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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对国学热


    我很赞同鲁老师的观点,所谓的”国学热”不过是政府和媒体联合起来制造的一把炒作而已。那些一夜之间冒出来的众多“国学研究院”和“国学大师”,实在是贻笑大方。
    第一,“国学”这个词根本就不是我们国家的词汇,而是日本学者为了区别于“汉学”对他们民族的学问的称呼。不是说日本的东西就一定不能拿到我们中国来用,毕竟,制造民族和文化的对立是万不应当的。但是,用这样一个词来指代中国的传统文化真显得有些不伦不类。再者言,我们国家的语言文字何其丰富,为什么一定要捧红一个日本名词呢?一些人还为之洋洋得意,自以为涵养深厚,简直不可理喻。
    第二,最反感那种动辄以“国学大师”身份自居的人。我每次看见书店里有名如“国学大师XXX陪你读《XXX》”的书,必会远远避离,免得眼睛受到污染。在我看来,要成为一名大师,必备三大要素:一是学识渊博,二是人格优秀,三是对学科建设及人才培养做出了重大贡献。像我们尊重的日知先生、朱寰老先生、戚国淦老先生、吴于廑老先生等等,他们才配得上“大师”、“宗师”这般称号。就是易中天、于丹、钱文忠等人,充其量算是一学者。而那些三教九流之徒更有何资格自夸自卖、欺世盗名于学林?恬颜无耻罢了。
    第三,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和外延都是极为深刻、广阔的,但那些“国学”热衷者却将之简单的等同于古代的历史、文学,亦或哲学、艺术,以为读一本《论语》、看一回《三国》就能把“国学”说清道明了(事实上,连这些最基本的也只弄得半生不熟)。对此,有识之士们往往只能叹一声一叶障目了。我始终觉得,研究中国古文化,必当有真挚热烈的喜爱和深厚扎实的功底,岂能因一时兴起或追名逐利而虚意趋之?我很欣赏杜维明先生,听他讲儒学如同醍醐灌顶,更能真切的感受到他对儒学深沉之爱以及他以振兴儒学为己任的那种理想与情操。相形之下,我们认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怎能被一些挂羊头卖狗肉的势利小人随便的染指?
    我想,现在风靡全国的这股“国学热”多少是与国人心中根深蒂固的“大国”观念有关系的。许多人自以为我们国家有五千年的历史、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就很了不起,以为我们的文化就是举世无双的了,他们打着“爱国”的旗帜口口声声的说“我骄傲,我自豪”,殊不知却引来斯塔夫里阿诺斯等一批国外大学问家的不解与叹息:“从为有过一个民族面对未来竟如此自信,却又如此缺乏根据。”
    让我们排除外国人的反华情绪,好好思考一下中国文化在世界的地位!要看到,中国文明固然源远流长,但绝非无可比拟,更绝非凌驾于诸文明之上。譬如以前,国人常说日本文化、韩国文化都是学我们的。其实这是有些夜郎自大了。诚然,东亚文明世界是以中国为主体,但那并不意味着我们中国人就是人家日本人、韩国人的祖宗吧!任何一个有点世界史常识的人都该明白,日本文化、韩国文化是区别于中华文化之外的独特且独立的文化。我们不要老是把“日本受中国影响”这句话挂在嘴边,要懂得文明的交往从来都是双向的。
    世界史学子尤其要保持这样一份理性。我们一方面既要破除“西方中心论”,另一方面更要防止潜意识中的“东方中心论”、“中国中心论”。其实最好不要从意识形态上去划分什么东方、西方。就像有人说的,地球本就是一个球体,绕着太阳转,哪有什么东方、西方之别。人类是一家的,不同文明之间就像不同种族的人群总是平等一样,也是没有优劣贵贱之分的。
    就我个人而言,相当推崇雅各.布克哈特、亨利.皮朗和布罗代尔,他们三位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特别强调文明的横向联系,并主张在对这种联系进行考察的过程中把世界史做出一番新面貌。这让我想起现在兴起的一股全球史思潮(又称“新世界史思潮”),就是要以世界为基本单位来研究历史。不同与前些年的微观史学思潮和后现代主义史学思潮引起了那么大的争议,我想,任何一个有“世界”观念的史学领域的一份子都该积极加入进去。
    有一种说法是:“如果说20世纪是军事家和政治家的时代,那么19世纪就是历史学家的时代。”但我很不喜欢这种说法,因为它让我觉得伤感。似乎那段注重理性、严谨和实践的岁月已离我们愈行愈远,一去不返了。这样,我就觉得时下这场盲目的“国学热”有点像经济危机前肥皂泡似的市场繁荣。那是否预示着一场文化危机即将到来呢?或者已然到来。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