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类事件一旦发生，人类本质中的理性一定会让它们再次发生。”——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结尾，也是雅典的伟大篇章的结尾，这样写道。在世界上第一个自由国家里发生过的事情，人类不变的理性本质能够让它们在现代世界中重新发生。对我们而言，雅典追随的道路不光只是一段遥远的、让人伤感的记录，它还可以成为一副可能再次发生的事件的蓝图。希腊的艺术和哲学仍然在影响着今天的世界，而她的政治思想却被人们忽略。然而，希腊的政治思想是希腊人的重要贡献之一。他们对政治有着深刻的思考。希腊人在他们涉足过的任何领域都有着意义深远的发现，政治领域也不例外。在这里，自由，是希腊人的发现。
    公元前五世纪的雅典让世界看到，当自由的人在一起生活和工作时，他们可以创造出什么。她实现了自由与统一、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平衡。在更遥远的过去，雅典像任何古老的部落一样，个人利益要完全服从共同体的利益。如果农业欠收，土地就会用人的鲜血来浇灌。为了部落的利益，任何人都可以被牺牲掉。然而渐渐地，人们越来越承认个体的重要性。随着时间的推移，保护个体利益不受共同体侵害的法律也开始获得通过。这一趋势最终在雅典达到了顶峰：当人们不再被迫为城邦的任何利益做出牺牲时，他们自愿地为城邦的利益牺牲自己。雅典人是自由的，而他们用自己的自由为城邦服务。
    他们让世界看到，当人们自愿地为整体的利益而一起工作时，可以创造怎样的奇迹。每个雅典人都认为，为建设和提高公共生活而付出时间和努力是理所当然的。修昔底德笔下的伯里克利说：“我们是自由的民主政体……我们不允许人们沉溺于自身事务，以至于影响到他们对城邦事务的参与。对公共事务不闻不问的，在我们看来是无用之人。然而我们决不放弃精神的独立和完全的自立。”
    热爱独立并想依靠自身的人，会把公共事务当成自己的责任。当雅典人环视包围着雅典的黑暗世界时，他们清楚地看到雅典对他们每个人而言意味着什么 ——危险世界中的安全堡垒，专制统治者和奴隶般的臣民团团包围之下的自由城邦。他们宁可把自己的利益交给城邦的其他公民，也不愿意让雅典落到其他民族手中。每个雅典人都希望自己成为立足现实的参与政治的人，他们的确做到了这一点。年复一年，雅典人明智地在索伦的基础上建设自己的城邦；当波斯人向希腊进军时，雅典的政治基础经受了巨大考验，丝毫没有动摇。雅典带领希腊众城邦誓死抵抗，与东方的强大军队对峙、激战。而且，雅典在没有其他城邦帮助的情况下，独自赢得了马拉松战役的胜利，迫使强大的敌军撤退。这一胜利在我们今天看来仍然显得不可思议。
    十年后，希腊人在萨拉米斯彻底击溃了波斯人。当时的雅典已经不再孤军奋战，而是成为希腊众城邦的领袖，率领众城邦进行抵抗。热爱城邦的情感在雅典人心中灿烂地迸发。雅典人认为，事实已经证明，自己的城邦比其他城邦更卓越，精神的力量可以比排山倒海的军事力量更强大。她是“卓越的居所，人类的子孙艰辛劳作将她建成”，亚里士多德这样说。雅典人一定比其他希腊人卓越——伯里克利时代早期的雅典人这样看待自己的城邦。伯里克利让雅典人注视着自己的城邦，直到心中充满对她的爱，爱她的人性和自我约束，爱她的建基于法律的自由，爱她为思想的发展而付出的劳动——正是因为这样的劳动，伯里克利称雅典为“希腊人的学校”。
    希罗多德（他不是雅典人）证明了雅典在其他希腊人心目中的声望。“所有希腊人当中”，他说，“雅典人是最有智慧的。”“专制君主治下的雅典无异于她的邻邦，而她一旦获得自由，便远远超出其他城邦。”有一个现象更好地证明了这一点：击退波斯人后，一些城邦推举雅典做他们的领袖。对希腊人而言，这是个非同寻常的举动。“希腊联盟”这个了不起的新想法慢慢浮现出来，向世界预示着更好的未来。这是前所未有的。因为希腊人的天性极其独立，城邦之间总是彼此怀着恐惧和不信任，只有当他们面临波斯入侵的威胁而感到极度恐惧时，他们才被迫聚集到一起，然而他们看到了，联盟可以创造出什么。击败波斯人后没过多久，自由城邦的联盟就形成了，联盟的每个成员都是平等的，每个成员都有支持其他成员的义务。雅典被选为联盟的领袖。希罗多德说，这是因为希腊人很早以来就认为雅典是人的解放者。
    人们忍不住要去设想，这个联盟如果取得成功并扩展到希腊的其余地区，情况会是怎样？什么是一个联合的希腊不能做到的？即便当她还是一些四分五裂、争执不下的小城邦时，她就已经大步超过了古代世界的所有国家，在很多方面甚至超过了现代国家。如果是希腊，而不是罗马，成为西方世界的领导力量，那么哪些道路是西方不会走的？然而，希腊合众国的希望最终化为泡影。雅典的联盟失败了，因为雅典失败了。联盟领袖的地位赋予她权力，而权力带来对更多权力的贪婪（修昔底德在他撰写的史书中始终认为，任何权力都会产生贪婪），贪婪最终败坏了雅典的卓越。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雅典忘记了曾使她免于被波斯占领的理念，忘记了她对自由的追求，忘记了她的自我约束精神。雅典把自由城邦的联盟变成了臣服于自己的属民的联盟。现在人们不再称她为解放者，而是暴君城邦。修昔底德笔下的伯里克利对雅典人说：“你们会失去这个帝国，你们的帝国统治让一些人恨你们，你们就要面临与这些人遭遇的危险。”这一切变化的结果是二十七年后的伯罗奔尼撒战争，这场战争为雅典的伟大时代画上了句号。
    是贪婪引发了战争，修昔底德说。雅典和斯巴达都是入侵者，每一方都想获得对方拥有的东西。修昔底德为我们描述了一幅可怕的画面，画面讲述的是希腊在他所说的“残暴的学院师长之战”的最后几年的状况。那个时期，“极度的野蛮”和“残忍的报复”屡屡发生。“人们在一时冲动之下可以做出最糟糕的事情。 ”公民之间互不信任，每个人都害怕并憎恨自己的邻居。每个词的含义都变了。“温和”被视为软弱而遭到蔑视，“谨慎”则等于懦弱；鲁莽和狡诈受人推崇。“坦诚无欺——高贵品质的重要特征——遭到嘲笑和讥讽，最终在希腊人身上消失。”
    从最卓越的变为最低下的，这样的变化几乎难以置信。从马拉松平原的最纯粹的英雄主义，从在萨拉米斯呐喊着：
    

    自由——
    为了国家、孩子、妻子的自由，
    为了信仰和我们父辈的坟墓的自由——
    

    向波斯人进军的希腊人，沦为修昔底德描述的情景：“各种堕落的行迹无一不在希腊人身上显现”。那一时期的流传下来的文字都证实了修昔底德的描述。正如Gilbert Murray教授最先指出的，我们可以从欧里庇得斯的戏剧中看到这种变化的发生和发展。《哀求》是欧里庇得斯最早的戏剧之一，它向我们展示了一幅精彩的画面，让我们看到伯里克利赞美过的雅典——智慧、慷慨和悯恤的典范。剧中的主人公是伟大的雅典英雄特修斯。几个阿尔戈斯女人找到特修斯，向他求助，因为她们的儿子在攻打底比斯时战死，而底比斯人残忍地不允许她们埋葬自己的儿子。雅典是她们最后的希望，因为“你们的城邦悯恤受苦的人”。特修斯最后同意把这件事情交给城邦公民去决定，公民们能够自己做出决定，去迫使底比斯人善待死者。特修斯说：
    

    我们的土地上没有专制，没有人
    随心所欲地制定法律，施行统治。
    自由是我们的城邦，在这里，人民进行统治，
    富人和穷人，平等地站在法律面前。
    

    集会上，雅典传令官的宣示是对自由的最好证明：
    

    “谁将给国家提出明智的建议？”
    当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发言或沉默，
    每个人都是平等的。
    

    雅典人决定支持无助的死者。底比斯的信使警告雅典人不要加以干涉，并问特修斯，他们能否抵挡所有的希腊人。特修斯回答：
    

    是的，抵挡
    所有的暴君。与崇尚善行的城邦，我们和睦相处。
    

    信使又说：
    

你们的城邦把太多东西背负在自己身上。

    特修斯回答：
    

背负并承担，这是神对雅典的赐福。

    这种自豪与崇高的精神也闪耀在当时的一些其他剧作里。然而慢慢地，怨恨出现在欧里庇得斯的作品中，而且逐渐增强。欧里庇得斯对自己的城邦越来越感到失望。在他的后期作品里，剧中人物的主要动力是暴力、残忍和虚荣，跟修昔底德时期的雅典人很吻合。“自由！”赫库芭在戏剧《赫库芭》中呼喊：
    

    世界上没有自由的人，一个也没有。
    全都是财产、欲望和恐惧的奴隶。
    

    欧里庇得斯亲眼看到自由的故乡慢慢变成无人相信自由的地方。
    索福克勒斯的两段话让我们看到变化的整个跨度。在索福克勒斯的一出早期戏剧中，歌手们热情洋溢地合唱，回响着雅典鼎盛时期的最高音：
    

    奇迹万万千千，人的奇迹无与伦比。
    他的奇迹是勇力，穿过风暴席卷、白沫翻涌的汪洋。
    他的奇迹是言辞，是风一般迅捷的思想——
    

    后来诗人亲眼目睹自己心爱的城邦背离了所有的善。伯罗奔尼撒战争行将结束时，诗人在临终前曾把自己的感受付诸文字：
    

    从未出生是最高的奖赏。
    第二级奖赏，是一个人一见到世间的光亮
    就迅速返回他的来处。
    

    自信的光辉，对人可以主宰生活的自信的光辉，已经荡然无存。
    阿里斯托芬的戏剧也印证了索福克勒斯的感受。他在剧作中把雅典人的无能、腐败和愚蠢展示给雅典人看，让雅典人看到，他们连自己都控制不了，却带着这些缺陷去统治一个帝国。而看戏的人（每个雅典人都去剧院）只是报以哄笑。他们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从政府那里得到称心的支持，即便官员变得富有、外交事务一团糟，到底又有什么要紧呢？
    在阿里斯托芬早期的戏剧《武士》中，一个香肠贩子走上台来，合唱班热情地问候他：
    

欢迎，最亲爱、最勇敢的人。

    香肠贩子：我比议会的人和克莱翁[当时的政治领袖]都厉害。
    合唱： 呵，快告诉我们，亲爱的朋友。
    香肠贩子：我闯进门，大喊，好消息！
    

    从没听说凤尾鱼卖得这么便宜。
    你花一文钱就能买够你要吃的。
    克莱翁站起来——他说，斯巴达人在这里，
    向我们讲和。他们都不肯听。
    “有那么便宜的凤尾鱼卖，没时间
    讨论什么和平。让战争继续吧。
    这是我们逛市场的时间，散会。”
    于是他们跳出护栏，跑掉了。
    

    （克莱翁上）
    克莱翁： 我要惩罚你，你这个无赖。我要记下你的名字，
    

把你的名字加到富人名册里去。

    香肠贩子：如果我不去证明你收了贿赂，我就去死。
    

你这个强盗。

    克莱翁： 我从不抢劫——除非是为了人民的利益。
    

    一段接着一段，一出戏接着一出戏，阿里斯托芬向观众展示的政治场景全都跟上面很类似。
    关于当时的雅典的情况，还有一位目击者。伯罗奔尼撒战争战争结束时，柏拉图大约二十四岁。几年后，当他回顾自己的青年时光时，他写道：“年少时，我跟其他很多人一样，憧憬着一成年就投身政治生涯。但后来我发现，无论是成文的法律，还是生活中的习俗，都已经败坏到惊人的地步。望着公共生活的漩涡，我感到晕眩。我清晰地看到，所有现存的国家、所有的政府系统都是坏的。”
    这就是雅典最杰出的人看到的雅典，这样的雅典不再有原来的英雄主义和自制力让她能够战胜斯巴达的严格的纪律。这里溃败，那里也溃败，最后在所有的方面都溃败了，敌人便攻入无助的雅典。
    雅典战败后的处境比今天的读者可能设想的要好。在古代，胜利者对战败者有很多慷慨的举动，这些举动往往让受到不同教导的今天的我们感到惊讶。尽管斯巴达在长达二十七年的战争中饱受创伤，但她没有对落败的宿敌进行报复。她让雅典保持独立。雅典在海外的财产被没收，战舰数量被大副削减，但这就是所有的惩罚。斯巴达不打算摧毁她，或者把她削减为农业国，也不打算把她的公民掳去当奴隶，或者派兵占领她。雅典可以在自己的疆域内随心所欲。战争过后，城市完好无损，而城市的公民却变了。
    四世纪[1]伊始，人们意识到，照耀着上个世纪的相信人类可以走上阳光之巅的欢乐的自信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对人的堕落与徒劳的坚信不疑。空洞的无望渗透了雅典，有一段时期，残暴的专制统治攫取了城邦的自由。但雅典毕竟是雅典。让她成为雅典的那些因素并没有随着战争的结束而消亡。新一代雅典人担负起恢复民主制度的英勇任务。他们颠覆了斯巴达扶持起来的残暴的政府，让雅典恢复了原有的制度。总的而言，他们采取了明智的温和措施，让雅典在极短的时间内恢复了往日的繁荣。但这已经不再是以前的城邦。雅典卫城在战争中完好无损，城市的美一如既往。然而她的人再也不是以前的人。
    这种变化最明显地体现在当时的艺术作品里，正如每个希腊人都会料到的。我们很难充分意识到（如果不是完全不可能的话）美和艺术对希腊人而言是多么严肃的事情。这一点让我们想起伊巴密浓达——底比斯最伟大的领袖——对底比斯人说过的话，他说，你们永远也不可能战胜雅典人，除非你们把帕太农神庙和雅典卫城搬到底比斯。没有哪个希腊人会怀疑这一点。如果底比斯人生活在无以伦比的美面前，他们当然会成为更杰出的人、更杰出的战士。美的艺术塑造美的品格。希腊人对此深信不疑。
    因此，五世纪末开始并历经整个四世纪的艺术表达方式的变化对雅典有着重要的影响。简单地讲，变化在一开始表现为一些艺术约束标准的松动；最后演变成，在很多艺术领域，艺术家开始拒绝任何约束其自由的限制。雕塑受到的影响最小。菲迪亚斯（Phidias）不会拒绝人们把自己跟普拉克西特列斯（Praxiteles）联系在一起，但在陶器和音乐领域，新旧风格之间产生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艺术家可以随心所欲地、完全自由地创作，这在早些时候是闻所未闻的。例如，诗歌和音乐都要符合严格的音律，它们就像长期以来为人们所喜爱的英语十四行诗的音律规则那样复杂而具有权威。伯里克利时代的真正的艺术家决不会允许自己违反音韵的和谐规则，而且也从未想过要这样做。他们跟其他雅典人一样，早在孩童时期，就在倾听和朗诵对荷马史诗时全身心地吸收了它。
    在雅典这个极具艺术禀赋的民族中，节制有度是她深厚的艺术传统。然后战后的新一代雅典人似乎轻而易举地颠覆了这一传统。出现了一种新的音乐，阿里斯托芬说，这种音乐让老人觉得不堪入耳，而且他称那些音乐是垃圾，是各种杂乱无章的不和谐的曲调的混合。诗歌也是如此。诗人把自己头脑里冒出来的各种各样的东西写下来，“海豚和蜘蛛和先知和跑道”，他们把这些词全混在一起，完全不顾音韵和风格。诗歌离开了舞台；只有表演是重要的——还有人群的掌声。最后这一点已经变得至关重要，赢得掌声成为演员、音乐家和剧作家的动力。当他们不断地花样翻新，肆无忌惮地进行着一个又一个的试验时，能否流行是他们考虑的主要因素。艺术家跟政治家一起弃自我规范弃于不顾。
    四世纪后期，亚里士多德曾向雅典人谈到艺术，告诉他们应该怎样教育孩子。他建议人们让孩子学习绘画，这样可以训练他们的眼光，以后买画时就不会被欺骗。至于音乐，应该让他们学习歌唱和演奏，因为小孩总归要弄出各种各样的动静，不过要让他们早点放弃音乐教育。这就是雅典人达到的艺术水平。
    而在此之前，柏拉图曾说：“今天，音乐的惟一标准就是听众的愉悦，无论听众是谁。”然而，“这些听众都像盲人一样，没有清晰的标准。只有神是永恒的尺度。”
    但此时的希腊艺术家已经不接受任何标准的约束，希腊艺术于是走向完结，再也没有复苏。
    而希腊导师们却在四世纪继续前进。他们的影响能够到达愿意思考的人，让这些人免遭绝望对心智的侵蚀。他们承传着延续了两千多年的语言，让人们看到人类精神所能达到的高度。但这些导师对大众却没有影响。第一个开口对四世纪最卓越的人讲话的人，其实属于五世纪。苏格拉底在战争结束后不久就死了，但就像他临终前在监狱中对他的朋友说的那样，死去的只是他的身体。他真正的自己，他身上的真实的部分会继续活着。他的死是真正的英雄的死，是他的教导之真的最高证明。他的精神在他死后变得更有影响力。
    苏格拉底跟修昔底德等人一样目睹了雅典的退化，跟那些人不同的是，他没有置身事外，而是去思考如何挽救她。他找到的途径很独特。他认为，挽救雅典的途径不是群众运动，不是消除贫困或结束战争，也不是消灭粗鄙的恶。在他眼中，挽救国家靠的是每个单独的雅典人。个人的善是共同体的善的源泉，正如个人的善依赖于共同体的善。两者不可能分开。只有好人才可能是好公民，而只有公民是好的，国家才可能是好的。国家的状况取决于居住在这个国家的人的灵魂的状况。苏格拉底关注的是个人，在个人身上关注的又是个人的最个体化的部分——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在这个领域里，人有可能成为自己的绝对主宰。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惨败后，让雅典人引以为荣的，是他们很快就重建了政治上的自由。苏格拉底却看到这种自由的脆弱，因为政治自由完全依赖于人的内在的自由。他看到危险包围着自由，它无处不在，时时刻刻威胁着自由。与苏格拉底交谈过的人都不得不同意，自由国家的最致命的危险，是国家由不受控制的人控制。苏格拉底告诉他们，民主国家的公民也可能的奴隶。并不是当一个人不再受到外在规范的束缚了，他就自由了。人获得自由的那一刻，是他成为自己的主人的那一刻。
    他践行自己的教导。他本人是自我约束的自由生活的典范。他的死是自愿的。如果他选择逃跑，他可以逃脱死亡。但他选择了死。
    柏拉图——苏格拉底的追随者和学生——从政治活动中抽身出来，开始在远离政治漩涡的学园授课。然而在课堂上，柏拉图的话题从未远离政治。他对自己的学生说，苏格拉底尽管从未进入过城邦的政治生活，却是一位真正的政治家。他孤身一人致力于城邦之善的奠基事业，致力于人的转变，让人由恶变为卓越，由不公正变为公正。除非人服从自己心中的神的声音，否则哪怕拥有最优秀的宪法、最完善的法律，也只是徒有其表。政府的首要任务就是教给公民正确的行为，如果公民腐败了，政府的力量就会减弱，政府的存在也会受到威胁。为了自我保存，国家必须推进教育，“要对公民从年轻时代起就进行关于卓越的教育，通过这样的教育，使人热切地渴望成为完美的公民，既知道如何统治，又知道如何被统治。”
    柏拉图之后，亚里士多德接过这个主题，他写道：“国家为好的生活而存在。”“人的内心存在着神性。”“人们具有与生俱来的挑选他们的官员的权力，因为作为整体，人们有能力做出正确的判断。”
    这些都是高蹈的思想，但对四世纪的伟大导师而言，它们也是一目了然的常识。好政府的前提是好公民，这在他们看来显而易见，几乎没有必要写下来。不诚实的品质在官员中间蔓延，却指望政府是好的；选民根本不在意官员的品质如何，却指望官员都具有令人尊敬的品质……这些想法在导师们看来是完全愚蠢的，根本不会在雅典人头脑里出现。
    导师们思考着、谈论着，眼前总是浮现着昔日雅典的辉煌。然而就在他们思考与谈论之际，一种变化正在慢慢进行。他们没有捕捉到它，甚至没有想到它并去留心查看。这种变化是基础性的、至关重要的。那是精神的变化。它渗透了整个城邦，侵蚀着旧有的基础。在政治上的最初表现为，雅典人开始因为参与公共服务而向政府索要报酬。这是让人倍感惊讶的新鲜事，但又显得合情合理。伯里克利把陪审员（在雅典的政治体系中，每个男人都可以成为陪审员）酬金制度第一次引入了雅典的政治体系。战争结束不久，出席议会也变成有偿的。这两项酬金制度得到广泛的认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坚决反对，但他们显得势单力孤。当一个人放下自己的事情，把时间花在裁决官司、制定对外政策上时，如果政府不在这个时间段里提供他生活所需，你怎么能指望他去做这些事情呢？但在索伦的时代，当自由的人第一次聚集起来，为了大家的利益一起分担责任时，雅典人一定会觉得，因为参与公务而索取酬金就像自己处理自己的事情还要索要报酬一样奇怪。对那时的雅典公民而言，雅典的事务就像他们自己的事务一样重要。雅典是自由和文明，奴隶制和野蛮在不断地威胁着她。她是“热爱美并追求智慧的”人居住的城市——伯里克利这样描述过她。雅典可以居高临下地要求她的公民献上他们的忠诚，而忠诚不会因为奉献而索要报酬。
    萨拉米斯战役之后的光辉日子里，索伦的雅典精神曾继续闪耀，并日益高涨。它是雅典人献给自己的城邦的骄傲和欢乐。雅典人除了从城邦的城墙和军队那里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安全和庇护外，从未想过要从城邦那里获得其他物质上的好处。国家不是资产，公民们自己就是国家。在雅典人把城邦看做向市民支付酬金的雇主之前，一定发生了一种完全的态度的转变，这种转变深入到雅典人心中。现在，不再是公民向城邦付出，而是城邦向公民付出。人们想得到的，是能让自己过上舒适生活的政府，当人们以此为最高目标时，自由、自我约束以及为公共服务这些理念就变得越来越模糊，几乎消失殆尽。此时的雅典更像是拥有大量财富的合伙公司，所有的公民都有权分有她的财富。公共事务需要的资金越来越多，税赋于是越来越重。但这只影响到富人，他们总是一小部分人。没有人去考虑税源是否有朝一日会被征收一空。此时，政治与金钱就像它与选票的关系一样紧密。事实上，金钱和选票已经可以相互替代，选票和官员职位一样，也在进行销售。
    柏拉图清清楚楚地看到整个的变化过程。雅典已经开始拒绝独立精神，现在她想要的自由，是摆脱责任的自由。这样只会有一个结果。“国家之间或个人之间的过度的自由，”他说，“很可能会演变为过度的奴役。”如果人坚持要自由地摆脱生活的重负（即，自立并对共同体的利益负责），那么他就会完全得不到自由。责任是人们为自由必须付出的代价，人们必须无条件地承担它。
    柏拉图放弃了雅典。“降生在平庸城市里的高尚灵魂，”他写道，心中明白“没有哪个政客是诚实的，没有谁与他站在一起为正义而奋战，”他对城邦一无用处。“保持内心的平静走过一生，如果能保持自己的纯洁、免糟邪恶的玷污，平静地离开，怀抱明亮的希望，便很满足。”他做得不错，柏拉图说，但他的善是次一级的。只有生活在他能为之服务的城邦里，只有通过忠诚和对共同体的奉献，一个人才能成长为完全的自己。只有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雅典人：总是清晰地认识到，个体的善就是共同体的善，能为国家服务的人才有完整的生活，私人生活只是这种完整生活的一部分。这是柏拉图与世上的好国家的诀别。他转身离开了自由。他在不负责任的雅典中看到了过多的自由。没有相应的责任与之平衡的自由，他不想拥有。而那时，雅典已经到达了自由的终点，并将永远失去她。
    （作者：依迪丝·汉密尔顿　　翻译：Gaspar）
    注释
    [1]文章中提到的四世纪指的是公元前四世纪，下文中的五世纪，指的也是公元前五世纪。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