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视野中的城邦“民主化”进程和观念形态（上） （20030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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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以民主制和贵族共和制著称于世的古希腊、罗马城邦制度是在阻断了王制后发展起来的。这一“民主化”进程与希腊罗马早期国家的权力结构有深刻内在联系，城邦中体现原始民主的组织机构——贵族集体议事会和人民大会始终存在。原始民主传统强化了城邦时代公民政治意识的基本理念及价值取向，其主要是：集体治权观念、权利平等观念、城邦公益观念。它们反过来又巩固了城邦民主共和制度。 关键字： 城邦 民主化 集体议事会 集体治权 权利平等 公益 作者简介： 作者董建萍，女，1955年生，浙江行政学院副教授。（杭州 310012） 古希腊、罗马城邦的民主共和制度在政治学研究中具有永恒的魅力。城邦政治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公民参与政治。尤其是雅典民主制，将国家权力置于多数人同意的基础之上，置于选举、任期、法律创设、法庭监督等一整套程序之中。古希腊人为世界奉献了“民主”这一美好的词汇，并使自己成为世界民主史的渊源。 （一） “民主化”是一个近现代概念，它是指以民主为目标的政治变革过程。在一定的时期内，一定数量的国家由非民主的政治制度转为民主政治制度被西方学者称为“民主化浪潮”。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认为，世界从19世纪以来已经经历了三波“民主化浪潮”：第一波是1828～1926年，约有33个国家建立了民主；第二波是1943～1962年，约有40个国家成为民主国家；第三波是从1974年开始，大约持续到90年代，有33个国家建立了民主。① 用“民主化”概念来分析古代希腊城邦的民主进程也许是一种有点牵强的用法。但是这种比喻至少是建立在两个与现代民主化进程相似的事实表象之上：其一是，城邦民主制度是在阻断了“非民主的”王制的基础上产生的；其二是，城邦时代集体合议制度（包括贵族共和制和民主制）在古希腊地理范围内的主导性和普遍性。 过去由于史料的缺乏，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人们曾经以为古希腊的城邦是西方国家的起源。古希腊城邦以它的众多的数量和令人赞叹的民主建设辉耀历史。但是经过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辛勤研究，比古典城邦时代更为久远的克里特文明和迈锡尼文明被发掘出来了。人们发现，克里特文明是希腊文明的渊源，克里特文明漫延到希腊半岛南部，以迈锡尼为中心又形成迈锡尼文明。克里特文明一直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左右，而迈锡尼文明的强盛时代大约始于公元前1600年。对于我们的话题有重要意义的是，克里特文明和迈锡尼文明其特征与后来的希腊城邦完全不同，考古发掘证明在这两个文明时代均存在东方式的权势浩大的“王朝”，其社会政治制度在许多方面类似于古代东方王权国家。克里特统治者克诺索斯王的王冠和装饰物类似埃及的法老，甚至也有学者干脆推测克里特岛的文明是从埃及迁移过去的。②迈锡尼是古希腊“英雄时代”亚该亚人的“万民之王”阿加门农的都城。关于阿加门农人们一向认为他不过是军事民主制时期的氏族首领——巴赛勒斯。那个时候“巴赛勒斯”既用来称呼“万民之王”的阿加门农，也用来称呼一个小首领。但是，随着迈锡尼遗迹的发掘，人们发现了巨石垒成的宽大的城墙，规模豪华的陵寝以及精美的金质面具和酒杯，怎么也不能将这些东西与质朴的氏族民选军事首领联系起来。人们不能不推测，这个巴赛勒斯是否也有东方专制主义下的君王的某种权威。如果说，克里特岛上创建克里特文明的克里特人有可能是来自“亚非干燥草原”的移民，而迈锡尼王朝则可以肯定是希腊人的王朝。亚该亚人是希腊土著的一支，阿加门农和他的将领部下操着希腊的语言，身体内循环着希腊人的血统。还有，克里特王朝和迈锡尼王朝曾经统治着远远超过城邦国家的领土范围，它们有点像东方的领土国家，“王畿千里”，诸邦臣服。 克里特文明和迈锡尼文明的衰亡至今仍是历史之谜。公元前8世纪后，希腊史进入城邦时期。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古代希腊范围内先后出现了数以百计的城邦，小国林立，各自为政。正是在这个时代，出现了人类文明史上的古典民主。但是有一个重要的事实是，无论是民主制的城邦，还是贵族制的城邦（我们姑且在这里都将它们归入“民主”范畴），开始也都实行君主制。如同亚里斯多德明确指出的那样：“古代各邦一般都通行王制”。③也就是说，城邦的初始政制如同古代东方国家或者希腊远古的克里特、迈锡尼王朝一样，都实行君主制。后来，王制消失了，民主制（多数人的统治）和贵族制（少数人的统治）取代了君主制（一个人的统治）成为主流的政治制度。 集体治权的政治制度风靡了由诸城邦构成的古希腊“国际社会”。 这是西方历史上、也是世界文明史上第一波“民主化浪潮”。“民主”的城邦兴盛了几百年，后来在互相混战中逐渐衰弱，被南下的君主制的马其顿王国征服，城邦变成“臣邦”。后来，又被转变为帝国的罗马纳入版图，部分城邦仅保留了帝国“自治”城市的地位。 从大趋势看，东西方国家产生和发展的道路都没有超出“起自君主制（王制），终于专制主义”的历史轨迹。但是东西方仍有重大差别。东方一些国家尽管在早期历史上也曾经有过不同程度的民主与共和的历史痕迹④，但是毕竟没有发展成主导性的、普遍性的政治制度，“东方专制主义”在时间上、空间上都是充分的和典型的。而古希腊、古罗马尽管“起自君主制”，也“终于专制主义”，但是其中毕竟有将近五、六百年的民主共和制的历史存在，（罗马城邦共和国早期也实行“王政”）。这个历史存在对后世来说是“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近现代史表明，有没有这样一个“历史存在”对于东西方社会发展的历史选择不是毫无意义的。 古希腊罗马的民主共和制是一种特殊的历史存在。探究这个特殊现象是一个饶有兴味的话题。多少代学者为此付出了心血，他们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解释。有的学者注重社会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特点，将古希腊罗马发达的工商业视作民主共和制度风行的首要条件和基础。有的学者认为地理条件是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海洋文明（而非东方的农业文明）塑造了古希腊人的民主精神，大规模的海外殖民活动是希腊本土城邦民主制、贵族制的源头。有的学者认为军制改革提高了城邦自由民的政治地位，以自由民为主体的甲兵方阵战术导致了政治制度的嬗变；甚至认为战争促进了民主，希波战争造就了雅典强大的海军，而海军的主体是原来在政治生活中处于次要地位的低等级公民（即穷人），战争使他们成长为政治生活的重要参与者，最终促成了雅典民主制的完善并走向繁荣。⑤ 有关的说法还有很多，它们都从一定的层面上揭示了古典民主的历史之源。但实际上，作为这样一种典型而充分的民主发展过程，它们必然是多种原因综合的结果，是历史合力的产物。比如从地理条件上讲希腊半岛多山、环海，爱琴海海域岛屿星布，农耕条件和农业规模显然与尼罗河、黄河、两河流域有很大差别，它决定了“外向型”的工商业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大规模的海外殖民活动以及希腊城邦的“分裂繁殖”模式的确对提高公民及公民集体经济、政治自由度关系重大。兵制也具有重要意义。在荷马史诗描述的“英雄时代”，兵制还不是公民军。那时战争的胜负取决于披甲的巴赛勒斯之间的战斗，首领的勇气、武力甚至身材相貌都对格斗致胜起重要作用，普通兵士只构成军事实力的次要方面。后来发明和兴起了甲兵方阵战术，由骑兵、重装步兵、轻装步兵等组成的作战集体“军团”逐渐成为军队战斗力的依托所在，公民军制由此兴起。由于城邦间战争频繁，城邦生死存亡系于军事实力，军制势必成为城邦政治制度的基础组成部分。因此，无论是雅典还是罗马，政治权利的等级都逐渐与军队中的不同地位、不同兵种相联系，这种军事兵种和不同的政治等级又是以个人财富等级为依据的。此外，城邦时代普遍由奴隶劳动承担社会经济事务中的重要工作，为自由民参与政治活动提供了时间上的保证，同时也为维持战时经济生活的运转提供了可能。 历史的辩证法表明，历史的必然性中包含着偶然性的可能，而偶然性中也有必然性的因素。作为特殊的历史现象，在古代东方大部分国家沿着君主制的轨道越走越强之时，古代希腊以及罗马却能够在王制普遍形成后又阻止了君主制的逻辑发展。这一偶然性中的必然性因素主要又是什么呢？有没有深藏于古代希腊罗马社会结构内部的“必然性因素”？ 19世纪美国民族学家摩尔根曾经在其《古代社会》一书中首先提出在原始社会转向国家的过程中，存在一种过渡性质的军事民主制。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对军事民主制理论进行了发展、补充和归纳，并将其作为分析前国家社会制度的一个重要理论框架。20世纪50年代国际学术界提出了“酋邦”概念，此后，酋邦理论逐渐发展成为西方解释国家起源的主要学说。美国民族学家R·塞尔维斯1962年出版了《原始社会组织》一书，第一个从理论上详细论述了酋邦学说，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经历了“原始群－氏族－酋邦－国家”这样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在解释国家形成的历史过程上，军事民主制理论和酋邦理论都有独到的见解和重要的价值。这两种学说不是互相抵触的，而是可以互相丰富和补充。军事民主制和酋邦都不是前国家社会向国家过渡的唯一的普遍的社会组织形式，但都反映了一定的历史事实。军事民主制理论揭示了：在原始社会末期，氏族部落组织存在氏族大会、氏族议事会和军事首领三个管理机关。这三个管理机关是互相协作、相对制衡的民主机制，它体现着原始社会氏族民主制的原则。但另一方面，这个机制也已经包含了、孕育着否定原始民主的因素，这就是“军事首领”权力性质转变的潜在可能。一旦军事首领权力进一步发展，就有可能打破三种权力之间的平稳关系，从而使原始民主走向瓦解。酋邦理论由于有大量的现存的“酋长国”作为佐证，它在揭示酋邦社会特征方面更为清晰。一般认为，酋邦社会的基本特征是：第一，在酋邦的社会结构中存在一个最高首领——大酋长，他的权力已经超越军事范围，基本上掌握着酋邦的经济社会管理权、宗教祭祀权、军事权，甚至部落民众的生死予夺之权。第二，酋邦内有显著的社会分层。不同社会阶层的划分主要是依据与酋长及其世系的血统关系、财富、社会职务等等，各阶层之间的关系是不平等的。酋邦内部各部落、村落都有自己的首领（酋长），他们都负有忠于大酋长的义务。第三，酋邦内部形成了社会财富集中与再分配的体制，酋长位于社会再分配网络的中心。第四，酋邦社会秩序的维持主要靠习俗、传统、宗教的力量。与原始社会相比较，酋邦社会的最大不同是社会分层的出现以及各阶层之间的不平等；与国家相比较，酋邦社会尚缺乏强制力量，如暴力组织（军队、监狱）、法律、成熟完善的国家制度等。⑥从军事民主制的角度观照，许多酋邦中类似的权力机构及运行机构如集体议事会、氏族人民大会并不发达，相反，其社会结构和权力运作方式反映出原始民主正在迅速衰落。社会组织管理的权力越来越向位于社会上层的以大酋长为核心的权贵阶层集中，普通社会成员往往已被排除在社会管理之外，首领们的“公仆”性质日渐消失。 也许东方专制主义是以“酋邦”为起点的个人权力的符合逻辑的发展，希腊罗马的古典民主共和制度是在王的权力集中尚未“专制主义”化的时候依靠军事民主制中集体治权的原始民主机制阻断了王权的进一步强化。这个说法不只是推测，已经发现的资料以及晚后希腊政体的研究者告诉我们，雅典、斯巴达、罗马的“王制”、“王政”被废黜或被“宪政”化，都依据集体议事会的古老权力，由“公民集体决定”或由元老院议决。⑦大约到公元前8－7世纪，王制基本上都被各式贵族制、民主制所取代。斯巴达尽管还有两个平行的王，但其实际权限与军事执政官无大差别。 权力下移的路线是清晰的。作为次生的国家形式，古典民主政体是一系列历史渐变和突变过程的产物，其过程总的走向是社会治理权逐渐从王的控制中下移到由贵族组成的元老院。假如下移过程就此中止，就形成贵族制，如斯巴达、罗马等城邦。如果权力下移的趋势继续发展，国家管理权、决策权进一步下移至公民大会，就形成民主制，比如雅典。显著的是，很少有从王制直接过渡到民主制的案例，民主制基本上都出现在贵族制之后。而且，在民主制取代王制的过程中，贵族起有重要的作用。传说雅典国王提修斯在位时，就许诺建立一个“民主政府”，他本人只在政府中担任军事指挥官和法律监护人。在开明的提修斯的努力下，雅典消除了各部落分散的状况，建立了统一的中央议事会。这个中央议事会云集了雅典富有政治经验的贵族，成为雅典权力中心。雅典王制的黜是由贵族集体主导逐渐实现的。雅典民主制改革和最终确立也是由一系列贵族立法（梭伦改革等）完成的。“贵族革命”在古希腊民主化进程中具有突出的作用。 在古希腊世界，原始平等的观念和原始民主传统始终有强大的影响力，很关键的原因是原始民主的组织机构——贵族集体议事会和人民大会始终存在。《奥德修记》将有无民众大会的开会场所当作判断一个民族或地区是否开化的标志之一，⑧这样的认识在其它地区的文明史上尚无见到。在《伊里亚特》中，阿加门农作出重要决定，需要事先与众“巴赛勒斯”及贵族开会商议，事后还要召开全军大会进行宣布，战士们或呼喊或咕噜表示赞成和不赞成。只有经过这套程序，阿加门农的最高决策才获得承认。集体会议是古希腊群体社会的一个典型特点。原始民主传统是古希腊社会政治合法性的重要依据，是他们自觉或不自觉遵循的“法”。亚里斯多德在谈到梭伦改革时，也提到一些希腊人认为梭伦实行的民主改革不过是在恢复“祖制”。希腊人尊重传统，崇敬祖制，与古代东方国家相比，较多地保留了集体议事会、人民大会等“祖制”的权威，它使贵族集团能凭借传统议事会对王权进行监督和限制。有学者说，荷马时代的“王制”，更像后世的“君主立宪体制”，⑨这大概就是它们与东方君主制的最重要区别。 原始民主传统和组织机构的长期存在、独特的经济社会结构、独特的国家形态（城邦、小国寡民）、战争的催化作用（需要动员全体自由民组成军队）等等综合因素最终导致古代希腊罗马形成了各具色彩的贵族制、民主制。在国家形成的早期阶段，有一个领袖个人集权与原始民主要求互为消长的时期。在世界大部分地区，权力和社会财富迅速向领袖个人集中，形成了普遍的君主政制。在这种情况下，希腊罗马古典民主制的历史存在尤为珍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