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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的“另一个希腊”

《读书》2001年第4期上阮炜的《另一个希腊》,是一篇令人诧异的文章。
    希腊人的“窝里斗”“恶习”,希腊人的对外“好斗”和“追求军事荣誉的虚妄价值观”,希腊人处理内部关系的“无能”,希腊人的“小家子气”,使整个希腊不能实现政治上的统一。希腊“注定”只能传下来一些“文化要素”而传不下来它的“民族或文化政治共同体”。和我们的秦汉气象相比,差距大矣。
    上面对阮文的引用,我相信没有任何断章取义之处。阮炜的这些判词,叫人不知其所来。其实,只要曾认真看过一本古希腊的著作,哪怕是一本,不论是历史方面的《历史》、《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长征记》、《亚历山大远征记》,还是政治方面的《理想国》、《政治学》、《雅典政制》,还是文学方面的古代神话、伊索寓言、荷马史诗,科学方面的欧几里德几何、希波革拉底医学,甚至只要心灵可被雅典娜的塑像震撼一次,就不会说出像阮氏那样的话。
    希腊确实没有像中国那样成为一个大国,但这奇怪吗?同样没有成为大国的还有两河流域(今伊拉克)和埃及。这两个地方的人绝对没有希腊人的缺陷——按阮的观点,它俩应该成为今日之美国、俄罗斯、巴西、印度。
    古代希腊为什么没有走上大国之路,这和该民族对民主政治的追求是分不开的,他们要保证每一位公民的参政权。在那些世纪里,没有像现代的科学技术手段,但他们又希望所有的公民都能参加公民大会,住在城外的人在得到第二天开会通知时,也能早晨赶进城,晚昏回家里。这样的话,城邦就不能大。面积过大了,农民当天不能往返,耽误农时。人数太多了,站在后面的人听不见演说者的声音,因而无从表达对演说者的赞否。有一位古希腊政治家因此而认为,一个城邦以不超过5000公民为宜。此时的雅典,约有50000公民,在他看来,超过了民主政体所应有的规模。由于50000人不能同时参会,只好选出代表,这样状态下的民主政治实行过程不是直接的,也就不是完美的。
    所以,整个希腊半岛,上百个城邦林立。为了进一步在城邦内保证民主,从国库给穷困的公民发放观剧津贴,因为古希腊的戏剧和时事政治紧密相联,观看戏剧宛如今天人们看报。还发放开会津贴,鼓励穷人普遍参与。
    在古代实行民主政治,恐怕唯城邦制一途。但是,这样的状态对于对付毗邻的专制帝国的军事进攻就太弱了。然而,希腊人不是看不到这一点,他们知道,如果放弃民主,成立帝国,那希腊就不复存在了,因此,希腊各邦可以同盟,但决不可统一。因为,希腊和民主是画等号的。失去民主的希腊就不能再称为希腊了。这就是希腊没有成为大国而先后被马其顿、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统治的原因。假设今天的世界上存在着一个占据了大半个欧洲的希腊国,那,世界不会感到更幸福。
    阮文的每一个自然段都不能成立。比如第一自然段的中心意思:希腊文明是一个早夭的文明。早夭就是死亡,死亡就是说不再存在。我们说玛雅文明死亡了,印加文明死亡了,是因为它们的文明传统不再有人继承,尽管还存在着玛雅、印加血统的人。希腊文明什么时候死亡过?马克思认为,希腊文明至今仍是一个宝库。你看,马克思要我们继承呢。
    第二和第三自然段的中心意思:希腊人在处理内部关系方面最无能。“内部关系”一词,概念不清。了解希腊历史的人都知道,如果要说希腊人的“内部关系”,必须指明是城邦里面还是城邦之间,它们一个是人与人的关系,一个是国与国的关系。阮文所指当为后者,他举了伯罗奔尼撒战争,把它解释成一场争霸战。这是七十年代商务版《世界通史》的说法。
    中国的史学家们习惯称中国历史上春秋时代的战争为“春秋无义战”,即战事双方都缺乏正当的开战理由。伯罗奔尼撒的战争不是这样。
    希腊的两个最有代表性的城邦——雅典和斯巴达,一是民主政体,一是贵族政体,前者属于广泛民主,后者仅在贵族内部实行民主,其它社会阶层无权享受。面对波斯帝国大军的侵略,斯巴达自私避战,雅典则奋勇当先,是雅典保护了整个希腊。希波战争之后,其它小邦之间的矛盾引起了这两个大邦的矛盾,斯巴达在一支神签的鼓励下,试图引发战争。与斯巴达的莽撞霸道相比,雅典伯里克利所言显出理性,他认为,两邦之间的是非应通过仲裁来判定,判定之前应保持和平。由此看来,民主制比之贵族制,决策思路与性质有着本质上的不同。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有正义和非正义的区分,完全不可用“无能”一词予以形容。
    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了。最后,斯巴达赢了。但希腊也衰落了,因为代表希腊的是民主制的雅典,而不是贵族制的斯巴达。令欧洲历史学家悲戚的,在古代,民主政体的国家肯定打不过专制制度的国家(对波斯,胜利来得非常惊险),甚至也打不过民主性较弱的国家。
    第四自然段是知识错误,比如,“马其顿帝国的兴起给了希腊人第二次(统一希腊的——本文作者注)机会”。历史上,马其顿的亚历山大为实现名垂千古的欲望,他要的是希腊各邦的臣服而非统一,但希腊各邦最愿意的是独立而非亚历山大统治下的统一。阮文根据什么说人家失去了第二次机会。是不是可以说罗马帝国给了第三次机会,奥斯曼帝国又给了第四次机会。接着一句甚为荒唐,马其顿的亚历山大“给希腊人带来节节胜利”。好像亚氏在为希腊人实现抱负。只要读一读《亚历山大远征记》就会对阮说付之一笑。亚历山大远征波斯胜利后,竟然羡慕并模仿波斯皇帝的专制威仪,最先提出不满和抗议的是军中的希腊人将领,亚氏不得不收敛起来。由此看来,尽管马其顿人对希腊文化崇拜得要命,并反过来把马其顿当作希腊之一邦。但他们的领袖也就这样,他们的胜利不可能是希腊民主城邦的“胜利”,也决不是希腊人的“胜利”。该段段末用“三国鼎立”一词形容东征后的亚历山大帝国所分裂成的三个国家,当为胡乱的历史类比。
    第五自然段说到奴隶问题,阮文着意指出希腊的奴隶是外族人,中国的奴隶是本族人。阮文认为,民族内部的不民主要比民族之间的不民主要好些。这好比说因为有衣服遮盖,所以肚皮上的疥疮要比脸蛋上的疥疮好些。其实,无论中外历史都证明不了这一点,倒是有无穷的史例表明:一民族内部若不民主,它与其它民族的关系也不能民主;民族之间的不民主却并不影响民族内部的民主状况。关于选举权由财产多寡来决定一事成了阮炜的攻击理由,显然,阮对古希腊了解的太少了。首先,按财产多寡决定选举权,这个方法并不是财产多的人决定的。第二,所有财产多的人并无从城邦中攫取更多财产的权利,反过来却必须向城邦奉献个人财物。比如,雅典的军队是公民自备武器组建的,富裕的人必须承担较多的武备。打一个现代比喻,穷者带一杆枪到步兵连,富者带一辆战车到坦克连。
    以上提到的五个自然段是阮文的前半篇,该文的后半篇用地缘理论来解释希腊为何衰败,为何早夭。其实,这个问题根本不存在,因为希腊是被征服的,之所以被征服,是因为他们坚持直接的民主形式。在这里,我还要指出的是,地缘理论较为适合于解释因地理环境的影响,文明或民族因此而有不同的发展特点,并不太适合于解释文明或民族的早夭和衰败。
    统观阮文,我感到,他似乎没有读过什么古代希腊的原著,甚至也没看过五十年代翻译的苏联科学院主编的《世界通史》。他对古代希腊的了解,可能仅限于周一良主编的《世界通史》一书中关于古代希腊的描写范围。如果是这样,就好像读了《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就来写《中国文学史》一样。
    附记:
    这是三年前的旧文,寄给《读书》,但他们没有发表。看来,被别人揭了短,是一件很丢面子的事。护短,是一种天性,可是,《读书》宁愿让谬误通行,也要护短。
    当时我估计到《读书》很可能不发,所以我的文章只写了半篇。给《读书》的附信中说,如果《读书》打算采用,我再接着写批驳阮炜文章的下半篇。我这样说话是不是有点不尊重这家有名的杂志?
    今天,为什么想要发这篇旧文?因为希腊是民主的起源地,对她的曲解我非常不能容忍。还因为中国太需要民主了,可是很多人不懂得什么才是民主,因此,他们(网友们)发表了对民主国家的误解的见解。
    我的另一篇长文:《黄河流域起源的远古政治制度》,署名郎屯。发在天涯的“关天茶舍”和“煮酒论史”栏,中心论点是中国专制制度的远古起源,那也是一篇无处可寄的文章,希望大家愿意看我的那篇文章。
    另外,记得有人跟上述《黄河》一文的帖时问我,该文是不是我本人写的,我当时很迷惑怎么会有这个问题。后来我猜想,可能是我个人资料中填写了“未婚”。在此做个说明,本人现年49岁,有足够写出《黄河》一文的思维能力。属离异一族,因为“天涯论坛”只有“已婚”“未婚”两样选择,只好填了“未婚”。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