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寻找自己
这些年，我在海内外各地，经常讲的一个题目就是：史学寻找自己。
史学之所以需要寻找自己，是因为史学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自我迷失，而首先是因为许多历史学者在不同程度上已经自我迷失。
早在两千多年以前，屈原的《楚辞》招魂篇即已发出“魂兮归来，反故居些”的千古绝唱。直至本世纪30年代，偏僻的江南农村，由于缺医少药，还保持着“叫魂”的古老习俗。病者的亲属一人在自家门口反复呼唤：“××（病者小名）回来呀”！一人则在远处高声回应：“回来了！”其声摇曳凄惋，闻之令人心碎。特别是在严冬傍晚，这种悲切之声从远处传来，更增添天寒岁暮的几分苍凉。
如果不算夸张，我正是带有几分苍凉为史学招魂：“魂兮归来，反故居些！”
史魂即史德，用现代话语来表达，就是这个学科固有的独立品格。而与此相对应的，就是以史学为业者必须保持独立的学者人格。
这绝不是什么空穴来风！我们的祖师爷司马迁，早在两千多年以前即已给史学以很高的定位：“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要究，要通，才能有所成；也只有抱持一家之独立品格，才能究有所明，通有所识，而不至于人云亦云地“炒现饭”。去年冬天辞世的匡亚明前辈，认为孔子思想的可贵之处，即在于“提出了有独立人格、独立个性和独立志气的人的自觉”，讲的也是同一意思。
唐代刘知几也对史学与史学家提出很高要求：“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夫有学而无才，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籝，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楩柟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者矣。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者矣。脱苟非其才，不可叨居史任。”（《旧唐书·刘子玄传》）清代章学诚肯定刘氏“史才三长”之说，但认为“犹未足以尽其理也”。他更为强调的是“史德”，指出：“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夫秽史者所以自秽，谤书者所以自谤，素行为人所羞，文辞何足取重？……而文史之儒，竞言才、学、识，而不知辨心术以议史德，乌乎可哉？”（《文史通义》卷三内篇三）以著书心术论史德，堪称一绝，实乃大彻大悟之言，至今犹足以警世醒俗。
章学诚既强调“笔削谨严”，又强调“别识心裁”，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独立思考。他本人就是这样，当时人“纷纷攻击”《通志》，“势若不共戴天”的时候，章氏却挺身而出，再三为郑樵辩诬，申言：“郑樵生千载而后，慨然有见于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旨，不徒以词采为文、考据为学也。于是遂欲匡正史迁，益以博雅；贬损班固，讥其因袭。而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运以别识心裁，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者也。”（《文史通义》卷五内篇五）
把引文的注释（“自注”）提高到史德（心术）的层次，章学诚亦能言前人所未曾言：“且人心日漓，风气日变，缺文之义不闻，而附会之智，且愈出而愈工焉。在官修书，唯冀塞责；私门著述，苟饰浮名。或剽窃成书，或因陋就简；使其术稍黠，皆可愚一时之耳目，而著作之道益衰。诚得自注以标所去取，则闻见之广狭，功力之疏密，心术之诚伪，灼然可见于开卷之顷，而风气可以渐复于质古，是又为益之尤大者也。”（《文史通义》卷三内篇三）
我们现在所缺少的，正是“辩心术以议史德”的高度自觉，所以敷衍塞责者有之，剽窃成书者有之，精品难出，膺著充塞，乃至在史学界也需要厉行打假扫劣。
半个世纪以前，法国年鉴学派的先驱布洛赫，在《历史学家的技艺》一书的导言中，用天真的小儿子的一句话作为开头：“告诉我，爸爸，历史有什么用？”而这正是至今仍使我们感到困惑的一个问题。布洛赫极为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他说：“无疑，有人会认为孩子的问题未免太幼稚了，可在我看来，这个质问切中了要害。……一位年迈的工匠（布洛赫自称-…引者）扪心自问：花一生的精力来从事这行当值吗？这时，他心中难道不会忽然产生一阵疑惑吗？‘历史有什么用’？这个问题已远远超越了职业道德之类枝节问题，事实上，我们整个西方文明都与之有关。”（此处用张和声、程郁译文，下同）为此他写了这本书，不仅是回答孩子的问题，而更重要的是回答学术界和整个社会的质疑。
我也有类似的经验。1990年秋天，在弗吉利亚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的侄子到普林斯顿来探亲，经常开车陪我到远处旅行。年轻人性急，车速快而路又不熟，因此经常迷路。每逢这种情况，他必定问我：“我们在哪里？”于是我立即翻开地图，对照路标帮助他找出自己的位置，然后才能确定继续前进的方向。如此反复多次，我受到某种启示，也不禁反躬自问：“史学在哪里？”
长期以来，史学走过的并非全是康庄大道。过去是政治干扰太多，往往使史学受损害太多，甚至湮没自己的本真。80年代以后，政治对史学已渐宽容，但又遭到商品大潮更为猛烈的冲击。过去，史学尽管受到这样或那样磨难，但史学工作者总算还有铁饭碗可端。现在的处境更为困难，简直是面临存亡绝续的严重关头。若干大学的历史系已经改办旅游系、旅游学院，有的考古专业则开珠宝古玩店，为数不少的年轻历史学者干脆下海或从政，真正专心致志坚持在漫无边际的史学海洋中执着远航的人，为数已经愈来愈少。加以现行学位制度与职称评定中存在着严重问题，学术领域的急功近利导致率尔操觚之作泛滥，而直接的或变相的抄袭之风愈演愈烈。
我决不认为史学现在已经是漆黑一团，史学仍然在困境中挣扎前进，优秀的人才与优秀的论著仍然在不断涌现，但消极的现象毕竟已经十分严重，我们怎能熟视无睹！最令人担忧的是，许多人已经不再注重史德或心术，而刻意追求的只是个人的眼前利益。“秽史者所以自秽，谤书者所以自谤”，正是这些人最好的写照。我郑重呼吁史学同行认真阅读布洛赫此书，他还没有来得及完成全部书稿，便为反法西斯伟大事业献出自己的生命。他为我们留下的是对民族与史学的无限忠诚，而这正是我们所最需要的史德或心术！
治学不为媚时语
顾炎武与友人书曾云：“尝谓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日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所铸之钱既已粗恶而又将古人传世之宝舂锉碎散，不存于后，岂不两失之者乎？承问《日知录》又成几卷，盖期之以废铜。而某别来一载，早夜诵读，反复寻究，仅得十余条。”（《亭林文集》卷四）以“采铜于山”与买旧钱以铸劣币相对照，与焦裕禄“别人嚼过的馍不香”寓意相通；就史学而言，则如同章学诚所云“笔削谨严”、“别识心裁”，然后庶几能得佳作。以亭林之博学多才，早夜诵读，反复寻究，一年“仅得十余条”，此《日知录》所以历经三百余年而魅力仍不稍减。
真正的学者与真正的科学家、艺术家一样，都具有超越世俗的纯真与虔诚。工作对于他们来说，奉献更重于谋生，其终极目的则在于追求更高层次的真、善、美。唯有如此真诚，才能不趋附、不媚俗、不作违心之言。也只有这样的心术，才能获致“秽史自秽，谤书自谤”这样的觉悟。而现今专事剪刀浆糊、电脑拼接，剽窃之法日巧，附会之智愈工，以出书多而且快自炫之徒，对此能无愧怍？
对真善美的追求，不仅需要毅力，需要胆识，更需要大无畏的气概。孟子曰：“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这是我国数千年来士大夫的优良传统，也是真正的学者区别于政客、市侩的根本特征。真实是史学的生命，求实存真是历史学家无可推卸的天职，因此也就更加需要孟子所提倡的大丈夫刚直的浩然之气。
楚图南前辈为戴震纪念馆题诗云：“治学不为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80年代以来，我常以此语自勉并勉励青年学者。我认为史学应该保持自己独立的科学品格，史学家应该保持独立的学者人格。史学不是政治的婢女，更不是金钱的奴仆。优秀的史学是民族的文化瑰宝，而且可以为全人类所共享，流传于千秋万载，这就是真诚的历史学者终生追求的学术永恒。尽管史学在社会暂时受到冷落，但历史学者千万不可妄自菲薄，必须保持学者的尊严与良知，以高品位的学术成果争取社会的理解与支持。我深信，除非是史学自己毁灭自己，只要还有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存在，史学就绝对不会灭亡。何况当今真正的史学家何止一个，有的是一批乃至一大批。勇敢地迎接权势与金钱的挑战吧，史学与史学家。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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