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派史学的学术重塑
http://www.newdu.com 2024/11/28 05:11:29 未知 newdu 参加讨论
| 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界的中心问题是学术史问题，在这一特定的语境中，评估史观派史学的问题核心在于：唯物史观派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究竟占有何种地位?换言之，在近百年来的学术演进或知识增长中，唯物史观派史学究竟是否提供以及提供了哪些为其他学派所没有提供的真知? 所以，对唯物史观派史学而言，当前最紧迫的一个任务是在整个现代学术史的视野和框架内梳理和总结自己的研究史。这一任务应该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进一步确认现代学术史上唯物史观派存在的知识论意义，另一方面则是恢复唯物史观派在现代学术史上的本来面貌。 “现代史学近百年来一马当先的正是社会经济史。”③即使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20世纪西方学界的主要敌人的波普尔，也曾这样评价马克思的贡献：“在马克思之前没有严肃的经济史”，因此，“马克思对社会科学与历史科学”的一个“不可磨灭的贡献”，就是“强调经济条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这可以说完全扭转了先前历史学家的观念”。④另一位著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31～232页。 ②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2—383页。 ③唐德刚：《胡适杂忆》，北京：华文出版社，1992年，第148页。 ④卡尔·波普尔!《二十世纪的教训》，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7页。 历史哲学家说：“自从马克思以来，或者不如说自从19世纪末年以来”，历史研究的“重点已经转移到经济史和社会史”，“人们日益接受……与政治因素相对而言的经济因素乃是历史变化中真正的决定因素”的“论点”。①甚至连当年的胡适也承认：“唯物的历史观，指出物质文明与经济组织在人类进化社会史上的重要，在史学上开一个新纪元，替社会学开无数门径，替政治学开许多出路。”② 笔者条举上述材料，首先意在指出这样一个现代学术史上的基本事实：唯物史观派史学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出现，既是顺应国际史学最新潮流之举，又填补了近三百年来即乾嘉以还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个重要空白，即“食货之学”的“衰微”。③“食货之学”即社会经济史研究的空白在20世纪的被填补，应该在20世纪学术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一页，而这一页的写就，应该说主要来自史观派的努力。“井田制”、“初税亩”、“均田制”、“地主制”、“庄园制”、“农村公社”等经济史上一系列关键史实的发覆，不能不归功于唯物史观所强调的“经济因素”的指引，其中，“铁”的发现和对“铁制工具”给当时社会所带来的剧烈变动的强调，更使人真切地感受到“生产力”，特别是其中的“生产工具”在历史发展中所起的巨大作用：“铁器”如同“机器”一样，曾经在历史上造成过巨大的“革命”。总之，整个社会经济史研究在20世纪中国的兴起，完全可以视为唯物史观派的一大学术史业绩。与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兴起相关，史观派学人另一重大学术史业绩，是把人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概念工具引入到历史分析中来，从而把中国史学带入了社会科学化的新阶段。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和吕振羽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这两部名著可以看作是这个新阶段到来的标志。这一研究所具有的典范意义当时就已被人揭示出来，认为这“例示”了“古史研究的一条大道”，“那就是拿人类学上的结论作工具去爬梳古史的材料”，既“替这些结论找寻中国记录上的佐证”，同时这本身也是“建设中国古代社会演化的历程”，所以，“郭先生所例示的路径是值得后来史家遵循的”。④从世界范围看，摆脱19世纪及以前的政治史精英史模式，写“底层的历史”或“自下而上看的历史”，是历史学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又一特征。因此，唯物史观派史学的第三个重大学术史业绩，是对“历史上的小人物”、“农民”、“奴隶”所起作用的发现，其标志就是中国农民战争史这一崭新学科的创立。正是由于这一学科的推动，使中国史学完成了从精英史到民众史的结构性转换。 唯物史观派史学的学术史业绩绝不止上述三端，笔者在这里申述这三项业绩，只是为了引起人们进一步思考下面这个问题：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即史观派和“史语所”诞生前后，“世界学术之新潮流”究竟是什么?陈寅恪先生认为，“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⑤而敦煌学的中心和正统在法国，“法国汉学”遂被看作是“新潮流”之所在，而“步法国汉学之后尘，且与之角胜”，⑥则就是陈寅恪所谓的“预流”，而“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假如这一点得到确认，那么傅斯年所领导的史语所就完全“预流”了，而史观派的上述所谓业绩当然就是“未人流”之举。问题在于，从世界范围看，1930年前后的“流”究竟是什么?几乎所有的权威学术史家都一致认定，当时的“世界学术之新潮流”是“社会经济史”，不是所谓的“敦煌学”；是即将诞生的法国的“年鉴学派”，而不是所谓的“巴黎汉学”。如伊格尔斯所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185—186页。 ②胡适：《四论问题与主义——论输入学理的方法》，《每周评论》第37号，1919年8月31日。 ③章太炎：《自述学术次第》，傅杰编：《自述与印象：章太炎》，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第16页。 ④素痴：《评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大公报》文学副刊第208期，1932年1月4日。 ⑤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台北)第1本第2分，1930年6月。 ⑥顾潮编：《顾颉刚年谱》，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152页。 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法国的、比利时的、美国的、斯堪的那维亚的、甚至于德国的历史学家们就已经开始批判兰克式的范型，并在召唤着一种能解说各种社会经济因素的历史学了。① 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哪一位学术史家把“敦煌学”、“法国汉学”看作是当时世界学术之新潮流者。假如我们能把社会经济史以及由此而派生的社会科学化和自下而上的历史看作是兰克之后20世纪初以来的世界学术之新潮流的话，那么，史观派的学术史业绩及其深远的学术史影响就必须予以重新斟酌和评估。事实上，有的学术史家早就开始了这种重新评估的尝试。这一点对唯物史观派史学来说，可谓“兹事体大”，直接关涉到这一学派的学术合法性问题。 另一个与唯物史观派史学密切相关的问题是：恢复这一学派在现代学术史上的真实面貌。提出这一问题针对的是这一现象：一些马克思主义史学史叙事把现代学术史上本来是一支很雄壮很庞大的唯物史观派学术力量写得越来越单薄，直至最后只剩下有数的几个人。“学术史叙事”的“革命史化”倾向，可能是这一现象产生的主要根源。而这一点今天看来应该纠正。 这其中，有许多具体情形未能得到恰当的处置。最主要的看来有这样两种：首先，我们未能看到，被我们的学术史叙事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在学术界的敌人的一些人，也曾对“唯物史观”表示过激赏，承认过这一历史观的价值。如上面提到的胡适，他的的确确是学术界“反马克思主义”的头号人物，说过被“马克思列宁牵着鼻子走算不得好汉”之类的话，但是，他对“唯物史观”对治学的意义的认识却十分到位，用“开一个新纪元”、“开无数门径”、“开许多生路”来赞许唯物史观的影响，这种评估可以说“无以复加”。实际上，不仅胡适如此，胡适的追随者和门下也多能如此。如陈衡哲在1924年5月28日曾致信胡适说： 你说我反对唯物史观，这是不然的。你但看我的那本《西洋史》，便可以明白，我也是深受这个史观影响的一个人……我承认唯物史观为解释历史的良好工具之一。② 至于胡适的弟子顾颉刚下面的这段话，就更是为学界所周知： 近年唯物史观风靡一世……他人我不知，我自己决不反对唯物史观。我感觉到研究古史年代，人物事迹，书籍真伪，需用于唯物史观的甚少……至于研究古代思想及制度，则我们不该不取唯物史观为其基本观念。③ 而胡适的其他弟子如罗尔纲、吴晗等人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则早已在唯物史观的影响下从事历史研究了。 唯物史观派学术史叙事的最大缺略，也是这一学术史叙事革命史化的最集中表现，就是将那些曾经一度信从过唯物史观的人完全排除在外。其中有两个人可能最为典型：20世纪30年代的冯友兰和陶希圣。 冯友兰是一个被时人认为从“北伐成功”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近五十年中国思想之第三阶段”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这个时代“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为主要思潮”，而“这个时代思想人物可以冯芝生(友兰)，张申府，郭沫若，李达为代表”。④当时的人这样定位冯友兰是有坚实的根据的。《中国哲学史》是冯氏的代表作，而“很能应用唯物史观”，当时就被认为是此书的首要特征。⑤此后的作为所谓“贞元六书”之一的《新事论》，系统而深入地表达了冯氏对社会、历史、文化的观点，而唯物史观构成了他阐发这些问题的基本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绪论》，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6页。 ②参阅耿云志：《胡适年谱》，《胡适研究论稿》，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97页。 ③顾颉刚：《古史辨第四册顾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④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49页。 ⑤张岱年：《冯著<中国哲学史>的内容和读法》，《出版周刊》第126号，1935年4月。 观念工具。这一点至今为人们所称道。而《秦汉的历史哲学》一文则表明冯氏对唯物史观的把握已达到登堂入室的程度，以至于被许为“当代学人中，最懂得唯物史观”的人之一。①唯物史观在冯氏几乎所有述作中都有体现。无怪乎时人有这样的期待：“望冯氏在这‘风雨如晦’的时代中，作我们一个思想的领导者。”②今天看来，冯友兰在这一时期的学术研究无疑是唯物史观派学术史上的重要一页。 与冯友兰一样，陶希圣也被看作“近五十年中国思想之第三阶段”即“唯物史观阶段”的代表人物之一。由于陶希圣偏重于研究“社会经济史”，所以在这个阶段。他被看作是与郭沫若并驾齐驱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主要代表。郭湛波认为：对“中国社会史”的研究，“以郭沫若、陶希圣二氏成绩为最佳”。而“陶氏在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之贡献”，“在他用唯物史观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社会史’，影响颇大”：“中国近日用新的科学方法——唯物史观，来研究中国社会史，成绩最著，影响最大，就算陶希圣先生了。”③出版于1946年的《当代中国史学》一书认为： 研究社会经济史最早的大师，是郭沫若和陶希圣两位先生，事实上也只有他们两位最有成绩……陶希圣先生对于中国社会有极深刻的认识，他的学问很是广博，他应用各种社会科学的政治学经济学的知识，来研究中国社会，所以成就最大……虽然他的研究还是草创的，但已替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打下了相当的基础。④ 美国学者德里克也将陶希圣和郭沫若等量齐观。其他学术史家也都肯定了陶氏为史观派开山的作用。 冯陶二位都曾运用唯物史观来研究历史，并取得了公认的学术成就，而且把这种成就挂在“史观派”或“释古派”的账下，也已属学界共识。问题在于，冯陶二位都与国民党、蒋介石有密切关系，换句话说，与他们在学术上信奉“唯物史观”不同，他们在政治上都处在“社会革命”的对立面。所以，逐步“革命史化”的学术史叙事就将他们删除了。被这种学术史叙事所删除的绝不只他们两人。 20世纪20年代与胡适在《建设》杂志上进行井田制有无之辩论的胡汉民、廖仲恺，也是较早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的重要人物。德国学者罗梅君就指出，“胡汉民对井田制的研究是从唯物主义立场出发解释中国历史现象的首次尝试。”⑤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史论战时期，则是唯物史观派的一统天下，是唯物史观的一次大爆炸、一次大阅兵。“新生命”派、“新思潮”派、“动力”派、“读书杂志”派等各色人物无不奉唯物史观为圭臬。他们纷纷以“历史唯物论者”自命，人们亦皆以此视之。当时王礼锡就指出：“在中国社会史的论战里，都是唯物的内部的争斗”，“论战各方都是以唯物的辩证法做武器”。⑥后来也有学者发现：“论战各方，即使不属于中共或托派，甚至是共产党的反对者，都大体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学说，并以这作为论证的理论依据。包括胡秋原、方亦如等人也如此。论战中各方共同使用的如‘帝国主义’、‘封建制度’、‘阶级关系’、‘商品经济’等概念、词汇也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曹聚仁：《天一阁人物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55页。 ②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第149页。 ③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第179页。 ④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96—97页。 ⑤罗梅君：《政治与科学之间的历史编纂——30和4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形成》，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57页。 ⑥王礼锡：《中国社会史论战序幕》，《读书杂志》第1卷4、5期合刊，《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1辑，神州国光出版社，1935年。 本上属于或遵循着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范围。”承社会史论战而起、专攻社会经济史的“食货”派也应归属唯物史观派，尽管他们的具体研究路线出现调整，但基本立场未变。创立于1934年、以清华大学历史系和北平社会调查所(后更名为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成员为主体的“史学研究会”，也是唯物史观派的一个分支，主要会员有吴晗、汤象龙、夏鼐、罗尔纲、梁方仲、谷霁光、朱庆永、孙毓棠、刘隽、罗玉东、张荫麟、杨绍震、吴铎等，也以社会经济史为研究重心。汤象龙曾有过明确的说明：“当时大家虽然说不上熟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但都倾向于唯物主义，主要倾向于社会和经济的分析”。①1933年的国立师范大学研究院历史科学研究会(又改名北平历史科学研究会)，编辑《历史科学》杂志，研究会的主要成员有丁迪豪、郭昭文、萧桑等人。其主导思想，明显地倾向唯物史观，但较社会史论战时期已有了进步。他们表示：“我们虽也站在历史的唯物主义方面，但我们要由历史发展之本身作深入的探究，从而以为历史之判断。我们虽也留心史料的时代价值，但我们要以新的科学来阐明历史，充实历史。”②社会史论战高潮过后，老将李季、王宜昌等人仍然表现相当活跃，继续以唯物史观为武器与当时的主流派展开交锋，在时人眼中的确是唯物史观派的代表。20世纪40年代，童书业在上海与马克思主义新史家展开论战，对手方正是李季、王宜昌等人。遗憾的是，他们或者由于与国民党渊源甚深，或者由于与所谓“托派”纠缠不清，上述如此庞大的群体都被日后的学术史研究者驱逐出唯物史观派的阵营。 于是，不断缩编的唯物史观派学术队伍就这样与唯物史观影响下的显著的学术史事实、思想史事实发生了不可避免的冲突：唯物史观在20世纪30年代初像“怒潮一样奔腾而人”，③时人因而认为： 五四的中心思想是自由主义……北伐后的中心思想是社会主义，是以唯物史观的观点对于中国过去的文化加以清算……假如“古史辨”可以象征五四的史学，那么中国社会史论战便可以象征北伐后的新史学。④ 就像我们现在从一些学术史叙事中所看到的一样，仅仅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几个人怎能造成一种像“怒潮”一样的学术史大势呢?而删掉冯友兰、陶希圣等人的现代学术史叙事只能给人以这种疑问。这种学术史叙事与学术史事实的冲突向我们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其中一个比较尖锐的问题是：一个在现实政治立场上反对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基础的社会革命的人可否同时在学术思想取向上以唯物史观为治学工具?而要想透彻回答这个问题，看来我们又不得不走向另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本身可否分梳为作为“社会理念”的马克思主义和作为“学术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笔者倾向于认为，马克思主义本身在客观上就存在着这种区分。由于马克思主义本身就存在着“政治内容”与“学术内容”的两个区间，在我们的研究活动中，也理应将马克思主义析分为作为“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和作为“学术”的马克思主义两个单元。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单纯的革命学说和政治理论。因为马克思要对当时所能见到的全部人类思想成果进行批判，所以马克思主义几乎集成了当时所有的科学知识。马克思主义理论架构中除了社会革命、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等作为政治的内容外，还蕴含着大量丰富的社会科学各分支学科的内容。譬如，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哲学、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的内容等等，就是其中比较醒目的学术成分。正是以这些学术成分为依托，我们才有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学”、“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等学科。把上述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内容统称为“学术”的马克思主义，以与作为“实践”的马克思主义作相对的、适度的分离和切割，应该是妥当的。假如这一点能够成立，那么陶希圣、冯友兰等人在政治上反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同时，在学术研究中又以唯物史观为工具治史则就是可能的，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应该容许的；不仅是应该容许的，而且还应该在事过境迁之后如实地予以肯定：这毕竟还是在马克思的旗帜下从事学术工作，何况，其工作的有效性也能给马克思主义增添声誉、扩大影响。更重要的是，某些政治上反对革命的人在学术研究中采用马克思主义的部分原理这一事实，这只能说明马克思主义在现代中国的魅力是如此的巨大和不可抗拒，以至于连那些不赞成由它指导的社会革命的人也不得不用它来指导自己的学术研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汤象龙自述》，《世纪学人自述》第3卷，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第323页。 ②《<历史科学>创刊之辞》第1卷第1期，1933年1月。 ③顾颉刚：《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附言》，《古史辨》第7册上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64页。 ④齐思和：《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燕京社会科学》1949年第10期。 唯物史观参与了现代中国学术史的创造是一个朗如白昼的事实。通过唯物史观派史学，中国史学界实现了与西方最新社会科学门类如经济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初步整合，从而在观念层面完成了中国传统史学的现代化转型，也可以说同样应该不存在争议。但在对这一点的认识和把握上，坦率地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史学界远不如30年前的海外汉学家看得清楚和到位。其中的纠缠在于，究竟如何判定“史料派”与“史观派”各自在现代学术史上的“得”与“失”。与近十几年来的大陆学术界一味“回归民国学术”、“回归史语所传统”的趋向相反，余英时早在30年前就已经指出：“近代中国的史学，从清代训诂考证的基础上出发，一度凑泊而汇人兰克历史主义的末流，真是一个值得惋惜的发展。”他这里所指，就是傅斯年及其所领导的史语所。问题在于，“就在历史主义正式进入中国史学研究的领域之际，它在西方已开始衰落了”。①在他看来，这一“末流”在中国产生了一系列后果和流弊：一是使“材料(或史料)便是历史的思想”占了支配地位，二是“因为要讲材料越多越好”，使得学界“太重视小的考证……注意太多的小问题，而常忽略了大问题”，另一个“就是对于时代完全不管，为史学而史学，为考证而考证，为学问而学问”。②以此一认识为基础，余英时畅论了“史料学派”与“史观学派”的功与过： 从理论上说，这两派其实各自掌握到了现代史学的一个层面：史料学是史学的下层基础，而史观则是上层建构。没有基础，史学无从开始；没有建构，史学终不算完成。所以史料学与史观根本是相辅相成，合则双美，离则两伤的。但是在实践中，中国现代的史料学派和史观学派由于各趋极端，竟不幸而形成了尖锐的对立。 他认为“史料学派”的问题是“为史学而史学”、“史学和时代完全脱节”，“史观学派”的问题在于“史学与时代绾合得过分密切，有时竟至达到古今不分的地步”。即便这样，他仍指出，“史观学派”治史“为他们所从事的政治运动寻找历史的根据”，“这种态度的本身是绝对无可责难的”。“对于史学应当配合时代，这种观点，我们基本上是同情的”。为何这样?因为他认为“史料学派和史观学派分别地代表了近代史学追求科学化的两个途径”，“史料学派和史观学派在史学上各有其坚强的立足点”，而且“无论我们在今天怎样不满意史料学派和史观学派，他们所留下来的研究业绩终究是不可废的，并且将成为今后中国史学发展的基点”。因此，“这两派尽管在观点上都有需要调整的地方，但它们立论的核心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换句话说，即是与史学俱来的基本要素……史料与史观实同为史学所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余英时：《历史与思想·自序》，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6年。 ②余英时：《史学、史家与时代》，《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第123页。 ③余英时：《中国史学的现阶段：反省与展望》，《文史传统与文化莺建》，第373页。 现在看来，如何估计唯物史观派史学在现代学术史上的地位，关键在于我们如何界定“史学”本身。“整辑排比，谓之史纂；参互搜讨，谓之史考；皆非史学。”①如果我们把“史纂”、“史考”看作是“史学”，那就等于认同“史学即是史料学”，由此而写出的学术史当然只能是以史料考订为中心的历史，20世纪90年代大陆主流学人心目中的学术史可能就是如此。如果你认为“史学”的基本要素不仅有史料，还必须有“史观”，而“史学”的任务是“通古今之变”，那么，唯物史观派的学术史业绩就不仅无法回避，还必须给予充分的估量，因为这事关整个史学的未来路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文史通义·浙东学术》。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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