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僭主政治和训导政治相同点的初步探析——以庇西特拉图和中国国民党为例
http://www.newdu.com 2024/11/28 01:11:12 未知 newdu 参加讨论
提 要：僭主政治和训导政治是人类政治文明史上不同历史背景、时代条件、地域文化的产物。尽管如此，但笔者以自己的视角，从历史背景、建立途径、权力来源、维持手段、前景归宿诸多方面总结出二者的相同之处，以期能够在政治文明史观察中略有收获。 关键词：僭主政治 训导政治 庇西特拉图 中国国民党 正如马克思曾经指出的那样：“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总会有许多节点惊人的相似。僭主政治是古希腊的一种特殊的政治形式，训导政治是近现代中国的一种特殊的政治形式。笔者认为，二者尽管是不同历史背景、时代条件、地域文化的产物，但在诸多方面皆有相同或相似之处。本文旨在以庇西特拉图在雅典施行的僭主政治和中国国民党在中国施行的训导政治为例，对二者的相同点作初步探析。 一、体制革替，僭主政治和训导政治共同的历史背景 “僭主”一词起源于吕底亚[ii]，古希腊的僭主政治形成于公元前7—6世纪。“僭主政治的出现标志着两种政体之间的一个转折点。”[iii]确切地说，僭主政治就是在贵族政治和平民政治交替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 希腊城邦大多经过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历史变迁。贵族的统治基于他们的家族声望，只要出身名门就等于具有统治的资格和条件，希腊这一时期的国家权力不是掌握在国王手中，而是决定于贵族议事会。“贵族的权力不仅在于垄断政治机器，而且还在于他们在城邦的社会结构和宗教组织中所确立的地位”[iv]。到了公元前6 世纪，贵族权力开始衰落。随着希腊城邦的发展，出现了贵族的共和政体和平民的民主政体。 无论是贵族的共和政体还是平民的民主政体，都存在着僭主政治得以建立的因素。一方面，贵族往往利用自己的财富，在贵族政治生活危机的时候，通过民众的支持，自立或被拥立为僭主。一方面，从某种意义上讲，平民的“民主政治对有杰出才能的人较为有利，它也需要一些有能力的领导人，对城邦提供指导”[v]。 在两种制度、两个阶层的争斗中，僭主政治产生的社会基础就形成了。对贵族而言，他们需要一个政治强人来维护自己固有的基本特权；对平民而言，他们更需要一个政治强人来为他们争取基本权利。两个阶层的需求在这里实现了交汇。特别是就平民而言，他们既无法从本阶层找到一个人来为他们打拼、谋求利益，又不可能在推翻贵族政治之后立即建立起属于他们的平民政体，于是，在开明贵族中拥立一位掌握至高权力的人就成了他们的唯一选择。 梭伦改革为古希腊奠定了平民政治的基础，但他卸下“制宪兼仲裁”大任飘然离去之后不久，党争的纷扰旋踵而来。“山地派”、“海岸派”和“平原派”之间相持不下，势成水火。一方面，梭伦改革在解救人民痛苦、消除贵族特权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为反贵族阵营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一方面，反贵族的势力尚不足以完全推翻贵族。这样，代表“山地派”利益的庇西特拉图登上了雅典僭主的位置，建立起僭主政治。 庇西特拉图的僭主政治是建立在贵族政体行将消亡、平民政体尚未完备的历史背景下的，仅仅只是一个承前启后的过渡体制。庇西特拉图继承了梭伦改革事业，将梭伦改革进一步巩固深化。作为“带卫队的梭伦”，他相比梭伦而言，不同的仅仅在与他所拥有的政治铁腕而已。同时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平民政治水平的不断提高，完成了过渡使命的僭主政治很快就显得不合时宜，为成熟、完善的平民政治所取代。 僭主政治是在贵族政治和平民政治交替过程中产生的，训导政治则是在君主专制和民主共和交替过程中产生的。 训导政治，即训政。本意是指，由于权力主体即有资格行使权力者因能力与经验不足难以立即行使权力，由法理上不具备权力主体资格者代行权力并培育、教导实际权力主体学会行使权力的过程。中国古代封建王朝中经常出现皇权的继承者尚不成熟，由其代理人掌握实际权力的情况，称之为“训政”。我们这里所讲的“训政”是指的ersonName ProductID="孙中山" w:st="on">孙中山ersonName>先生阐发的以民主宪政理念为核心的“训政思想”。 “革命程序论”是孙中山先生训政理论的基础。所谓“革命程序论”，是说革命的政权建设要顺序经过三个步骤或时期。孙中山先生最早是在《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中明确提出这一思想的。后来在中华革命党的总章、《建国方略》、《中国革命史》等文献和著述中，又对革命程序问题作过论述。最终论述革命程序的重要文献是《国民政府建国大纲》。在这份文献中,孙中山先生把革命程序分为三期：“一曰军政时期；二曰训政时期；三曰宪政时期”[vi]。可见，训政时期就是刚刚推翻君主专制政治的军政时期和已经建立起成熟完善的民主共和政治的宪政时期的过渡。 孙中山先生训政思想的具体政治实践是由其一手创建、领导的中国国民党施行的。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一方面，内外战争频繁，几乎没有安定时期可供民主政治建设；一方面，刚刚脱离封建君主专制的国民，无论是上层官僚、企业家、知识分子，还是下层的普通百姓，对民主政治都没有一个全面、清醒、深刻的认识。正是这样一个实际国情，决定了作为革命党的中国国民党要承担起彻底清除君主政治残留因素、训导民主政治建设的历史使命。 当然，作为革命党的中国国民党的历史使命和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国民党的具体作为是两回事，不可等同起来。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因为成为执政党后的中国国民党没有完成自己担负的历史使命，没有实现向民主共和的过渡，所以才会遭到人民的反对，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到了台湾，开始了新的历史阶段。 僭主政治是贵族政治和平民政治的过渡，训导政治是君主专制和民主共和的过渡。尽管存在于不同的历史时期，担负的也是不同的传承使命，但体制革替，无疑是他们共同的历史背景。 二、武力夺权，僭主政治和训导政治共同的建立手段 庇西特拉图出身贵族富有权谋，勇武作战。公元前565年前后，在雅典和墨加拉争夺萨拉米斯的战斗中，他作为军队的指挥，战功卓著，从此声誉鹊起，成为当时三股主要政治力量之一的山地派的领袖。庇西特拉图不仅勇武善战，而且富有政治野心，善弄权术，在当时各派政治力量的斗争中，他 “以保护山地居民（更为贫穷的阶层）为幌子招揽党徒”[vii]。在山地派的支持下，庇西特拉图组建了自己的卫队，并依靠这支武装力量占领了雅典卫城，成为雅典的统治者。庇西特拉图第一次在雅典的统治只延续了三四年便被反对他的两派联合起来把他赶跑了。公元前550 年，庇西特拉图在他过去的一位政敌美加克利斯的支持下，再度掌握了雅典的政权。但不到一年，由于和美加克利斯失和，庇西特拉图被迫再次出走。为了东山再起，野心勃勃的庇西特拉图在侨居国外的近十年时间内做了多方面的准备，拥有了财力和人力的支持。公元前549年，他率自己征募的雇佣军进军雅典，再次夺取政权。此后，庇西特拉图统治雅典到公元前527年去世为止。 中国国民党取得训政权力固然和她领导革命、建立民主共和有很大的关系，但说到底，在当时那样一个四分五裂、军阀割据的中国，建立起一个全国性的政权最终要靠的还是武力。1925年，经过几年的准备，中国国民党发动了北伐战争。北伐的顺利进军使中国国民党的势力迅速扩展至大半个中国。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中国国民党在镇压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群众的基础上，继而整顿军队，同各路军阀展开角逐，最终在形式上统一了中国。1928年6月，国民党军队占领北京，国民党马上宣布： “军政时期”结束， “训政时期”开始。 8月，在南京召开的中国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上，通过《军事整理案》，决定实行“训政”,宣称“从五次全会开会之日起，我们要继续国民革命，开始去做训政时期的工作”[viii]，“依照总理建设大纲，设立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院，逐渐实施，并决定迅速起草约法，预植五权宪法之基础。”[ix] 僭主政治和训导政治都是在取代前政治体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们不可能从前政治体制中获得取得政权的合法性来源，它们不可能依靠前政治体制的规则合法地建立。这就决定了它们只有结束前政治体制，使之在事实上消灭，从而给它们提供建立新的政治体制的合法性依据。而要达成这一目的，所使用的手段也只可能是武力。只有依靠武力夺权，僭主政治和训导政治才有可能建立起来。 三、除旧布新，僭主政治和训导政治共同的权力来源 僭主政治和训导政治尽管是体制革替的必经阶段，但从建立的开始，它们就不得不处于“合法性质疑”的尴尬境地。 其一，从产生来源看。与它们前后的君主专制和民主共和不同，僭主政治和训导政治从一开始就没有一个可以得到社会普遍认同的合法性来源。君主专制是“君权神授”，神的授予是它建立的合法性来源。民主共和是“政权民授”，人民的授予是它建立的合法性来源。但是僭主政治和训导政治则不一样。一方面，它们彻底否定之前的世袭皇族贵族统治，明确宣布其是与进步社会基本准则相悖离的，为自己推翻前政治体制登上政治舞台营造合理性舆论。一方面，它们宣称自己是在建立一个“权力在民”的政治体制，但政治现实又与之极大地相悖。这样一来，刚刚获得启蒙的民众就会很自然地将它们归为前政治体制的继承者，指称它们是“假民主、真专制”。 其二，从产生方式看。不管僭主政治和训导政治的建立者把它们的事业说得如何之天花乱坠，但有一点客观事实是无法掩盖的：他们是以武力“非法”地取得了政权，他们的政权来源于暴力而不是民众的授予。在这里，新的僭主政治政权和训导政治政权就面临一个两难境地：如果它们承认民众有进行体制外的暴力革命的权利，它们就会随时被推翻；如果它们否认民众有进行体制外暴力革命的权利，一来它们的建立本身就没有了正当的依据，二来更会让民众认为它们是“假民主、真专制”。 僭主政治政权和训导政治政权既不能把它们的合法性诉诸过去的传统政治伦理，又不能诉诸现时的进步政治原则，它们就只有诉诸一个新的范畴，未来。 僭主政治政权和训导政治政权明确自己只是一个过渡的政治体制，它们肩负着除旧布新、改革社会的使命。改革，就成为了僭主政治和训导政治的合法性来源。改革是目的，政权的具体政治行为是手段。不管政治体制的建立是依靠什么途径，也无论僭主政治政权和训导政治政权实施了什么样的政治行为，改革的目的把这一切都合理合法地解释了。也就是说，在它们那里，目的决定手段的正义性。也正是因为解决了这一问题，僭主政治政权和训导政治政权才有理由成为一个拥有超强大公权力的威权主义政权。 四、争取民心，僭主政治和训导政治共同的维持手段 僭主政治和训导政治能够建立，说到底，和其他任何形式的政治体制一样，都是依靠民众的支持。我们可以说，任何一个政权的建立都是民意使然。笔者甚至认为，人类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民主”的社会，任何一次政权的更迭都是“民主表决”的结果。“打天下坐天下”的时代我们实行的可以说是“暴力民主”：参加战争的是投票的，没有参加的是弃权的，最后打赢战争坐稳天下的必然是民众支持度最高的，也就是“票数”最高的。而我们现在与过去所不同的仅仅是方式的进步而已：刀枪棍棒换成了举手选票。 对于本身建立合法性就备受质疑的僭主政治政权和训导政治政权来说，争取民心来维持政权，就显得尤为重要。脆弱的合法性基础迫使它们在争取民意支持上要比其他形式政权付出更多。 庇西特拉图主政雅典期间，打击了贵族寡头势力，采取了保护中小工商业者和平民利益的措施。如他执行有利于农民的政策，对农民实行低利息的国家贷款，把土地税定为收获量的十分之一或二十分之一，设立农村巡回法庭，便于农民就地诉讼，并且他没收反对派贵族的土地，部分地满足了贫苦公民重分土地的要求。他又实施农贷制度，资助贫苦农民发展橄榄和葡萄种植。同时他还积极发展雅典的工商业，继续实行梭伦的按财产划分公民等级的制度等等。总的来说，庇西特拉图沉重打击了雅典氏族贵族的势力，提高了平民的社会地位，也给贫苦农民带来了利益。庇西特拉图正是依靠这一系列争取民心的手段维持住了自己的政权。 中国国民党争取民心的措施在其统治台湾期间表现的尤为突出。1949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国民党开始了在台湾的治理。吸取了在中国大陆的惨痛教训，中国国民党全面革新了自己方针政策，在台湾施行了一系列有利于民生的重大政策。从“耕者有其田”到“十大建设”，从“外向型经济”到“亚洲四小龙”。“自由、均富”不仅仅只是一个政治口号，更是民众所能够切身感受到的社会现实。正是因为如此，中国国民党才能够维持住自己的政权，在台湾走出了风雨飘摇，走向了重整新生。 五、民主共和，僭主政治和训导政治共同的前景归宿 僭主政治产生于贵族政治和平民政治之间，训导政治产生于君主专制和民主共和之间。它们既然承前，就必然启后。民主共和是它们必然的前景归宿。 首先，就经济社会发展程度来说。僭主政治政权和训导政治政权以除旧布新为自己的权力来源，以争取民心为自己的维持手段，它们要想长期地维持下去就必须努力于经济建设和文化发展。一方面，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极大的成就，商品经济进一步繁荣，民众启蒙意识进一步提高。庇西特拉图统治下的雅典经济文化高度繁荣；中国国民党治理台湾五十多年，更是将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山区建设成为享誉世界的“亚洲四小龙”。一方面，随着经济社会的极大发展，现行的僭主政治和训导政治愈益显得不合时宜，越来越阻碍社会的发展进步。对于要求自由度的商品经济发展来说，高度集权的威权主义政权无论如何都是一个最大的障碍。要想让经济社会进一步向上提升，僭主政治和训导政治的政治体制就必须被根本改变。 其次，就社会阶层变化情况来说。商品经济的繁荣和启蒙意识的提升让社会形成了一个新的中产阶层。一方面，他们拥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在社会上拥有一定的地位；但是，威权主义的政治体制却阻碍了他们财富的更大积累和社会地位的更大提升。一方面，他们受到过良好的教育，尤其是启蒙意识的教育。他们拥有自己阶层的社会理想，他们也愿意依靠自己的努力将之变为现实。这样一来，新的中产阶层就越来越成为民众的代言人与威权主义的现政权形成对立。在20世纪80年代的台湾，经济高度繁荣的同时反对党就开始公开出现并与政府对抗。 再次，就政权内部变化情况来说。其一，僭主政治政权和训导政治政权必然会有一个既得利益集团。前者是僭主本人及其继承者，后者是执行训导政治的政治团体，也就是实施训政的执政党。他们的至高权力是封闭的，是不会对外开放的。这样一个既得利益集团的根本目的是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越到后来这种目的性就越明显强烈。其二，僭主政治政权和训导政治政权周围会形成特殊利益集团。僭主政治和训导政治是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发展经济，这就使得社会资源，尤其是经济资源，高度集中在政权手中。一批与政权内部有特殊关系的人或团体自然就会得到更多的经济社会资源和发展机会，从而形成特殊利益集团。他们与政权内部相互勾结，通过不正当手段攫取巨额利益，伤害普通民众，尤其是中产阶层的利益。其三，僭主政治政权和训导政治政权极有可能产生腐败集团。“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x]拥有绝对权力的僭主政治政权和训导政治政权极有可能产生腐败集团。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中国国民党大批高官与众多不法商人相勾结，贪污腐化，大搞“黑金政治”，整个政权几乎全面堕落。 由于僭主政治政权和训导政治政权内部生态和外部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改变是必然的，走向民主共和是必须的。观察历史实践我们可以发现，凡是适时主动地走向了民主共和，根本革新了政治体制，政权就会延续下去，获得新生。如果一味阻挠抗拒时代潮流，不仅不能够维护现政权，最终只会是“身死国灭”、“家破人亡”。庇西特拉图之子希庇亚斯未能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专制、奢侈、傲慢最终引起民众的强大不满，终于激起革命在公元前510年被推翻。中国国民党在中国大陆时期没有意识到自己所处的历史地位和肩负的传承使命，最终被推翻；到了台湾之后的中国国民党痛定思痛，吸取了经验教训，最终顺应了时代潮流，引导台湾走上了民主共和的道路。正如孙中山先生所指出的那样：“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存，逆之者亡。” 僭主政治和训导政治都是人类文明历史长河中激起的不可谓不精彩的浪花，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尤其是政治文明的演进，发挥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笔者以自己的视角，将二者联系起来观察，希冀从中寻求一些可资深入研究的成果，相信不无裨益。抛砖引玉，尚祈指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