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使自己的学科有不断的生命力，原来界限泾渭分明的学科纷纷向外扩展自己的地盘。比如说，人类学原来最关注异文化，而且是无文字社会的异文化，并且在此基础上发展起了一整套理论和方法。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人类学也开始研究本土文化和有文字社会，这就与原来研究这些问题的民俗学撞到了一起。在西方，人类学本来也研究民族，但同样主要研究异民族或境外民族，一些多民族国家则发展了民族学，主要研究境内各少数民族，现在，这些界限也被极大地淡化了。由于研究对象的近似或基本一致，探讨学科界限或差异、保持学科间独立性的争论就几乎成了一笔扯不清楚的糊涂帐。对于历史学来说，历史地理学长期被置于历史学和地理学这两个学科门类中，经济史在历史学和经济学中同时存在，军事史本来与历史学有极为密切的关系，但它又主要被置于军事科学门类中，宗教史、民族史等等都无不处在这种尴尬的境况中，并且引起了许多后遗症--最主要的一点是它们不知道究竟该到那里去寻找它们的归属，同时往往被本学科视为边缘而遭到冷落。
以法国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新史学”开始了对历史学多学科研究的强调，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试图建立一种“总体史学”，一种“长时段”的历史，一种包罗万象的历史。这种认识基于他们对兰克式的政治史学的不满，认为那只是历史的一部分，甚至是很微不足道的一部分。而这就要求历史学家从其它学科去吸取养料，或者动员其他学科的学者来共同参加新史学的建设工作。吕西安·费弗尔在1932年时号召“消除陈旧过时的学科壁垒及由偏见、陈规及概念和理解的错误所造成的巴比伦式的混乱”（《为史学而战》）；勒高夫则这样概括新史学的特征：“新史学还主张把目光移向‘邻居’，希望使‘互不相识的兄弟’进行对话，这些兄弟正几乎处于同样的失望状态。”（《新史学》中译本第15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原来不被历史学家纳入视野的许多方面得到了研究，随之而来的就是原来不被视为史料的变成了史料，相关学科的概念和方法也被利用和改造成为历史学的概念和方法。比如说，布洛赫、费弗尔和勃罗代尔在他们的著作中把地理学和历史学结合起来，前者以及他们的后代伏维尔、阿里埃斯、肖纽、迪比、芒德鲁等人利用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学的成果，发展起了心态史学，经济史研究不得不重视数学和统计学的手段，等等。即以我们熟知的中国史研究领域而论，施坚雅对帝国晚期的市场体系的研究得益于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论”，黄宗智关于华北农村经济的研究和杜赞奇关于华北基层权力结构的研究，则受到人类学家吉尔兹“内卷化”概念和“文化网络”理论的影响。以至于西方的汉学人类学家不得不对这些历史学家的成果加以重视，而一些不熟悉国际学术的中国学者会把施坚雅误认为是地理学家。
这样一种打破学科界限的学术趋势已经影响到中国的历史学界。从正面的情况看，历史学和人类学的结合已经取得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成果，福建、广东、江西、上海、天津、北京的部分学者已经把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方法与传统的文献工作方法结合起来，在对区域基层社会的研究中，试图通过田野工作发掘稀见的地方材料和感悟历史情境，以重现历史时期的基层社会结构。从负面的情况来看，重新崛起的中国社会史研究虽然开阔了研究领域，但多数研究成果由于缺乏相关学科的知识，面貌还相当陈旧。比如对各个社会集团或社会生活的研究中，较少注意社会学或文化人类学关于这方面的知识工具，解释还缺乏新意。这种局面导致的最严重后果之一，是制约了历史研究的深入发展，之二是断绝了历史学与其它学科的对话，缩小了历史学在学术界的影响力。因此，我们未来的努力目标，一方面是把已经取得的积极成果不断推广，同时在更广泛的领域内日益做出有说服力的成果；另一方面则是在专业教育上增大改革力度，使历史系的学生和研究生从一开始就能受到多学科的训练。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20世纪初年中国历史学家的见解和努力，我们就会意识到我们不过是在继续前人未竟的事业。何炳松曾认为，“研究历史，非有新科学为之基础，则无以说明历史之真相”，“所谓新科学，即人类、考古、古物学、社会学等是也”（《历史研究法》）。周谷城说：“实则其他科学的新方法，无论为经济学或政治学所创获，抑物理学或化学所创获，皆直接或间接、部分或全体，可为史学用。”（《中国史学之进化》）最令人深有感触的，是朱希祖在1920年对北大历史系的课程设置所进行的改革。其课程共分六类：一、史学的基本学科，如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人类学、人种学、政治学、宪法、经济学等，为必修课；二、史学的辅助学科，如目录学、沿革地理、人文地理、地史学、金石学、小学等，为选修课；三、史学史及史学原理等，如历史学、历史哲学、中国史学概论、中国史学名著评论、欧美史学思想，为必修课；四、中外通史及断代史，为必修课；五、专门史，如中国文化史、哲学史、法制史、经济史、文学史、美术史、版本史、西洋文化史、制图学、专题研究等，为选修课；六、第一、二外语，为必修课（见《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朱希祖传》，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这样的改革方向，直至今天还应该仿效或借鉴。在我们今天感叹史学后备人才匮乏、钦羡当时史学大师辈出的时候，不妨到史学家知识结构及其培养机制那里去寻找原因。
时代发展到了今天，我们已经不应也无法固守某一时期确定下来的历史学学科界限。历史学己绝不仅仅是政治史、宗教史、思想史或帝王将相的个人传记，而是整个社会的历史。史学家所要展现的，是过去了的人类生活全貌。概括地说，历史学与其它学科的区别，就在于它研究的是过去的一切，并且通过此发现过去与现实之间的联系。为达到这个目的，历史学家的工作主要有两项：一是发现和利用各种各样的史料，二是利用各种各样的概念工具对这些史料进行多元的解释--发现了说明事实的新材料和对材料及事实做出了新的解释，就表明了史学研究的进步。但要做到这两点，拓宽学科视野，打破学科畛域就是很必要的。我们可以举一个前辈史学大师的例子：顾颉刚是治古史的专家，但他曾对民间的歌谣和传说故事进行过搜集、整理和研究，也对民间的宗教信仰做过调查研究。其代表性的作品就是对孟姜女故事传播演变的研究和对妙峰山香会的调查，这些成果得到学术界的高度赞扬，顾颉刚也成为中国现代民俗学早期研究中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对此，他本人曾总结说，“我只想把歌谣作我的历史的研究的辅助”，但“研究孟姜女故事的结果，使我亲切知道一件故事虽是微小，但一样地随顺了文化中心而迁流，承受了各地的时势和风俗而改变，凭借了民众的情感和想象而发展。……更就这件故事的意义上看去，又使我明了它的背景和替它立出主张的各种社会”。他通过对庙会等的调查，使他“很愿意把各地方的社会的仪式和目的弄明白了，把春秋以来社祀的历史也弄清楚了，使得二者可以以衔接起来”；也使他“很愿意把城隍神和土地神的人物历史弄明白，上接春秋以来有功而祀的人物，并看出民众的信仰的旨趣”，（以上皆见”《古史辨》第一册自序”，《顾颉刚古史论文集》。中华书局1988年出版）。对于顾颉刚来说，民间文学的资料和通过田野调查方法得到的资料，就变成了历史研究的资料，通过这些新发掘的资料--就对当时史学的“新”的意义而言，与甲骨文之于殷商史的意义是同样的--又可以对民众的情感和观念这-新的历史研究领域做出解释。对于顾颉刚来说，无论他运用的是文学的材料还是运用民俗学或人类学的田野作业方法，他所追求的只是对某个问题全面而深入的认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