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与民主制度（1）（20061226）
http://www.newdu.com 2024/11/28 04:11:53 未知 newdu 参加讨论
这种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结构看上去属于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社会，内部平等而且数量庞大的中产阶级应当是民主制的稳定基础。然而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希腊的民主制依然不稳定。首先，殖民战争以及农业和商业虽使自由农变得富裕，可以支付铠甲兵器，但自由的小农也分化成富裕和贫困阶层，许多小农买不起铠甲和兵器，只能去做海军的滑桨手。其次，使农民变得富裕的同样原因也使贵族阶层更加富裕。贵族阶层虽不再象英雄时代那样直接参加战斗，决定战争胜负，但他们比重甲步兵阶层更富裕，视野更开阔，受过更好的教育，更懂得政治和煽动。从米赛尼时代直到文明复兴的时代，他们在古希腊历史上一直扮演主角。最后，逐渐发达起来的内外贸易又创造了一个新兴的商业阶层，他们也注定要成为阶级结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稳定的社会结构，特别是存在激烈阶级斗争的结构，是巩固民主制度的障碍。亨廷顿那本著名的书集中阐述了一个道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政府的形式，而在于政府的制度化。[11] 自城邦政治产生以后直到近代，欧洲人一直在争论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孰优孰劣，以及在什么情况下各自的优劣。这种争论充斥几乎所有欧洲近代政治哲学家的主要著作。 贵族集团有时由一个政治局式的贵族议会 (council) 共同统治。贵族与汉语中的“精英”有类似的意义，不同之处在于贵族是个有血缘继承关系的阶级。贵族的行政统治在功能上已经分为宗教，军事，和司法三类。较之王权，这代表着政体的一个重大进步。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 (Herbert Spencer, 1823-1903) 五十多岁时写过一部划时代的著作《社会学原理》(Principles of Sociology，即严复所译之《群学肄言》)。其中阐述的主要道理是：生产分工导致的社会功能分化 (social differentiation) 是社会进化的标志。社会如同生物体，越高级的生物其内部结构就越专业化，复杂化，也就越有能力应付外界的挑战。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启示：在一个有现代分工的市场社会里，权力必须分开，要专业化；司法、行政、立法、舆论、经济、教育等“胡子眉毛一把抓”的简单政府是落后政体。这种政体，无论是民主、寡头、或专制式的，都会成为社会发展的障碍。三千年以前，西周的周文王第四子周公（姬旦）明德慎罚，著《周礼》，将官制分为天地春夏秋冬六种：吏部天官，户部地官，礼部春官，兵部夏官，刑部秋官，工部冬官；分由大冢宰，大司徒，大宗伯，大司马，大司寇，和大司空各司其职。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中央六部向以吏部为首；治天下必先修吏治。吏治为政治最艰难之处。儒家创“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使中国古代吏治享誉世界。因政治文明起点甚高，中国长期雄踞东方，远较古希腊的城邦成功。 城邦起初并不是城市，而是以部落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居民点。一些居民点逐渐发展成了商业和议事中心，出现了庙宇，其他公共建筑，和议事广场。以不同的宗教迷信团体为核心，不同的城邦拥有了自己特殊的认同，部落血缘意识逐渐淡化。接着在对外战争中出现了类似于今日爱国主义的精神，替代宗教迷信和个人主义成为古希腊各城邦内聚力的支柱。城邦的第一个和最初的政治后果是王的消失和贵族统治的确立。古希腊地区的“王”大约相当于酋长一类，作战英勇和家庭财富是这种职位的基础。但这种“王”无力迫使整个社区定期定量缴纳税收，财政地位虚弱，组织能力有限。重甲步兵时代降临后，“王”的统治地位逐渐被贵族集团取代。城邦的第二个政治后果是贵族寡头的统治受到自身派系矛盾和重甲步兵阶层的挑战，个人专制是最简单也最普遍的解决方式，而且专制者经常反对贵族，最能吸引平民。城邦的第三个政治后果是公民们不间断地寻求理想的政府形式，以便建成稳定和中立的公共权威，得到当时公认的社会正义，初级的法治或曰寡头法治是他们探寻的结果。城邦的第四个政治后果是，各个社会和经济集团都寻求政府对自身利益负责，占人口多数的平民社会导致了直接民主制的出现。下面选取三个例子来说明这四种政治后果。 五. 科林斯与斯巴达 （1）科林斯 古希腊各城邦中最普遍的一种政体是科林斯的非制度化政体。该城邦位于希腊内陆和伯罗奔尼撒半岛的狭窄连接处，控制着希腊世界南北两地的交通要道。在雅典成为霸主之前，科林斯是全希腊最大的贸易国，拥有遍布地中海的贸易网。它修建了东西走向的石材大道，道路平坦宽阔，可以把船在路上拖着走，沟通了爱琴海和爱奥尼亚海之间的贸易，意义如同沟通了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巴拿马运河。科林斯还是殖民运动中最成功的一个城邦。它在西西里岛上建立的希拉求斯，在希腊西北部建立的科西拉 (Korcyra, 今克基拉岛)，都是闻名于世的繁荣和成功之邦，它们并与母邦保持了密切的贸易关系。陶制大瓶是古希腊文明的主要象征之一，科林斯制的大瓶是全希腊最优秀的。这令人想起纺织工业是近代资本主义兴起的主要象征之一，英国一度曾控制了纺织品的生产和贸易，也控制了北美和欧洲之间的贸易。 到公元前650年为止，科林斯一直都是由巴克齐亚迪 (Bacchiadae) 家族所统治。当时的贵族派系斗争在科林斯引发了一场严重的政治危机，强人“塞普瑟鲁斯”(Cypselus) 得到了重甲步兵阶层的支持，通过政变夺取了政权，建立了古希腊城邦世界里的第一个已知的专制政府 (Tyranny, 指基本不受法律限制的单一领袖的统治)。塞氏因出色地处理了城邦的内政外交而深受人民的爱戴，从不需要卫兵来保障自己的安全。然而，科林斯并无有效的法律使政府制度化，专制领袖凭籍自己的智慧而非法律赋予的权力进行统治，也没有法律规定他的继承人。他的儿子培里安德尔 (Periander) 在他死后成为权力的继承人 (前628)。培里安德尔建设了运河式的东西向大道，并把商业、艺术，和文学成就推到了高峰。他交际广泛，自己就是诗人，写过两千行诗歌，并与当时近东和北非地区的许多名士为友，被誉为古希腊七贤 (Seven Wise Men of Greece) 之一。[12] 培里安德尔统治了近四十年，直到公元前585年逝世。就象所有专制政体，专制者的继承人逐渐退化，培氏的侄子甫即位就控制不住政局，最终被贵族势力推翻。接下去是各贵族势力之间和贵族与平民之间不断的派系斗争，政府徘徊在专制者和贵族权斗的循环之中。虽然每个政权都号称为全体公民服务，却总也建不成相对中立和稳定的公权力体系。这种情形在古希腊非常普遍，多数城邦重复这种循环，唯斯巴达和雅典与众不同。 （2）斯巴达 部落间为血仇械斗，私人为恩怨进行报复，特别是贵族世家间无休无止的权力斗争使希腊各城邦的政治和社会生活总是处在混乱和动荡的威胁中。我们中国人称此为“社会稳定”(social stability) 问题，西方人则称为“法律与秩序”(law and order) 问题。无论是多数人还是少数人维持的秩序，人维持的秩序总不如法维持的秩序公平、稳定。我国儒家另辟奚径，强调以道德教化维持秩序。孔子告诫统治者要“为政以德”。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13] 意思是说，用政令来领导人民，用刑法来惩罚人民，人们会只求免于刑罚而不存羞耻之心。如果以人格的道德来感召人民，用真诚的礼仪使人民团结一致，则人民存羞耻之心，善从在位者的领导。其实，法治和德治是相通的，德是法的最初来源。孔子的“圣王”思想与柏拉图由“哲君”来领导的“理想国”颇为相通。孟子则中庸一些，说“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14] 为政只讲仁义道德不行，只有法度也不行，因为法度不能（不靠人而）自动施行。在缺少大一统的希腊，正如在孔子“惶惶如丧家之犬”的春秋末期，到处是“危邦”和“乱邦”，德治只是柏拉图梦中的“理想国”。[15] 对古希腊各城邦而言，一如我国的春秋战国时代，严格执行法律是个有效的解决办法。唯能否建立法治要靠英雄，任何有效制度的建立都与英雄的出现有关。 斯巴达第一个找出了治理乱世之邦的办法。古希腊的第一部（宪）法属于斯巴达，斯巴达因而成为古希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城邦，有宪法规定的政治体制。斯巴达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南部的平原上，土地肥沃，农业发达。与其他城邦不同，斯巴达基本没有从事殖民扩张活动，仅在早期建立过唯一的殖民地“塔仑托”(Tarentum), 即今位于意大利塔兰托湾上的塔兰托 (Taranto) 市。斯巴达把城市周边的广大地区，特别是米赛尼亚地区 (Messenia), 变成了属于自己的农村，把米赛尼亚人变成了国家所属并由国家分配给各户的农奴。因此斯巴达的经济基本上是农业经济。这个社会结构可以解释斯巴达为什么无法采取与雅典的商业社会同样的制度。 政治危机是产生英雄和建立制度的契机。在公元前八或九世纪，一次政治危机导致了斯巴达宪政体制的建立。传说中的英雄“利可古斯”(Lycurgus) 创立了斯巴达宪政，建立了一个正式而且稳定的公共权力体系，其基础是两个最有势力家族之间的妥协以及各公民阶层间的妥协。两大家族各出一个可以传子的国王，实行双国王体制。其他指定的贵族家庭共出28个长老组成“议会” (council)，但议会的成员要经“公民大会”(assembly) 批准认可。公民大会由全体斯巴达公民组成。一如所有其他希腊的城邦，斯巴达“公民”的定义也是本邦的自由成年男子，主要是重甲步兵阶层。公民大会依法定期召开，用叫喊声来表示同意或拒绝议会提出的施政建议。虽然这种形式上的大民主很难有效制约斯巴达的三十来个贵族寡头，但寡头们激烈竞争，成为守法的典范。斯巴达宪法明确规定了人民的权力，但也规定如果人民的选择是非法和不正当的，公民大会可以被解散。斯巴达寡头法治的成就不在于民主，而在以分权制衡来弘扬法治，让每个“公民”在法律面前真正平等，感受到社会的公平。 斯巴达的宪法是由分权制衡的制度来保障的。分权制衡思想是西方政治文明的最伟大成就。卢梭说，按照宪法，斯巴达是有两个国王的，罗马因而也设两个甚至更多的国王。[16] 早期罗马的著名政治家西塞罗指出，斯巴达设立五个“埃福波斯”，监察国王和官吏，防止贵族滥权。罗马仿效斯巴达设立两个保民官，可以否决国王和元老院的决议。[17] 因为分权制衡，斯巴达的国王会因为违法被审判，从来就没有专制的权力。斯巴达的贵族也没有绝对权力。从斯巴达的长老议会，到罗马的元老院，到现代的议会，我们看到明显的传承关系。然而，“一切权力归议会”的专制思想却是近代以后的事情。贵族何以能取得重大发言权？我想引用西塞罗的话来说明那个时代的条件，注重精英优点对我们今天依然是有启示的。 “元老院的威望是重要的，巨大的。这些无比智慧、无比勇敢的人们曾经以武器和自己的明智决议保卫过国家。他们的威望无比崇高，因为他们虽然享有的尊荣远远超过别人，却不追求生活享乐，家境也往往不比其他人更富裕。并且，他们每个人在国家事务方面表现出了德行，他们令人钦佩地以自己的行动、意见、钱财、和个人事业来努力帮助其他公民。”[18] 由于每个公民拥有一家农奴 (helot) 为其服务，斯巴达重甲步兵得以全心投入军事训练，使斯巴达拥有全雅典最强大的陆军。斯巴达不建城墙，却维持了长达几个世纪的安全。来自不同地域的重甲步兵所组成的军团取代了部落血缘关系，军队的纪律取代了人际关系网，这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社会基础，亦使斯巴达的法治体系牢固有效。与雅典不同，奉行寡头法治的斯巴达从未经历专制，而且痛恨专制制度，是古希腊各城邦中的异数。自公元前六世纪中期开始，强大的斯巴达开始干预其他城邦的政治生活，把专制者一个个赶下台，科林斯和雅典的专制者都被斯巴达赶走过，遑论其他小城邦。修昔底德 (Thucydides, 约前460-约前400)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第一卷中指出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最后一个原因是斯巴达对专制的憎恶：“斯巴达把希腊世界里的专制者一个个赶下台，这些城邦的专制比雅典专制的历史都更长久。自多里亚人在斯巴达定居，斯巴达社会长期分裂。但自从创立宪政，这个国家从未被专制者统治。在长达四百多年的宪政历史中，斯巴达的政体稳定，政治廉明。 这是斯巴达强大的内因，而且使之得以干预其他城邦。”[19] 斯巴达的城邦生活最后演变成一种军事共产主义生活，扼杀了商业，也窒息了文化上的创造性。尽管她的政治体制延续了八百年，斯巴达却没能留下什么重要的文学艺术作品。史家一般认为，其原因在于斯巴达不断处于米赛尼亚农奴暴动的阴影之下。内部农奴暴动的威胁甚至迫使斯巴达不敢把军队派到远方，抵抗波斯帝国的入侵。一个受强烈压迫的农耕阶层既是斯巴达文明的财力基础，又是斯巴达衰落的原因。 因为自己没有出色的历史学家，斯巴达内部社会的运作是个谜。 不仅如此，斯巴达在很小的人口基础上建立了希腊最强大的城邦国家之一。这个谜非常有诱惑力，因为这个城邦在古希腊人中受到广泛的称颂。早在公元前五世纪，希腊城邦世界就有追求“拉哥尼亚化”一说，并出现了“拉哥尼化的人” (Laconizers) 。拉哥尼亚是以斯巴达为都城的斯巴达城邦之总称，地域上近似于今日希腊以斯巴达市为首府的拉哥尼亚州。斯巴达遗下的法治体系、道义精神、战争诗歌，和爱国尚武传统是后来古罗马文化的脊梁，也是直到近代为止欧洲思想传统的基础之一。罗马共和国产生于公元前六世纪末，与雅典民主的产生同时。坎特（Norman F. Cantor）所著之《西方文明史》指出，“早期罗马直到公元前一世纪时的西塞罗时代，与斯巴达社会几无二致。”[20] 《大英百科全书》说，“在罗马时代，去荒凉的斯巴达旅游是是罗马人的精神仪式。”[21] 古希腊最著名的两位史学家希罗多德 (Herodotus, 前484-前425) 和修昔底德（Thucydides，约前460-前400）都热情地赞颂了斯巴达的体制。[22] 近代的思想家卢梭认为，斯巴达政体是所有政体中最优秀的。他问到，“如果斯巴达和罗马都灭亡了，还有什么政体能亘古长存呢？”[23] 柏拉图的《理想国》显然是以斯巴达为蓝本，消灭私有制度的理想从此成为西方的传统之一。近代产生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便是这种理想的一个现代的翻版。然而，孔子比柏拉图早生一百二十多年，他比柏拉图更早提出了共产主义式的社会理想，而且比柏拉图的理念更简洁、清晰、人道。自“五四运动”以来，我国很少有人知晓此事了。兹摘录《礼记》之“礼运篇”如下。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24] 从政治结构到道德准则，从道德准则到社会关系，从社会关系到经济、伦理、教育，迄于社会结果，全文仅107字。对孔子，一个“私生子”，而言，天下归大众公有乃是“大道”。大道之下的社会，选择贤明能干的人来领导，讲求人之间的信用与社会和睦。在这天下无私财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相亲相爱，不以血亲关系为意。因此，老者能颐养天年，壮者能人尽其才，幼者能学有所长，残疾者能生活无忧。从此，世上再无怨女旷夫。人们开发自然资源，为的是物尽其用，不是为聚敛私财。人们努力工作，出自道德天性，不是为了自家。在这样的社会，不会有窃财越货之盗，叛乱戕仁之徒。当此出外无闭门之需的时代就是“大同社会”了。接下来，《礼记》又记述了孔子对“今大道之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的私有时代的政治理解，及相应的制度设计，体现了强烈的现实主义。自汉武以降，以孔门思想为基础的中国传统政府制度绵延两千多年，在世界上不仅是独特的，而且是先进的。不独如此，两千多年前的语言文字，今人仍能流畅地阅读，岂是希腊罗马文明所能比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