难以分享书中描绘的那种对于经典教义咬文嚼字，对“修正主义”义愤填膺，在言辞之争中占上风就欣喜若狂的热情。但我同时相信，尽管论战的内容是枯燥、抽象、繁琐和充满经院气的，经历过那个时代的许多人还是想了解内情，由此回味那激情燃烧的岁月。 早在1999年，吴冷西就出版了分上下两册的《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吴冷西是崔奇的上级，既是人民日报负责人，又是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组副组长，他有机会直接接触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最高领导人，参与机要，对事情经过的叙述更权威。但崔著能站在今天的高度反思当日，具有吴著所没有的优点。 反修论战：立党立国的头等大事 现在的人很难设想，一个大国的最高领导层会把如此之大的精力、如此之多的时间、如此之宝贵的人力和行政资源，投入到经历如此之长的意识形态争论中。 根据崔著，中苏之间的文字论战起于1956年4月5日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止于1965年5月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发表的《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经验》和9月以林彪名义发表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吴冷西把起止时间说成是从1956年3月到1966年3月，原因可能是中共最高领导层在1956年3月中旬得到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所作的反对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并决定要写重头文章表明观点，而钓鱼台写作班子解散于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夕的1966年3月。当然，也可能是按照中国人的习惯，一定要把起止时间凑成整整十年。 中方发表论战文章大致可以分为这样几个阶段：一、初期，于1956年发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二、1960年4月，以纪念列宁诞辰九十周年为由头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三、从1962年12月到1963年3月发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等七篇文章，这是为下一步大论战的重头文章作准备，在内部被称为“前七篇”；四、1963年6月发表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来信的答复《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简称“二十五条”），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连续发表九篇文章评论苏共中央《给苏共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简称“九评”），这是论战的重头戏，也是钓鱼台写作班子起草，中方出手的得意文章。 这个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组级别很高，直属中央政治局常委，组长康生，副组长吴冷西，组员包括廖承志、伍修权、刘宁一、乔冠华等大牌人物，实际领导工作的是邓小平。除了钓鱼台写作班子，还有几十位理论工作者和研究人员，分为七个组编辑出版丛书，从各个方面为反修论战提供资料，而中联部、外交部、中宣部、中央编译局、中央党校、中央调查部、新华社、人民日报社、《红旗》杂志社、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单位的专家学者，也是随时根据需要提供信息和材料。 为了论战，中方人员收集苏联和其他各国共产党领导人、党中央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讲话和决议，收集美国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长，英国首相和政府高级官员的讲话，收集西方国家主要报刊的评论，务求充分掌握敌、友、我三方面的材料，做到在论战中引证翔实、得心应手。 论战的几乎所有文章，都是经由毛泽东出题目、指导写作、亲自修改，最后拍板通过而成，不用说，国家主席刘少奇、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等领导也深入其中。有的文章反复修改，多达十几次，重要文章还要征求朝鲜、越南等国领导人的意见，并召集在北京的外国共产党人和专家座谈，听取他们在观点、事实、翻译的文字表达等方面的意见。 反修论战在当时确实是党和国家的头等大事，那时的指导方针是政治挂帅，务虚不务实。 论战的深层次原因 其实，在毛泽东内心深处，中苏分歧和中苏论战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崔奇在《我所亲历的中苏大论战》中引证《毛泽东外交文选》说，1974年5月25日，毛泽东会见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思时，希思问：“中苏的分歧主要是在思想方面呢，还是苏联的强权政治所致？主席如何判断苏联对中国的目的和动机？”毛答：“中苏的分歧要从1954年开始算起。因为1955年阿登纳到莫斯科，赫鲁晓夫就对阿登纳说，中国不得了了。” 吴冷西的书中则是这么记载的，1960年8月19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对力图调解中苏分歧，在北京谈了一阵去莫斯科，又刚从莫斯科返回北京的越南领袖胡志明说，赫鲁晓夫1954年在会见西德总理阿登纳时曾提到成吉思汗，说要提防中国的“黄祸”。他还告诉胡志明说，苏联曾提出要搞中苏联合舰队，要在中国设长波电台，派驻空军，都为中方拒绝。“他们想要控制我们，我们不受控制，他们就不高兴，就打击我们，就要整我们。实质就是这么一个问题。他们要把他们的意见强加给我们，要把我们管得死死的，要搞大国沙文主义，我们不抵抗行吗？意识形态的争论，可以争个面红耳赤，也可以从长计议，让实践证明谁错谁对。但大国沙文主义非抵抗不可，没有谈判、妥协的余地。” 在赫鲁晓夫下台之后，毛泽东在常委会上强调说，公开论战当然包括意识形态问题，其实最根本的问题是苏共领导的大国沙文主义和大俄罗斯主义，这个问题由来已久，沙皇时代就有，中共夺取政权之前斯大林也有，大国沙文主义这个实质问题不解决，中苏纠纷不可能停止。 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也是中苏分歧的原因和中苏论战的内容之一，在我看来，斯大林问题在毛泽东内心中的分量比他说的要重得多。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了一个反对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揭露和谴责斯大林搞大镇压、大冤案等问题，认为是个人崇拜造成的严重后果。毛泽东对于反对斯大林其实有高兴的一面，因为他一直受到斯大林的怀疑、冷遇和欺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一提起斯大林就是一肚子的气”。但理智战胜了感情，他认为斯大林和列宁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两把刀子，斯大林这把刀子已经被赫鲁晓夫等人丢掉了，列宁这把刀子也丢得差不多了，中国是决不能丢的。他认为斯大林基本上是正确的，对他的评价应该是“三七开”，即三分缺点错误，七分功绩。毛泽东关于“刀子”的说法和评价领袖人物“三七开”的方法在中国深入人心，成了很多人评价政治、历史人物的一种思维定式。 对于反对个人崇拜，毛泽东在口头上没有表示异议，中共八大的政治报告中也谈到要反对个人崇拜，但他心中其实另有想法，他后来说，对个人崇拜不能一概而论地反对，要有正确的个人崇拜，不要错误的个人崇拜。从文化大革命中登峰造极的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真正喜欢的是什么。当美国著名记者斯诺写文章说到“文革”中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时，他对斯诺说：“总要有人崇拜嘛！”“总要有点个人崇拜，你也有嘛。” 毛泽东和赫鲁晓夫都有争强好胜的个性，这一点也可能是纠纷的原因。斯大林逝世后，毛泽东在共产革命中的辈分、功绩，赫鲁晓夫依仗的苏联的大国地位以及十月革命嫡传者的身份，实在难分高下。有记载说，当赫鲁晓夫在饭桌上洋洋得意地大谈他在卫国战争中的经历时，中方领导私下嘀咕说：你那时才是一个方面军的政治部主任，哪能和我们主席指挥万马千军相比？当毛泽东搞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赫鲁晓夫以教师爷的口气加以训斥，称之为“不切实际的幻想”和“小资产阶级狂热”，而毛泽东则在游泳池旁穿着睡衣会见这位苏联最高领导人。 影响和反思 中苏十年大论战，谈得上是非和胜负吗？ 作为中国人，对于抵制和反抗大国沙文主义的一面，对于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的斗争，无疑抱支持态度。 许多经历了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可能尤其是那些参与了论战的人——会认为论战是以中方大获全胜告终，许多人长期津津乐道于论战中那些神采飞扬的文字，大义凛然的语气，恰到好处的经典引证，以及连珠炮式的不容答辩的反诘疑问，但这只是关起门来的自鸣得意。 其实，当初争论的一些重大问题，历史已经给出了答案，比如世界大战是否可以避免，东西方之间是否应该通过谈判解决争端，通过裁军来缓和紧张局势，是争取和平共处、和平竞赛，还是通过革命或战争彻底埋葬资本主义，等等。 现在看来，包括苏联在内的欧美共产党人，由于处于更为开放的环境和更为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条件下，他们对于由于科学技术带来的变化，对于世界发展的新潮流和新趋势的把握，要更敏锐和准确一些。在当时，对于社会主义国家需要改革自己的经济和政治体制，要看得清楚一些。当然，和历史上的其他情况一样，当现实主义的、温和理智的立场碰上恪守教义、激进的立场，而双方都还承认某种经典教义时，后者在气势上往往容易占上风。 在论战的洗礼中成长的一代人，养成了真理在手、“唯我独革”的心态，学会以气势压人、讽刺奚落的口气，在“文革”的派性斗争上，他们运用这一套大显身手。 对中国人来说，论战达到了把赫鲁晓夫搞臭的目的。后来毛泽东把对外的“反修”变成对内的“反修”，发动文化大革命，他只是靠把刘少奇称为“现在正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就轻而易举地打倒了他。这方面的恶果是形成了一种政治思维定式，对敢于革新，敢于运用新思维的人，只要暗示他可能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只要暗示必须警惕他“在斯大林死后作秘密报告”，就一定能让他噤声，使任何变革的意图化为泡影。 崔奇在《我所亲历的中苏大论战》中指出，论战中中方的一些论点贯穿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把修正主义这个概念不断扩展，把许多不是修正主义的东西，甚至是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也当成修正主义来批判。他现在“对那场大论战及其所涉及的意识形态领域许多问题的认识，与当年的看法和想法有很大的差别，对有些问题的认识甚至是完全相反的”，显然，论战对我国，对中苏关系，对中国与整个外部世界的关系，都没有好处。 邓小平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回顾和总结中苏论战时说：“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在变化了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崔著把最后一章用来引证邓小平的这方面论述，说明他同意邓的结论。而吴冷西在自己的书中，对于邓小平这方面的观点没有提到一个字，相反，他在书的结尾处说，反对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是十分必要的，中方在论战中提出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未曾论及的许多论点，可能还要在世界范围内争论一百年。这种态度和他在1978年思想解放运动中的态度是一致的：他认为，主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反对“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就是“砍旗子”和“丢刀子”，可见当初的思想对他影响之深。也难怪，那是人家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 延伸阅读 ●《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 吴冷西著，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第一版 原载《东方早报》2009-8-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