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历史地位
对于科学史学的历史地位，美国史学界至今尚未能达成共识。20世纪70年代史学权威约翰·海厄姆依据自己对科学史学家作品中的哲学观念的探讨、该派在美国史学领域的地位及在美国主流文化中的角色考察，否定了科学史学的“科学”之说，指证科学史学的“非客观性”和“非科学性”。（注：约翰·海厄姆：《历史》（John Higham,History），新泽西1965年版，第147-170页。）1977年《美国历史杂志》第四期刊登了戴勃拉·L·海恩斯一篇题为《科学历史作为一种教学方法的形成时期》的论文。该文避开了海厄姆只将科学史学家视作历史撰稿人来分析的误区，将视角转向科学史学家在历史教育领域的成就，较为客观地阐述了科学史学在历史教学领域的历史地位。纵观科学史学的运作历程，笔者认为科学史学在美国史学笼罩在极度爱国主义和浪漫主义雾霭下以其科学史学观“实事求是”取代了美国史学“天定命运”的神学观，把美国史学导入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科学史学的历史贡献有以下五点。
其一，科学史学带动了世界通史、欧洲史和国别史的研究。《哈佛指南》在1896年宣布：“如果不经过通史的训练，不能将美国史与其他国别史进行比较研究，此人就不能称得上是美国史专家。”（注：海恩斯：《科学历史作为一种教学方法的形成时期》，第910页。）这种跨国史的研究开拓了美国史学家的研究领域和视野，培养了一批精通它国历史与政治的学者和政治家，疏通了美国与欧洲及世界各国的各领域交往的航道，为美国了解外部世界提供了大量的感性材料和理性思维模式，从史学角度促使美国从19世纪末开始摆脱“孤立主义”理论的束缚，步入“全球主义”的时代。
其二，科学史学的客观历史观培养了一代学人。亚当斯是“条顿理论”的信奉者，“生源学说”在美国的最早传播者，但他并不坚持其学生要对“条顿理论”进行特别的阐述，相反，他鼓励学生向传统历史研究进行挑战。在其严格治史观的训练下，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脱颖而出，其论文《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大意义》创立了“边疆论”，把美国历史研究从传统的条顿理论框架中解构出来，成为美国历史研究的一个里程碑。
政治家与历史学家伍德罗·威尔逊和职业史学家约翰·富兰克林·詹姆逊曾师从亚当斯，这二位的成功并不在于他们沿循亚当斯地方史的研究方向，而在于他们走上了一条与亚当斯完全不同的研究道路。威尔逊1883年入霍普金斯大学学习研究生课程。由于他在普林斯顿大学本科学习期间对比较政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而他希望能在亚当斯的指导下继续其比较政治的研究。出乎威尔逊意外的是亚当斯不仅同意了他的请求，而且还在威尔逊的第一个学术报告后给予高度评价。亚当斯说：“威尔逊对政府的研究是一个非常有历史价值的学术研究。”（注：海厄姆：《赫伯特·巴克斯特·亚当斯与地方史研究》，第1234页。）威尔逊的论文《国会政府》（1885）虽然背离了其导师的研究方向，但他对问题的比较研究方法完全是从亚当斯那儿学到的。（注：海厄姆：《赫伯特·巴克斯特·亚当斯与地方史研究》，第1234页。）
约翰·富兰克林·詹姆逊是美国历史学界自己培养出来的最早博士之一。由于其出身微寒，因而未留学它国。早年他对亚当斯极其崇拜，在学术上完全沿循亚当斯的研究方向。1882年在霍普金斯大学获博士学位后任亚当斯助手，但后受威尔逊的独立研究与开创精神的启发，他开始了对州政治的研究。虽然这是对“地方史研究”的背离，但亚当斯仍对此举给予了极大的鼓励。（注：海厄姆：《赫伯特·巴克斯特·亚当斯与地方史研究》，第1235页。）在亚当斯大家风范宽待下，詹姆逊在担任《美国历史评论》第一任主编时对美国史学走上职业化、专业化道路立下了汗马功劳。
其三，科学史学“不偏不倚”的治史观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缓解了民族矛盾，推动了美国民主进程。科学史学先驱之一福特·詹姆斯·罗兹的《1850年大妥协以来的美国史》是美国编年史上的里程碑。（注：李世洞、黄安年编：《美国2500历史名人传略》，第458页。）他对浩瀚史料“不偏不倚”的组织及高超技术引人注目。这种“不偏不倚”的历史作品本身宣扬了一种“平等”观，对19世纪中下叶美国盛行的白人至上主义和盎格鲁尊从理论是一种无声的批判和挑战。
其四，科学史学对大众教育的关注及对大学扩建的追求无疑加速了新移民的同化进程。19世纪80年代，大量东南欧移民涌入美国。这些新移民来自贫困地区，其语言与宗教信仰及教育背景与老移民相去甚远，特别是这些新移民的苍白教育背景严重地阻碍了他们在新大陆的发展。美国大学的扩建带动了产业大学的兴起和中小学教育的普及，移民在没有围墙的教育体制中获得文化、技能、道德的训练，就业机会提高，移民对美国价值观的认同速率上升，最终有益于社会的稳定和繁荣。
其五，科学史学带动了美国图书馆的发展和档案机构的建立。在档案机构方面，早期美国政府对资助科研、汇编出版历史文件、保存有价值的历史档案毫无兴趣，因而对图书馆的藏书量也没有要求。（注：费雷德里克·保罗·凯佩尔：《哥伦比亚》（Frederick Paul Keppel,Columbia），纽约1914年版，第4-8页。）科学史学的兴起及对史料的强调使图书馆扩建和档案机构的健全成为现实，从而推动了美国史学和其它学科的发展。
然而用今天的眼光来看，科学史学也存在明显的时代局限性。
第一，对“科学史学”界定模糊。1890年前后，美国史学界曾对何为科学史学展开了辩论。一些学者认为科学史学就是要强调历史是一门可寻求规律的科学，另一些人则认为科学史学就是用科学方法确定史料，即：不作任何评论或解读地将它们罗列起来。（注：爱德华·P·切尼：《历史的法则和其他论文》（Edward P. Cheyney,Law in History and Other Essays），纽约1927年版。）这场辩论始终未能将科学史学家的思想统一。一些学者崇尚“史料+史料”的方法，因而读本枯燥无味，晦涩难懂，读者寥寥无几，科学史学派的生命力减弱。
第二，科学史学的政治史观落后于社会发展。科学史学兴起和发展正处于美国工业文明构架成型期，西部开发成功，美国工业经济发展一日千里。到19世纪末，美国工业生产总值已跃居世界第一位。美西战争结束后，美国的海外市场开发迅速发展，国内呈现一片经济繁荣景象，经济观念深入人心。此时科学史学派坚持用政治观来解释历史已明显力不从心。在20世纪初进步主义思潮的冲击下，史学界大师，经济史观奠基人查尔斯·比尔德以其《美国宪法的经济解释》拉开了用经济史观解释历史的序幕，同时也敲响了科学史学派“政治史观”的丧钟。
第三，科学史学派的个人价值观在作品中的自然流露削弱了其推崇“真实历史”的影响力。由于该学派中大多数人来自东北部地区，属盎格鲁-撒克逊脉系，生长在富裕环境中，东北部所发生的一切事件均在不同程度上规约了他们的思维方式和社会价值观，因而在史料甄别与著作中，他们不自觉地流露出对东北部道德价值观的赞词和盎格鲁-撒克逊优越论。这种偏见与个人价值观的痕迹一方面使科学史学派的“科学性”大打折扣，生命周期缩短，另一方面也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作为一个社会人，任何人都不可能完全超越他所生活的时代和价值观。因而这就给我们史学工作者和读者提出这样的要求：作为一名史学家，应以求实的态度考证史料，尽可能地保持中立的立场去甄别史料、撰写历史。而作为读者，应不受作者观点的束缚，大胆提出相左论点，依据自己的独立思考和分析，得出自己的结论。
科学史学产生于美国社会从农业社会步入工业社会的转型期的19世纪80年代前后，消逝于社会变革的20世纪初。它短暂的生命周期再现了美国史学的变迁和美国社会演化。在“百废待举”的19世纪末，科学史学扮演了时代发言人的积极角色。从美国史学史的内部发展来看，科学考证史料，崇尚理性思维使史学成为科学，丰富了史学思想。科学史学家提出的史学领域规范化、职业化的标准不仅指导着该时期的史学研究，同时也为美国成为法制国家播下了思想种子。由于时代的发展，科学史学家自身的不完善导致最终被进步主义学派所取代，但其在美国那个特定年代所作出的贡献不容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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