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与民主制度（5）（2006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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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民主制与科学 亚历山大的东征是“希腊化时代”的开端。到罗马控制整个地中海地区为止，这个时期大体延续了两个世纪。所谓“希腊化时代”指的是由希腊人统治的王朝称为“希腊化的国家”，这个时期的文化被称为“希腊化的文化”。与近代欧洲一样，这个时期不是民主制盛行的时期，却是自然科学特别繁荣发达的时期，特别是地理、数学、物理、医学、生物、植物、和天文学。说这繁荣是“希腊化”的成就，也可以说是“东方化”的成就，比较准确地说，是东西方文化交汇的成就。巴比伦人的数学和天文学知识就是在这个时候为希腊人所继承的。其实，在希腊化以前，雅典也并非唯一的科学中心。公元前六世纪最伟大的数学家毕达哥拉斯（前580-500）是爱奥尼亚的萨摩斯（Samos）人，后来在南意大利一带生活。雅典甚至也不是哲学研究的唯一中心。公元前六世纪的爱奥尼亚学派为哲学知识带来重大贡献，这个学派产生了米利都学派的创始人泰勒斯（Thales, 前624-前547，被认为是古希腊第一个哲学家，在天文、数学、气象学上都有贡献）和爱非斯学派的创始人赫拉克利特（Herakleitos, 前540-前480，被列宁称为“辩证法的奠基人”）。 古希腊的科学成就基本上是在希腊原先的先进城邦以外取得的。欧几里得（Euclid,前330-前275）著《几何原本》（我国明朝末年译成中文），是世界上最早公理化的著作。阿基米德 （Archimedes, 前287-前212）是希拉求斯居民。他的名字永远同“阿基米德定律”，“阿基米德螺线”等重要科学发现连在一起，成就了他“力学之父”的地位。他发明的杠杆、滑轮等许多器械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仍然发挥巨大作用。萨摩斯岛的阿里斯塔恰斯（Aristarchus， 前310-前230）比哥白尼早了一千多年提出“太阳中心说”。他还测出了太阳和月亮的大小以及它们之间的距离。埃拉托色尼（Eratosthenes, 约前275-前194）是克兰尼（Cyrene）人，曾任亚历山大图书馆馆长，在西方最早应用“地理学”一词。他首次测定地球的大小；亦是应用经纬网绘制地图之第一人。希帕恰斯（Hipparchus, 120?-前127）是尼西亚（Nicaea）人，是这个时期最伟大的天文学家，也是数学家，发明了以地球为宇宙中心的模型，并把一年的长度误差算到六分半钟之内。希波克拉底 (Hippocrates, 前约460-前377) 是科斯岛（Cos）居民。他是西方医学的奠基人，改变了以巫术和宗教为根据的传统医学观念。“希波克拉底誓言”至今依然是医学院毕业仪式上的誓言，是医生的基本道德标准。赫罗菲拉斯（Herophilus, 约前335-前280）是查尔其顿人（Chalcedon)，是一位解剖学家，他首次把人体静脉和动脉区分开来，并对血液循环、神经、眼睛和肝脏等器官做过详细描述。埃拉西斯特拉塔（Erasistratus, 约前250，Ceos人）也是医生，在解剖学、神经系统、骨骼系统及微血管、胰腺和胚胎等方面，都有深入的研究。无须查阅科学发展史，这个名单就可以再扩张下去。毫无疑问，古希腊是科学知识繁荣的伟大时代。然而，这个科学繁荣的时代显然与雅典及雅典的民主制没什么关系。什么时候，多数决会与科学发生关联呢？ 托勒密王朝统治下的亚历山大里亚城是这个时代科学文明的中心，是那个时代最大的城市，最大的学术中心，也是地中海和东方各国贸易和文化交流的中心。城市居民除埃及人、希腊人、还有波斯人、犹太人、腓尼基人、阿拉伯人、罗马人等，绝非希腊的渺小城邦能比拟。亚历山大里亚位于北非的埃及，尼罗河入海处，迄今仍然是埃及的最大港口。希腊化时代的亚历山大里亚建有著名的灯塔，被誉为世界的七大奇观之一。亚历山大里亚的博物馆分成博物馆，动物园、植物园、研究院等几个部分。其中图书馆藏书多达七十万卷，是古代最大的藏书机构。托勒密王朝继承了东方的传统，科学文化事业是由国家来组织的，也是以当时埃及的极度经济繁荣为基础的。上面提及的伟大科学家，绝大多数都曾经在亚历山大里亚做过访问研究。 九．雅典的民主制的启示 如同今天西方的民主制度，雅典的民主制度是以阶级利益和利益集团的区隔为社会基础的，是阶级斗争的文明化和制度化。今天，人们以利益多元化为理由，要求中国政治体制的民主化，使政府中有各个利益集团的“代表”，以求利益集团的实力均衡。西方社会有这样的传统，但中国社会没有。中国社会因为没有这个传统就是落后的吗？笔者想摘录卢梭的几段话作为评论。 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一切的主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37] 就民主制这个名词的严格意义而言，真正的民主制从来就不曾有过，而且永远也不会有。多数人统治，而少数人被统治，那是违反自然秩序的。 人民把自己的注意力从普遍利益转移到个别利益上来不是好事。没有什么事比私人利益影响公共事务更加危险了。政府滥用法律的危害之大远远比不上立法者的腐化。 还应当补充说：没有别的政府是像民主政府，或者说人民的政府，那样易于发生内战和内乱的了。[38] 如果有人要问，哪一种政府才是绝对最好的政府，他就提出了一个无法解答的问题了。各民族间有多少种差异，其相对地位有多少种组合，就有多少个关于最好政府的答案。但是，如果人们要问，怎样判断政府治理的好坏，这是可以回答的。 我总是惊异人们何以不认识一种如此简单的标志，或者人们何以这样没有信心而不肯承认这一点。组成政府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社会成员的生存和繁荣。而他们生存和繁荣最确切可靠的标志是什么？那就是他们的人口数量了。假定一切情况都相等，一个不靠外来移民，不靠殖民地的政府，在其治下公民人数增长最多的，就无疑是最好的政府。那个在其治下人民数量减少、凋零的政府就是最坏的政府。[39] 总之，最好的而又最自然的秩序，便是让最明智的人来治理群众，只要能确定他们治理群众真是为了群众的利益而非私利。 如果说贵族制比起人民政府来不需要某些德行的话，它却需要另外一些它本身特有的德行，比如富而有节，贫而知足；因为平等似乎不可能，就连斯巴达也未曾有过。此外，如果这种形式带有一定不平等的话，一般说来，那只不过是为了可以把管理公共事务的责任托付给那些最能贡献出自己全部时间的人，并非像亚里士多德说的那样，是为了要使富有的人可以维护自己的利益。[40] 无论贵族和寡头起多大的作用，雅典城邦的民主制的确是民主，只不过那个时代的“民”有那个时代的定义。“民”这个概念从来就是历史的，是不平等的。何为“民”，取决于当时普遍承认的社会标准。在二十世纪以前，妇女在西方国家并不是“公民”，不享受选举和被选举权。到了二十一世纪，“民”的概念与“所有成年人”仍然有遥远的距离。人是分国籍的，国籍就是对公民权利的最绝对限制。美国是不会给外国人以美国公民享有的权利的。南斯拉夫人民未能享有不被美国轰炸的权利，伊拉克数以十万计的婴儿在美国和英国的封锁中甚至不享有活着的权利。除了国籍，构成“民”之差距的还有许多重要因素，如阶级、等级、种姓、民族、部族、家庭、财产、智力、知识、地理、环境、所属社会集团势力的强弱，等等。“民”主永远不能回避究竟是由谁来做主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这一点，不仅马克思看到了，世界上一切可被称为“思想家”的人都看到了。看不到这一点的人，在那里喋喋不休地讲人如何生而平等的人，要么是故意欺骗，要么就是靠吸食海洛因来思想。 西方文献大多会客观地指出，雅典城邦蔑视妇女、奴隶、甚至“外邦人”的政治权利。但这并不构成对民主制的真实批评。正如今日的美国人绝不讳言其历史上的黑奴问题，讲黑奴问题目的是赞美今天的制度。指出中国的弊病出自“初级社会主义阶段”，目的不是批评社会主义，而是赞美“高级”社会主义。 民主制度的关键不是民主的范围，而是多数决原则。多数决可以是一种方便的决策机制，却谈不上正义，谈不上平等，更谈不上“普世价值”，也谈不上科学或促进科学进步。 多数决依然不能解决由谁来决的问题。多数人民的统治是不可能的。代表人民多数之意志和利益的少数来决又如何呢？少数操纵多数难道不是永恒的政治规律吗？世界上第一个政治学家，雅典的亚里士多德赞美法治；他的老师，同为雅典人的柏拉图赞美德治。最出色的雅典人没有民主迷信。 古希腊的政治制度是多样化的，这与那个时代剧烈的社会变迁相关，也同各城邦、各地区不同的社会条件和历史传统相关。人们尽可评论制度的优劣，但所有现实的必有其原因。对于社会科学家而言，不是所有的原因都可以归纳为主观意志和价值观念的，社会构成就是这样的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原因。所以，对某种政治制度的偏好可能导致这种制度的出现甚至确立，但同样的制度不可能在不同的地方导致同样的结果。 不仅如此，雅典的衰落不代表民主制度衰落，雅典民主制的衰落并不代表文明的衰落，不代表科学精神的衰落。 当我们比较了古希腊的制度，才可能懂得中国传统政制的优秀。我国的古典政制有平民社会的特点，有非阶级社会的公正和稳定、又有任人惟贤的出色，故能绵延两千多年。当然，中国的政治制度是特殊的，产生于一种特殊的社会结构。世界上并没有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治制度。 这篇文章是对古希腊历史的一个简单回顾，虽然对历史学家来说是小学水平，却是对那些成天想“启蒙”大众民主意识的启蒙者的启蒙。认为公众是蒙昧的，却去宣扬“民主”，岂不是有些个荒唐？削弱一个流行于今的民主迷信，从而欣赏一个中国古典的绝学，是这里陈述古希腊史的目的。 -------------------------------------------------------------------------------- [1] 关于斯巴达对西方思想的影响，现时最好的一部著作是英国牛津大学的女历史学家罗森的著作。见Elizabeth Rawson, The Spartan Tradition in Euorpean Though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罗森1988年来我国南开大学讲授西方古代历史，归国前夕竟猝死于北京，享年仅54岁。 [2] 茨威格：《异端的权利》，赵台安 赵振尧 译，三联书店，北京，1986，p. 244。 [3]见马基亚维利的评论。Niccolo Machiavelli, Discourses on Livey, translated by Harvey C. Mansfield and Nathan Tarcov,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Book I, 2, p. 13.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的评论也类似。 [4]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 译，商务印书馆，北京，1996。 [5] 柏拉图：《理想国》，刘勉 郭永刚 译，华龄出版社，北京，1996。 [6] 《论语》（述而篇），“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孔子说，我仅传述旧事而不著作，笃信古代制度，私效商代信古而传述之贤大夫老彭。 [7] 这里把原始部落中的“民主”习惯与民主制度区分开来。虽然这种区分有很大的主观成分。世间万物都是相互联系的，人为地区分相互联系的领域是现代科学的基本方法。 [8] 西方文明的三大源泉分别为，希腊文明、罗马文明、和犹太文明。西方今天的政治制度，特别是美国的制度，与罗马政治制度几乎没有大的区别。 [9] Norman F. Cantor, Western Civilization: Its Genesis and Destiny (西方文明的起源和命运), Scott, Foresman And Company, ......place, and year .... Vol. I, p. 75. [10] 转引自XXX,. A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p.31. [11] 亨廷顿 (Samuel P. Huntington)，《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王冠华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第一章。亨廷顿是美国哈佛大学政府系教授。 [12] 古希腊人认为历史上最有智慧的七个人是普里安城邦的拜阿斯 (Bias)，斯巴达城邦的开伦 (Chilon), 林都斯城邦的克里奥布拉斯 (Cleobulus), 科林斯城邦的培里安德尔 (Periander)，米提利那城邦的庇达卡斯 (Pttacus), 雅典城邦的梭伦 (Solon)，和米利都城邦的泰勒斯 (Thales)。 [13] 《论语》（为政篇）。 [14] 《孟子》（离娄篇）。 [15] 孔子说，“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见《论语》（泰伯篇）。 [16]卢梭《社会契约论》第三卷，第三章“政府的分类”。商务印书馆，1982年，北京，第88页。 [17] 西塞罗《论共和国 论法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8-29页。 [18] 同上。 [19] 修昔底德是公元前五世纪的历史学家，雅典人，比西罗多德晚一代人左右。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任雅典将军，后被雅典公民陶片投票放逐。二十年后返回雅典。以其亲身经历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八卷。是古希腊最深刻的历史学家。 [20] Norman F. Cantor, Western Civilization, Its Genesis and Destiny, Scott, Foresman and Company, Volume one, p.189. [21]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1993,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Inc. Vol. 20, p.225. [22] 西罗多德是公元前五世纪的历史学家，生于小亚细亚半岛上的哈利卡纳苏 (Halicarnssus) 城邦。因反对该城僭主，被流放到萨摩斯岛。游历遍及古希腊地区，广及巴比伦，埃及，甚至黑海北岸。其所著之九卷本《历史》（即《希腊波斯战争史》）是欧洲的第一部历史著作，故享西方“史学之父”的盛誉。 [23] 卢梭，《社会契约论》，第三卷，第十一章“论政治体的死亡”。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16页。 [24] 见《礼记》（礼运篇） [25] 在古希腊，神圣与体育是连在一起的，完美强壮的体格是神的形象也是人的形象。第一次奥林匹克运动会于公元前776年在斯巴达地区的奥林匹亚 (Olympia) 举行，此后每四年举行一次。近一千二百年后，直到公元393年才被罗马帝国皇帝迪奥多西一世 (Theodosius I) 废除，理由是该运动会有太强的异教（非基督教）色彩。奥林匹克精神属于全希腊，但源起于斯巴达而非雅典。 [26] 参见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大英百科全书》）1993, v.10, p. 952。吕底亚王国位于今日土耳其的安纳托利亚高原上，西至爱琴海东岸。最先制造金银货币和建立永久性的零售商店。在公元前7世纪中期到6世纪中期曾短暂称霸于小亚细亚半岛，控制爱奥尼亚地区。对公元前6世纪的古希腊商业革命产生过重大影响。国王克罗伊斯当时以财富著称于世，其父阿里亚提斯则开创了吕底亚的霸权。该王国在公元前546-540年的战争中毁于波斯人之手。英文单词 “Croesus” 今成为大富豪的代名词。 [27]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商务印书馆，北京，1978年，第17页。 [28] 克罗努斯是希腊神话中的巨人 (Titans) 之一，是天神 (Uranus) 和地神 (Gaea) 的儿子，篡夺其父的王位后统治世界，后被自己的儿子宙斯 (Zeus) 废黜。 [29] 公元前546-540年波斯人毁灭了吕底亚王国。吕底亚王国位于今日土耳其安纳托利亚高原上，西至爱琴海东岸。在公元前7世纪中期到6世纪中期曾短暂称霸于小亚细亚半岛，控制爱奥尼亚地区。 [30] 提米斯托克利：前493-492任雅典执政官。扩建海军，指挥萨拉米斯海战大败波斯军 (前480)。他母亲是妾，不是雅典人，而且不是希腊人。提米斯托克利因克利斯提尼民主改革才在前508年成为雅典公民，故是个民主制的坚定支持者，强烈要求削减贵族院的权力。在反对势力的鼓动下，提米斯托克利被雅典公民们投票选做对社会威胁最大的人，遭陶片放逐。后流亡波斯地区，终老他乡。 [31] 忒修斯，希腊神话中的雅典国王，以杀死牛首人身的怪物Minotaur闻名。忒修斯神庙是迄今保存最完好的古希腊神庙。 [32] 此论详见《大英百科全书》，1993版，卷20，p. 238。俄瑞斯忒斯是希腊神话中米赛尼人的王，统治伯罗奔尼撒地区。其事迹见埃斯库罗斯三联悲剧《俄瑞斯忒斯》（或《复仇记》）。大意是，英雄阿伽门农远征特洛伊归来被妻子及其情夫谋杀，二人并欲杀阿伽门农之子俄瑞斯忒斯。俄瑞斯忒斯历经逃亡，在阿波罗神谕的指导下杀死了母亲和她的情夫。因其杀母，复仇女神便追杀俄瑞斯忒斯，女神雅典娜召集元老审理此案。俄瑞斯忒斯认为母亲犯了双重罪恶，杀了自己的丈夫和孩子的父亲；但复仇女神认为只能为同一血统（母亲氏族）的人复仇，而俄瑞斯忒斯之母并未犯罪，因为她杀死的男人与她并无血统关系。阿波罗则说父亲是比母亲更重要的血统，母亲只是种子的培育者，创造孩子的不是母亲而是父亲。元老们投票的结果是一半对一半，雅典娜以裁判长的身份投下决定性的一票，支持了俄瑞斯忒斯，但又在雅典供奉复仇女神以为妥协，并把复仇之名改为“善心”。这是个父权制战胜母权制的典型故事。后来俄瑞斯忒斯娶斯巴达王之女为妻，成为斯巴达的王，死在阿卡迪亚地区，骨植后被运回斯巴达。据希腊神话传说，俄瑞斯忒斯之子统治时才发生了多里亚人的入侵。 [33] 米加拉位于今希腊的梅加腊市近郊，地处雅典和科林斯之间，是公元前七世纪殖民运动最重要的邦国之一，殖民地范围西到西西里岛，北至马其顿，东及马尔马拉海地区和拜占廷。小亚细亚半岛的西北部是其最重要的势力范围。自公元前630年开始与刚崛起的雅典不断发生冲突，到前570年丢失萨拉米斯岛，前461年被迫加入雅典领导的同盟。前446和432年两次造反，试图脱离得利安同盟，被雅典长期围困，遭贸易禁运。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前431-前404）占领了米加拉的大部分土地，但未能攻陷米加拉城。后来米加拉在罗马帝国的淫威下依然英勇不屈，其独立一直维持到公元二世纪。米加拉还以哲学闻名，米加拉人欧几累得 (Eucleides, 苏格拉底的学生之一) 在公元前四世纪初创建了米加拉学派，即智者派或诡辩派 (Sophists), 他们批评苏格拉底，对后来流行的斯多葛派 (Stoicism) 禁欲主义哲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古希腊人特别值得称颂的是“师生关系”，在政治哲学领域，学生以深刻批评老师而闻名。 [34] 赫兹 (John Herz), “Idealist internationalism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理想主义的国际主义与安全悖论）World Politics, vol. 2 (January 1950) （世界政治，第2卷，1950年1月号）。 [35]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萨战争史》，商务印书馆，卷五，第89节。 [36] 汉密尔顿，杰仪伊，麦迪逊 著，《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北京，1980年。 [37]卢梭《社会契约论》第一卷，第一章“第一卷的宗旨”。第8页。 [38] 卢梭，同上，第三卷，第四章“论民主制”。第87-88页。 [39]卢梭，同上，第三卷，第九章“论一个好的政府”。第110-111页。前一章的标题是“论没有一种政府形式适宜于一切国家”。笔者对以人口增长速度来评价政府管理质量也无信心。但仔细想来，一直到20世纪产生关于生育和生育控制的知识为止，卢梭的“简单标志”大约是最聪明的一种，符合历史上的多数情形。 [40]卢梭，同上，第三卷，第六章“论贵族制”。同上，第92-93页。中国没有什么“贵族”阶层，所以孔子要求“选贤与能”，后世则更明确以公平的科举考试和官员考评来遴选贤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