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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锐:《西京兵变与前共产党人》序


    关于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的研究,几十年来海内外出版了许多著作,但是很少涉及到其间同罗章龙与当年“非常委员会”北方区成员的渊源,尤其同罗章龙的关系。现在摆在读者面前的《西京兵变与前共产党人》,这一组探索这方面史事真相的文集,正好填补了这个空白。“西京兵变”四字,也是罗当年的用语。五年前,作者同我谈到这方面新发现的史料线索,就是这本书的主题,当时我极力鼓励他抓紧搜集写出,趁张学良将军健在,公之于世。
    我个人有两件有关小事也可藉此先说一下。西安事变之前在武汉大学读书时,汉口有一份进步的报纸《大光报》,其创办同张学良有关系。主编副刊的孔罗荪等,我们都是秘密的武汉各界救国联合会的主要成员,我在这个报上发表过文章和新闻稿。第二件是同学熊彪的奇遇。熊是湖南同乡,思想进步,1935年法律系毕业后即去北平。他在北平参加进步活动被捕,忽然释放后被带到西安,张学良的部属追问他的共产党关系。这时他并没有入党,同北平的党组织也没有关系,于是就让他回武汉了,时间是1936年上半年。所以我们当年就知道张学良在积极寻找共产党人。
    书中述及的以黎天才为首的“前共产党人”,吴雨铭、李希逸、潘文郁、张慕陶等,多是四中全会后“非常委员会”北方区的成员,他们陆续进入东北军机要部门后,建立了“非委”的地下支部,以黎天才、吴雨铭为核心,同在河南大学任教的罗章龙保持着秘密联系。他们在张学良的左右,或掌握机要部门,或任秘书,或当“塾师”,他们“身在曹营心在汉”,直接以马克思学说和共产党政策影响张学良,也深得张的信任。其中最主要的人黎天才,被认为是在张学良身边“唯一主张造蒋介石反的人”,是西安事变的主要策划者与参加者。作者在文章标题中,称黎天才为“张学良的心腹谋士”,吴雨铭为“罗章龙的得力助手”,李希逸为“入幕出帐”者,潘文郁是“从中国秀才到少帅伴读”,张慕陶则为“匆匆过客”。作者从未刊行的史料和罗章龙遗留的档案中,还查出西安事变前,张学良同罗章龙有两次秘密会晤。
    这些被称为“叛徒”的人,他们脱离中国共产党时,“有过错误与荒唐,也有过无奈与委屈”;但他们仍忠于共产主义的理想和党的事业,他们长期在东北军和张学良的身边工作,影响张学良的思想和作为,直到发生西安事变。为这些“前共产党人”留下他们走过的这一重要的历史足迹,是后来人尤其是历史研究者的一种责任。可是这件事说来容易,做起来却难而又难。
    八十年来,中国共产党从成长、胜利到全国执政,始终是同自己犯错误尤其是严重“左”倾和“肃反”错误相伴随的。基本总结了毛泽东晚年悲剧和否定“文革”十年错误之后,我们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走上完全不同于过去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道路。我们正在反思一百年来的历史,中国的和世界的,尤其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要敢于思考带根本性的理论问题,也要敢于思考有定论的人和事尤其有争议的人和事,根据史实重作评价。我们党的历史中,恩恩怨怨,错综复杂,伤痛灾难之类的事情太多了,有的已有定论,有的还待研究。十年内战时期,种种“肃反”,自己杀自己死了约十万人。由于没有认真全面总结这一沉痛的历史教训,于是就导致了抗战期间的整杀托派和延安抢救运动,以及1949年后的历次政治运动直到“文革”十年浩劫,冤案如山,三军之帅、国家主席都难幸免。平反一切冤假错案之后,是否就没有任何历史遗留的问题了呢?“肃反”的最早开端,是1930年发生在江西的“富田事变”反“AB团”。八十年代初,中央组织部曾成立一个专案组清查“富田事变”,清查结束做出正确结论时,却遭到一位有影响的老将军反对,终于又搁下了。我为什么要写这么一段话呢?就是由于书中涉及的几位当事人,张慕陶在抗战初被杀掉后还长期背着托派的恶名,黎天才、吴雨铭都在解放后被逮捕,死于狱中。至于罗章龙,虽比较平安善终,但恐怕许多郁结并未解开,其中有一个反党的“非常委员会”问题。
    书中的前共产党人,我只认识罗章龙,同他有过来往。五十年代初,我在湖南工作,利用业余时间写《早年毛泽东》时,罗在湖南大学教书,我曾请人同他谈过新民学会的情况,以及他同毛泽东的交往。八十年代,有两次我们同住在北京医院,于是就有了不同一般的交往,畅谈党史上许多往事,许多关节问题,也谈毛泽东其人其事,有的谈得比较深。我建议他写详细的回忆录,建议他将四中全会全部事实经过写清楚。谈话中,似乎感到他还有某些苦衷、顾虑,某些不尽欲言;我是晚辈,也有无能为力的感觉。他的早年回忆录《椿园载记》出版后,是很得好评的,胡耀邦也很关心,他们还是浏阳同乡。
    本书作者是有心人,我知道他同罗老有不同一般的来往,并着手搜集有关罗老的一切资料尤其是四中全会的资料后,我就不时加以鼓励。罗老百年之后,作者就全力通过其后人得到老人留下的全部档案资料,不放过片纸只字,我也做到力所能及的帮助。从作者处我了解到,罗老对往事是这样认真处理的:在记忆旺盛的年代,他就着手写回忆,尽力查阅文件档案,有些大篇大章都已完成,只是对发表的时机考虑较多。有许多回忆,他觉得暂不能公开发表,尤其不允许传到境外去。罗章龙是党的创建人之一,在四中全会以前,他一直在中央重要的领导岗位上,他钟情于这个党,常说要成全党的话。罗老善旧诗词,他知道我也有这方面的嗜好。曾有一首五律相赠,这是他去世后,本书作者告知的,其中有这样四句:“动乱横江表,时艰感百哀。从君挽世运,一举清河淮。”世事动乱,艰难百哀,是我们党几十年的痛楚,俟河之清,怕是罗老,也该是我们所有人的切切之盼吧。
    本书的作者于罗章龙在世时,就为罗老整理诗词文稿,始终严守老人的规训:对学术有益,重于文而淡于名,也要坐得住冷板凳。写作本书时,作者广泛查阅已出版和未刊行的有关著作,尤慎重依托罗老的遗作和不成文的资料,仔细推敲,力求忠实于历史原貌。作者还拜托有机会来往于大洋两岸的学者,伺机面询于张学良将军。几年之中,三易其稿,力求信达,以避疏误。据说张学良将军已将一批史料托付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机构,要待2002年公开。因此,这本书中的某些说法,还不宜定论。作者希望张学良将军能见到此书,这意味着对当事人的尊重,也可看出作者向海内外求教的诚意。
    作者在“结语”中说:这些前共产党人在留下的干枯史记中,“字里行间都不约而同地回避着自己在张学良身边策动兵变的义举”,“或是50年代在中国监狱里的供词,或是80年代公之于众的回忆录,只是淡淡地一笔带过,‘以后就在张学良的左右工作’”之类话。境遇最佳的罗章龙,“留下的文字或是藏头露尾,难窥全豹,或是暗语符号,难辨真相。所有的文字和心灵都罩着一层抹不去的阴影。罗老的后人一再告诉作者,当初老人很少回忆这段历史,因为他们认为就是这次不成功的行动,使‘非委’最后败走麦城。”
    这些“前共产党人”关于西安事变的历史评价,我们可以置而不论。这本书的价值在,这一批当年不容于红白双方的前共产党人,多年在张学良将军的左右所起的作用,最后导致了西安事变的发生。他们对历史负责的精神,终于起正面作用于历史,有功于历史。
    同罗章龙有关系的“非常委员会”北方区的这一批成员,西安事变后,他们可说销声匿迹了。罗章龙这个特殊的“前共产党人”,他同当年四中全会的关系,以及“非常委员会”成立的前前后后,其间的详细情况,真实面目,究竟如何,这是应当向历史交待清楚的。作者在继续做这件事,我也一直鼓励他做好这件事,希望能早日看到这方面的成果。
    二ΟΟΟ年七月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