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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论和民族关系论，也是这个时期极重大的现实问题和历史理论问题。西晋江统著《徙戎论》，强调“《春秋》之义”，即所谓“内诸夏而外夷狄”，对战国、秦汉、三国以来民族关系的发展作消极的评价，主张对于内迁各族，“皆可申谕发遣，还其本域，慰彼羁旅怀土之思，释我华夏纤介之忧”。（31）当时人“服其深识”，而“徙戎”之论对后世影响也很大。唐太宗时，在对待东突厥的安置上，引起一场争论：一种主张是“含育之道”，“请于河南处之”；一种主张是强调华夷之辨、族类之别，重申江统“徙戎”之论。唐太宗采纳了前一种意见。（32）《徙戎论》的作者，是从对现实的民族关系的认识，提出了对历史上民族关系的看法，并力图从这种看法来影响现实的民族关系的政策。但是，在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随着民族斗争的发展、民族关系的密切，不仅“徙戎”的主张在现实中行不通，就是华夷之辨的看法也逐渐遭到人们的否定。这在史家思想和史书编著上都有明显的反映。隋唐之际，李大师已不满于“南书谓北为‘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的修史情况，主张“编年以备南北”。（33）这是表明，在历史撰述上要恰当处理南北朝关系，其中自然包含着民族关系。唐高祖“修六代史诏”说：“自有晋南徙，魏乘机运，周、隋禅代，历世相仍；梁氏称邦，跨据淮海，齐迁龟鼎，陈建宗祊。莫不自命正朔，绵历岁祀，各殊徽号，删定礼仪。至于发迹开基，受终告代，嘉谋善政，名臣奇士，立言著绩，无乏于时。”（34）诏书对鲜卑族建立的北魏、北周皇朝，不仅承认它们的历史地位，而且毫无贬词。唐修《晋书》，对《徙戎论》的主张并不采取附和态度，指出：“‘徙戎’之论，实乃经国远图。然运距中衰，陵替有渐，假其言见用，恐速祸招怨，无救于将颠也。”（35）这实际上是不同意把西晋之亡归咎于“戎狄”的说法。《晋书·载记》记十六国事，对各族仍不免有微词，但也并非一概骂倒，有的甚至给予很高的评价。《隋书·经籍志》史部以“霸史”列于正史、古史、杂史之后，居于“起居注”类之前，并对其所记政权的成就给以相当的肯定。刘知几《史通·称谓》篇指出：“戎羯称制，各有国家，实同王者”。批评晋人“党附君亲，嫉彼乱华，比诸群盗”，是“苟徇私忿，忘夫至公，自非坦怀爱憎，无以定其得失。”这些，都是反映了力图从历史事实上严肃地看待各民族历史的态度和思想，具有进步的意义。在这方面，杜佑《通典·边防》序所论，具有更高一层的理论价值。他指出：
    覆载之内，日月所临，华夏居土中，生物受气正。其人性和而才惠，其地产厚而类繁，所以诞生圣贤，继施法教，随时拯弊，因物利用。三五以降，代有其人。君臣长幼之序立，五常十伦之教备，孝慈生焉，恩爱笃焉。主威张而下安，权不分而法一。生人大赍，实在于斯。……缅惟古之中华，多类今之夷狄。有居处巢穴焉，有葬无封树焉，有手团食焉，有祭立尸焉，聊陈一二，不能遍举。其地偏，其地梗，不生圣哲，莫革旧风，诰训之所不可，礼义之所不及，外而不内，疏而不戚，来则御之，去则备之，前代达识之士亦已言之详矣。
    这一段话，是从两个方面说明了华夏跟夷狄的关系。一是华夏、夷狄本无根本的差别，夷狄的“鄙风弊俗”，华夏原先也是有的。二是华夏、夷狄所处地理环境的不同，前者“随时拯弊”，后者“莫革旧风”，才出现了发展程度上的种种差别。这两点，反映出来杜佑的历史进化思想，以及在当时所达到的最为正确的民族理论。杜佑仅仅从地理环境来解释华夏、夷狄在发展上造成的差别，显然是不全面的。但他的这个理论上的认识，对于《徙戎论》所散布的戎狄“性气贪婪，凶悍不仁”的种种偏见，是有力的批驳，是历史思想上的重大进步。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史学在历史思想上的进步，不限于以上这四个方面。这四个方面只是更多地反映了时代的特点，反映了客观历史发展跟史学家思想发展的关系。这种关系，在一些有成就的史家那里和有影响的史书当中，都会有不同方面的、突出的反映。
    注释：
    ①《隋书·经籍志二》“正史”篇后序。
    ②郑樵：《通志·氏族略·序》。
    ③见《资治通鉴》卷194，唐纪10，太宗贞观七年；同书卷198，唐纪14，太宗贞观二十一年。
    ④《旧唐书·儒学传》序。
    ⑤《唐语林》卷2《文学》。《新唐书·艺文志二》“起居注类”著录“《开元起居注》三千六百八十二卷”似有误，不取。
    ⑥据清人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统计：实在著录803部，附亡书64部，合计867部。其所著录四部书存亡合计4757种，49467卷；此数不包括道经、佛经之数。
    ⑦《唐会要》卷36“修撰”条载：开元九年（721年），元行冲上《群书四部录》200卷，其所著录2655部，48169卷。此数与《新唐志》所说有出入。
    ⑧参见《史通·杂述》。
    ⑨《隋书·经籍志》史部后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