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学术界兴起一股刨根究底的热潮。君不健忘，曾经见过这样的文字，说毛泽东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断不确。经过一些人的考订，先说1905年底朱执信的《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一文，便已提及马尔克（即马克思）和非力特力嫣及尔（即恩格斯）及其生平活动。继而又往上推，说梁启超在1902年写的《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一文，提到麦喀士（即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还有人追溯到1899年《万国公报》刊载的《大同书》的摘录中早已出现马克思的名字等等。对于上述这些追根寻源的考证文章究竟如何与毛泽东的论断协调起来呢？有人便用“介绍”与“传播”这种模糊概念予以区别，说十月革命以前，凡是提及马克思、恩格斯及其经典学说的文字，均属“介绍”的范畴，唯独十月革命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才掀起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热潮。这是学术界寻根探源之一例。再如有人认为把提倡白话文的功劳记在胡适、陈独秀的名下与事实并不完全相符，经过他们细心考证，认为太平天国时期洪仁玕等在《戒浮文巧言谕》最先提出“文以纪实”、“不须古典之言”的改革主张。随后是梁任公提出“改良文言”式的新文体，还有倡导“诗界革命”的新派诗人黄遵宪在1887年提出的“崇白话而废文言”、“欲令天下之农工商贾妇女幼稚、皆能通文之用”的主张。此外还提到裘廷梁和陈荣衮分别在1898年和1899年所撰写的文章里，均已明确地提出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的主张。他们认为这些倡导以白话文代替文言的言论既比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更早，而且态度也比胡适坚决得多。
学术界对于某些具体历史问题的寻根，其目的似乎在于对这些历史现象重新评估。到底如何评估才算是比较符合历史的真实呢？我们认为，首先决不能脱离当时的具体的历史状况，也就是我们习惯称之为时间、地点和条件这些基本要素去抽象的望文生义地予以评论，再者，便是坚持事物总有个发展过程，即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以及全面的、系统的考察问题的思维方法。概括地说，便是坚持唯物辩证法、舍此难以得出较为准确的判断和结论。谨以上举两例而言、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这可说是舶来品，也可以称之为西方文化。这种理论早在十九世纪末便已开始被介绍到中国来，这是由于当时的知识界为了寻求救国救民、救亡图存的真理，掀起了向西方学习的热潮。
西方思潮开始涌进中国，被中国人首先看中的还是由严复从英国输入的进化论学说，被他翻译过来的赫胥黎的《天演论》曾经风靡一时，影响极大，鲁迅就说过：“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鲁迅全集》卷4第5页）十九世纪末到廿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派别之一，虽然被引进中国，可是，当时还没能从原著直接翻译，主要是从日本转译过来，数量既少，加之鱼龙混杂，其真髓也打了折扣。而且在诸多其它社会主义理论派别的输入的同时，似乎无政府主义更切近当时一些恨透了反动政权之血腥统治的知识分子而被接受了下来。何况马克思主义之基础理论是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这个剩余价值论是建基于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之上，当时中国尚不具备这种社会基础和阶级基础，只是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其后的阶段，民族资本主义有所发展，工人阶级队伍有所壮大，特别是处于民族压迫和阶级矛盾十分尖锐的当时，十月革命的炮声，对中国知识界的震动非同小可，人们听说俄国先进分子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思想武器，干出了惊天动地的大业绩，走俄国人的路便成了激进的中国知识分子众口一词的要求了。所以，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有个渐变过程，她在中国这大块土地上落户，正是由于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任务太紧迫，人们逐步发现她最适合中国革命之需要。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为中国人树立了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样版，五四爱国运动更是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简略地回顾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之历程，便能理解毛泽东所说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断，既很形象，又抓住了事物的主流和本质。此前的介绍也好，传播也罢，都是事实，但又处于量变过程之中，决不能与十月革命以后和五四运动以来同一而语。如果只考订了一些量的变化便轻易否定质的论断，而不是把它们视作一个整体过程去考察，同时又严格区分量变与质变的不同属性，便会造成误判。同样的原理，也可以运用到关于以白话文取替文言文谁居首功的问题。从实践的角度上讲，宋明时代的话本，直至清季曹雪芹的《红楼梦》等古典名著，已经为世人做出了推广白话或口语化的榜样。时人为了刨根，为了回顾追念在冲破文言文牢笼、普及白话文的征途中，太平天国的领袖们以及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的勇士们，他们曾经为白话文的推广而呐喊和身体力行所建立之功绩。但是，谁也无法否认，1915年9月创刊的《青年杂志》（随后改称《新青年》）在当时的知识群中的巨大影响。在这份具有全国性（连十分偏僻闭塞的兰州也有《新青年》的代销处）的顺乎民心，切合革命青年迫切需要的杂志上，倡导文体改革（不仅仅限于文体）并且带头实行，这样的倡导者如不加以首肯，而是用考证的方法找出此前已有人提倡白话文，以此来淡化在近代中国革命的转折关头，即五四时期，坚决提倡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借以广泛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形成一代新风的带头人物的功绩，似乎有欠公允。对于胡适、陈独秀的评价，仅在他们五四时期之作为，在新中国的不同历史阶段也曾有过或上或下之评议。作为历史人物，他们的活动早已告终，后人之评说，为何竟有如此差异？为何不能得出一个基本之共识，这里不仅需要掌握全面的资料的问题，最重要的环节，恐怕还是我们应当坚持掌握和使用唯物史观这个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借以克服在许多领域，当然包括史学领域里出现的不少歧见纷呈、貌似创见的现象。因此，我们认为再来一次普及唯物史观的启蒙教育应该是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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