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共和国时期宗教情感对政治行为的影响
http://www.newdu.com 2024/11/28 01:11:12 未知 newdu 参加讨论
在人类历史上,宗教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发挥了多种形式的功能。事实上,宗教是人类本质永久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且更多地指向人类的情感,包括潜意识的精神需要。 “罗马的宗教起先是家族的宗教,随后成为家族的延伸———国家的宗教。家族一旦神圣化,那么国家也就此变得神圣。”[ 1 ] ( P8) 到共和国时期(前509—前27) ,罗马人的宗教情感,确切地说,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由宗教激发起来的民族感情,以及他们对国家荣誉的热爱与服从。因此,这种宗教情感与其说属于个人,毋宁说完全是国家政治的一部分。 这种宗教情感对公民行为,特别是对与政治相联系的公民行为的直接影响,就是激发起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为国家献身的勇气。这一点在罗马的对外征服中起到了不容忽视的巨大作用。但无论如何,就普通公民而言,国家宗教对他们只是一个现实的神话,就像罗马共和国对他们只是一个神化的现实一样。他们从来没有真正介入罗马国家宗教的内部,或者他们从来没有在宗教政治活动中扮演积极的角色,就像他们在公民大会中只能充当被动的角色一样。 罗马的宗教情感对政治行为的影响,还可以着重从以下两点来说明。第一,宗教情感对国家人格的塑造,这使罗马国家形象独具特色而有别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第二,宗教情感对政治家(即政治精英)个人政治行为的制约作用。 一 宗教与政治的关系,从根本上讲是内在的,它们在终极目的性方面有一致的地方:即都是人类达到至善( Summun bonum)的途径,只不过政治是使国家达到这个目的的途径;而宗教是使人类自身进入这种境界的方法[ 2 ] ( P45) 。它们从两个侧面反映了人类努力追求的崇高目标。宗教与政治在社会功能方面更有相通之处,特别是在促进社会的统一和团结,培养人们的遵从意识,协调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上,宗教与政治几乎扮演着同样的角色[ 3 ] ( P45) 。从某种意义上讲,不同时代的宗教与一定的政治形式相结合还可以构成独特的时代精神,使之成为人们的行为动力。比如,资本主义的兴起与新教伦理之间内在而深刻的联系就是很好的说明[ 4 ] 。 罗马共和国时期宗教与政治的一体化不仅是罗马宗教的最大特点,也是罗马政治的最大特点。可以说,离开罗马政治,就无法理解罗马宗教;反之,如果抛开罗马宗教,罗马政治同样是无法想象的。两者自然地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和谐的统一体,像血肉一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避免地相互影响,有意无意间作用或反作用于对方:处于原始阶段的宗教往往认为万物之中蕴含着一种“力量”或“精神”或“意志”,人类学家称其为“万物有灵论”。在罗马初民看来,神意( numen) 、力量或意志无处不在,或者不如说这种神意、力量或意志透过其行为处处展示其自身。对此人类所能了解的就是它始终在发生着作用,至于其运作方式则无法确知。[ 1 ] ( P8) 罗马人的宗教情感对国家人格的塑造,主要体现在国家行为中的宗教因素上。共和国政治行为的方方面面,都渗透着一种实用性极强、与政治一体化的宗教观念。除了政治程序与宗教事务相关外,罗马国家作为一个完整的个体,它的身上罩满了宗教的光环。它是以一个完美的神的面貌出现在罗马人的心目中。罗马人对宗教的崇拜和对传统的服从归根结蒂是对罗马共和国自身的崇拜与服从。由此,罗马共和国就成了罗马宗教与传统偶像化的实体。这就是罗马人为什么以宗教般狂热的精神为自己的国家献身的原因,罗马人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也来源于此。在罗马,正是国家宗教造就了一个宗教般的国家人格观念,这个深入人心的观念,就是所谓的罗马国家神话。罗马宗教、政治的一体化,在这个抽 象的层次上得到了最充分的实现。 其实,罗马宗教从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国家主义特征。努玛(Numa)最初创设国家宗教的目的是用对神的畏惧代替对敌人的畏惧,使罗马军队经常保持高度的战斗力[ 5 ] ( P5 - 6) 。其教义无非是一整套军队的纪律,它不考虑心灵方面的需要,只以国家为其服务对象,根本无视个人的精神世界。罗马宗教的这些特点塑造出一个至高无上的国家形象,这种 国家形式以自身为目的,而不是以其公民的自由发展为归宿。 事实表明,罗马国家不像希腊那样为个人的自由发展创造条件,它的行为方式完全是极端的国家主义,并不鼓励有个性的创造活动。罗马的文学艺术之所以没有像希腊那样高度发达,其症结也在这里。在罗马,国家──这种现实化的宗教,只要求公众对自身无条件的服从、忠诚和献身。它不是以个人存在为前提,而是在这种宗教情感的盲目驱动下,客观地趋向于实现连罗马人自己也始料未及的帝国体制。长期以来,人们在争论一个问题,即罗马人是自己主观地想建立一个帝国,还是由于外部敌人的压力并与之抗衡的过程中无意地建立起自己的帝国?[ 6 ] ( P72 - 77)讨论者承认,如果不想武断地下结论,这个问题无法确切地回答,因为谁也不知道罗马人心里究竟怎么想。但是联系到罗马的国家人格,这个问题就不难从另一个侧面得到解释。这就是说,后来的帝国体制是罗马极端国家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与罗马人自己的主观愿望并无多大关系。罗马人只是在国家主义的不断驱动下,不自觉地充当了历史的工具,用自己的忠诚、勇敢和大无畏的献身精神完成了一种不期然而然的“使命”。 二 宗教情感对政治家个人行为的影响则千差万别。这里只就政治家的两种宗教态度对其政治行为的不同影响加以讨论: 第一,相对虔诚地信仰宗教者;第二,纯粹扭曲和滥用宗教达到个人目的者。我们将把重点放在第二种情况上,因为罗马宗教在共和国晚期普遍地成为党争的工具。在这种扭曲和滥用中,我们既发现了宗教的衰落,也发现了政治的衰落。这种现象在历史上可谓独一无二。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都曾成为国教而煊赫一时,但它们的盛衰存废并没有像罗马传统宗教与政治体制那样密切的关系。比如,基督教虽然几经波折,但却不曾因西方国家政体的更替(从专制到民主)被彻底抛弃,而是随着新的政体的出现发生了适应性的变化(从封建专制主义的鹰犬到资本主义伦理的一部分) 。相比之下,罗马的情况实在是一个令人费解、发人深思的谜团。从罗马政治家宗教态度的变化入手,也许是解开这个谜团的一把钥匙。 先看罗马共和国早期政治家对待宗教的态度。共和国早期与晚期相比,罗马人的宗教态度要虔诚 得多。这一点在李维(L ivius)的《罗马史》中已多有揭示。比如维艾战争时,罗马人对神灵的敬仰与遵从有一种庄严肃穆的气氛[ 7 ] 。那时共和国的政治坚若磐石,罗马人的政治热忱和祖国荣誉感处于巅峰。他们奋发图强,开疆辟土,使罗马共和国日益壮大。李维(通过卡米鲁的演说)把这些都归功于神的保佑。同时,卡米鲁反对迁都的原因也只有一个 ──宗教,即不能背离罗马的传统神灵[ 7 ] 。当然,此类描写也与李维是一位宗教感很强的历史学家有关。他认为罗马共和国晚期的危机完全是罗马人不敬神灵应受的惩罚[ 7 ] 。可以肯定,罗马共和国早期的政治家对宗教的虔诚,与他们对政治或国家观念的虔诚是致且浑然一体的。因为在罗马人的朴素观念中,宗教与政治远远没有分开,甚至是一个概念: 罗马宗教与政治的关系比现代基督教更为密切。⋯⋯但是,真正的问题在于罗马时代,这两个概念作为特征分明的实体是不存在的,它们纠缠在一起,谁也无法区分彼此。的确,在拉丁语中,没有与我们称之为“宗教”和“政治”精 确对应的词。[ 6 ] ( P35) 显然,罗马人既不是为了国家利益而崇拜宗教,也不是为了宗教目的而发展国力,在他们的潜意识里,宗教与国家(政治)原本就是一个统一而不可分割的现实存在。国家观念和宗教观念作为一个整体,已渗透到他们的心灵深处。当时罗马人的独立意识尚未发展起来,他们的理性精神更多地依属于政治,即国家观念,就像东方人的人身依属于君主专制统治 一样。 罗马共和国晚期政治家宗教态度的变化尤其引人注目。此时党争迭起,内战不断,罗马国家除了是一个政治纷争的焦点之外,似乎没有任何凝聚力了。而政治家对宗教的态度,正如他们对共和国的态度一样,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保民官格拉古兄弟的改革,虽然有利于平民和骑士阶层,以及强化国家机器, 但却树敌太多, 而且以无视传统和法律开始[ 8 ] ( P17, P20) ,加剧了共和国内部的分裂,结果自己也被目无传统和法律的元老院反对派煽动起来的民众处死。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开了无原则党争、把暴力引入内讧的先例。不久,马略(Marivs)和苏拉( Sul2la)首次以罗马城为中心兵戎相见,把暴力推到一个新的高峰。至于共和国晚期的那些军事将领,特别是内战中的那些铁血人物,对士兵演讲时无不许之 以重诺,诱之以钱财,道义的借口即使有也只占次要地位。[ 9 ] ( P162, P390 - 392) 这时,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他 们对传统宗教的热情和对共和国的忠诚已经彻底变成了对权力和私欲的寡廉鲜耻的追逐。恺撒(Cae2sar)之流更是手握重柄,对国家政治指手画脚,对元老院和公民大会威逼利诱,颐指气使。罗马旧的宗教政治结构风雨飘摇,岌岌可危,大势将去。 罗马政治家对宗教的扭曲和滥用,早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时就已开始。罗马将领西庇阿( Scip io)曾故意用有利于自己的占卜鼓励将士,他甚至自己装出得到了神灵启示的样子,借此迷惑别人[ 10 ] ( P91) 。在恺撒的身上,这些东西表现得更是淋漓尽致。如他跨过卢必孔河时,出现了一件怪事:一个神奇的人物在那里吹笛,恺撒的号兵也围过去听,这个神奇的 人突然夺过一把号角,“跳进河中,在吹响嘹亮的战斗号角之后,向对岸扑去。这时恺撒喊道:‘前进!向神的信号和敌人的倒行逆施所指的方向! 命豁出去了! ’”[ 11 ] ( P18)这是罗马军队第一次与自己的祖国为敌的战斗,恺撒试图借助宗教来说明自己的行为是公正合理的。恺撒还在别的地方随意解释宗教:宗教信仰从未使他(指恺撒一择录者)改变主 意,使他不做什么或推迟做什么。尽管在他献祭时作牺牲的动物跑掉了,他也并未放弃对斯奇比奥和朱巴的远征。甚至在下船时跌了一跤,他也把这变成一个好兆头, 高喊:“阿非利加, 我的手拿到你 了! ”[ 11 ] ( P31) 还有大量事实可以证明,这一时期,在罗马政治人物的心目中,他们对共和国和罗马的宗教传统已置之不顾。宗教与共和国的观念对他们没有了任何约束力,他们一只手在破坏旧世界,另一只手在为帝国的建立开辟道路。这时,旧的原则已经摧毁,新的以实力为基础的原则正在确立。只有那些在政治和军事斗争中失利的人们如西塞罗(Cicero ) 、瓦罗 (Varro)等才孤鸿哀鸣,打出维护共和国的旗帜,招引人们的青睐。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坚信共和体制仍是一个有待证明的问题。也许他们对共和国的感情只不过是对自己曾经在其中显赫一时的那个时代的怀念罢了! 归根结蒂,在罗马共和国晚期,政治家对宗教的扭曲和滥用是与罗马国家神话在其内心深处发生动摇或不复存在相表里的。至于为许多人津津乐道的共和国晚期的宗教被政治利用这一观点[ 6 ] ( P27 - 30) ,尚需要多讨论几句。我们认为,这种观点的最大缺陷是用现代政教分离的眼光看古代的历史,因而在很大程度上误解了共和国晚期的罗马宗教与政治关系。在罗马,宗教与政治事实上没有统属关系,它们是一个统一体,就像我们不能说一个人的左手利用了自己的右手一样。假如共和国晚期存在利用与被利用关系的话,那么与其说宗教被政治利用了,毋宁说共和国本身,或者共和国的一切宗教和政治形式都被利用了,比如,法律被利用了,元老院、公民大会、军队等等一切都被利用了。一句话,宗教传统和 政治传统全都成了野心家达到个人目的的手段。所以不能单说宗教被政治利用了,即使退一步说,宗教也只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被政治家个人加以扭曲和滥用,当作政治斗争的砝码罢了。从另一方面看,罗马宗教、政治的一体化从根本上决定了罗马宗教本身的实用性、工具性特点。早期宗教与晚期的宗教虽然同样为政治服务,但不同的只是在早 期,宗教为政治服务是不自觉的、自然而然的,即人们虔诚地信仰宗教,同时这种信仰与共和政治的宗旨和谐一致。而晚期政治家个人对宗教的扭曲和滥用则是故意的,与共和国自身的政治目标已开始分道扬镳,甚至背道而驰———用共和国的宗教来摧毁共和国。这就预示着罗马出现了宗教与政治相脱离的倾向,即政治和宗教在巨大的社会变革中,试图以各自新的独立的形式出现在罗马的历史舞台上。 作为罗马历史的转折点,奥古斯都(Augustan)的宗教改革是一件大事。他改革的目的是全面恢复传统宗教的地位,以此使饱受战火摧残的罗马重新走向和平、统一、繁荣,然而历史的发展并不完全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尽管奥古斯都本人对宗教的态度不能说完全是虚伪的[ 11 ] ( P100 - 106) ,但是他的改革除了使罗马的社会秩序确实安定下来之外,并没有使古老的传统得以恢复。古老的宗教和古老的共和体制一样都已经名存实亡,或名实俱亡。应该怎样理解奥古斯都的改革呢? 他的努力必然是徒劳无功的吗? 如果认真分析,我们就会发现奥古斯都对待宗教的态度和他对待共和国的态度是完全一样的。用元首制使共和国只剩虚名,他的宗教改革也是如此。他一方面以扶持传统宗教为己任;另一方面 又对罗马国内和东方行省对他的崇拜与神化置之不理,甚至暗中鼓励[ 12 ] ( P170 - 172) ,于是,更适合于专制统治的东方宗教在罗马的政治环境中迅速地扎下了根,“旧的神灵和旧的美德都日趋消亡”[ 13 ] ( P249) 。奥古斯都恢复传统宗教和恢复共和国的努力一样最终无果而终,帝国成了不可改变的现实! 这再一次证明了罗马人对共和国的信念和他们对传统宗教的信仰是一件不可分割的事。一旦代表传统宗教的信仰本身坍塌,建立在它之上的宗教政治体制就成了无 法挽救的牺牲品。 参考文献: [ 1 ]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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