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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史为鉴岂能等同“影射史学”


    1936年鲁迅先生去世时,蔡元培撰写的一幅挽联,前半联为“著述最谨严非徒中国小说史”。鲁迅著作丰富,而其中严谨的学术著作,首推《中国小说史略》。《中国小说史略》中多次提到影射。从托名东汉郭宪所撰的《汉武洞冥记》,“六朝人虚造神仙家言,每好称郭氏,殆以影射郭璞”;到晚清谴责小说《孽海花》,“书中人物,几无不有所影射”,如书中的李纯客即晚清名士李慈铭,号莼客。从中可见,中国古代小说用影射手法司空见惯。
    红学中的索隐派,更是努力考索《红楼梦》是否影射史实和历史人物,如其代表作王梦阮、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说贾宝玉是隐喻清世祖(顺治)、林黛玉是隐喻董小宛,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认为林黛玉是影射朱彝尊、史湘云是影射陈维崧。
    其实不仅是古代的小说,就是现代作家也普遍使用影射手法,其中最著名者莫过于鲁迅。鲁迅的历史小说《理水》中有一个“鸟头先生”,是影射顾颉刚的,因为“顾”字繁体写为“顧”,据《说文解字》释义,“雇”是候鸟,“頁”指头。顾颉刚因此大为恼火,拟提起诉讼,“在法庭上辩一个黑白”,“听候法律解决”。
    被鲁迅影射讥讽的不仅仅顾颉刚一人,而运用影射手法的也不仅仅是鲁迅。鲁迅以此法待人,他人亦以此法对鲁迅。舒芜曾撰《周作人对鲁迅的影射攻击》一文,列举周作人影射攻击鲁迅事例;而苏雪林则给蔡元培、胡适写信,影射鲁迅勾结日本特务机关。
    作为一种文学手法,影射在一定意义上也呈现出一种曲折、隐晦、含蓄的思维之妙。如鲁迅所为,厌之者有,喜之者亦有,难以简单褒贬。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释义,影射的意思是:“借甲指乙;暗指(某人某事)”。其实,在历史中,影射还有另一层意思。《辞源》对影射的解释有两条:一、蒙混,捉弄。《明律·户律·田宅》:“则以高作下,减瞒粮额,及诡寄田粮,影射差役,并受寄者,罪亦如之。”二、借此说彼,暗指某人某事。第二条即《现代汉语词典》释义,对第一条的解释则未尽语源之本义。
    在二十五史中,最早用到“影射”一词的是北宋薛居正等撰的《旧五代史》,中有“禁在京百司影射州县税户”一句。后之《宋史》、《元史》、《明史》、《清史稿》都提到“影射”,含义与《旧五代史》及《辞源》所引《明律·户律》相似。那么,到底什么是“影射州县税户”、“影射差役”呢?
    清代的官衙用语,为了满人熟悉的需要,曾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类编排,称为“六部成语”,满汉文对照,现在所知的最早本子,是乾隆七年的鸿远堂本。甲午战争后,日本人占据台湾,为了熟悉清朝官衙用语,组织人员对“六部成语”进行了注解。现传日本汉学家内藤乾吉整理出版的《六部成语注解》,在户部成语中有“影射”和“影射差役”词条,对“影射差役”的注解是:“托词逃避官差也”,对“影射”的注解则是:“借此事以为彼事。如蜮之射影也。”结合这两条注解,可见“影射差役”的原义是用借此事为彼事这样的“影射”办法找借口,托词逃避官方所派的差役。史书的“影射”意义大致如此,《辞源》解释说是“蒙混,捉弄”虽不能说错,但离词语原义有点远。
    到了“文革”时期,出现了一种臭名昭著的“影射史学”。华国锋在1977年8月12日的中共十一大政治报告中有一段话,说“四人帮”“御用的原北京两校大批判组和原上海市委写作组”,“他们抓的史学,随心所欲地伪造历史,别有用心地吹‘女皇’、批‘宰相’、批‘代理宰相’、批‘现代大儒’,变成了古为帮用的影射史学”。
    作为“四人帮”所属写作组搞的“影射史学”,其特征如华之所言,是“伪造历史,别有用心”。“伪造历史”意味着不尊重历史原貌和史料原意,“别有用心”意指出于吹“女皇”(指江青)、批“宰相”(指周总理)等阴暗险恶的政治目的。简言之,“影射史学”的典型特征,是为了“别有用心”的政治目的,而去“伪造历史”。
    研究历史,尊重史料原意既是最基本的学术规范,也是最基本的道德。若服务于阴暗险恶的政治目的,而去歪曲历史、伪造历史,并利用政治权力垄断话语权,不允许正常的学术批评,那自然非常恶劣,为人所不齿。“影射史学”因此臭名昭著。“文革”以后,政治和学术趋于正常,“影射史学”已失其土壤,只能作为历史陈迹为研究者偶尔提及。目前查国内收录学术论文最全的数据库——中国知网,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中,可查得共有41篇论文以“影射史学”作为篇名,这些论文全都是发表在1977、1978两年,此后已无以此为题之论文。
    综上,“影射史学”有其特定内涵,既不同于历史上的“影射差役”,也不同写作中的影射手法。当然,“影射史学”更不同于从历史中总结经验教训的史鉴。
    中国人向来注重以史为鉴。研究历史,就是希望通过对过去的生活、思想的了解来加深对现实问题的理解,从历史中借鉴有益经验。然历史经验之所以能够成为史鉴,还有两个原因,即人性不变,和制度——社会博弈规则的相似。尽管时移世易,但由于人性不变和社会博弈规则的相似,不同时空中的人群在博弈中的对策和心态也有相似性,即如从秦汉到明清,尽管时间跨越二千年,但由于基本政治规则都是皇权专制,由此产生的官民冲突、腐败现象、官崇拜等并没有质的差别。皇权专制百年前虽被取缔,但某些社会问题在本质上仍然相似。正是因此,我们可以以古鉴今;当然,也可以以外鉴中。
    现实与历史无法割断。研究历史对于理解现实的重要性,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有一段很精彩的话:“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通常,能够深刻理解现实的学者都有历史感,而成功的史家则都有现实关怀。如同著名历史学家、哲学家克罗齐所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研究历史是不能没有现实关怀的。
    影射手法、影射差役、影射史学、以史为鉴本来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但也有人对此缺乏了解,将之混淆起来。笔者近年所写的一些以中外史事镜鉴现实的小文,去年结集为《官心民意》(南方日报出版社2011年11月版)出版,小书以官心与民意的背离为探讨对象,力图从“国家困境”(简单说,没有国家就没有公共服务,个人权利也得不到保障,但拥有合法暴力的国家也可能反过来对个人自由造成严重威胁,这是一个困境,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即破解这一困境)的角度去了解官民冲突的原因和解决之道。今年1月9日出版的《中国新闻周刊》刊登题名为《还用历史说事》的书评,认为本人在搞“影射史学”,将《官心民意》作为近年“影射史学”死灰复燃的典型例证,其无识乃至无知让人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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