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与民主制度（2）（2006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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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雅典民主制的兴起 雅典是古希腊最伟大、最激动人心的悲剧式城邦。它位于希腊大陆的东南角，隔着萨罗尼克湾与伯罗奔尼撒半岛相望。它控制了前面提到过的阿提加地区，是古希腊世界里三个面积最大的城邦之一。另两个是底比斯 (Thebes) 城邦控制的比奥夏 (Boeotia)地区，和斯巴达城邦控制的拉哥尼亚地区。雅典非常独特，在希腊世界里其耕地不算肥沃，但极适合种植经济作物橄榄树，橄榄油是雅典最大宗的出口产品。在兴盛的前夜，阿提加平原的东部发现了巨大的劳里阿姆 (Laorium) 银矿, 为雅典的暴发准备了充足的货币。它有四个山脉为周边提供天然的安全屏障。阿提加平原漫长的海岸线面对邻近众多的海岛城邦，促使雅典建立了古希腊世界最强大的海军。如同美国之于近代，雅典在古希腊世界早期的殖民运动中默默无闻；但在希腊文明的盛世，雅典采取了“新帝国主义”政策，极力控制那些政治上意义不大，但经济资源很重要的小邦国，势力远至今日俄罗斯盛产粮食的黑海沿岸。公元前五世纪，雅典在意大利、西西里岛、和希腊北方的马其顿地区有重要利益，因为那些地区盛产造船业所需的木材。 （1）专制与法治 公元前七世纪的晚期，雅典也经历了贵族统治的政治危机，但与大多数经历这种危机的其他城邦不同，雅典和斯巴达一样克服了专制。受尊敬的奥林匹克冠军塞伦 (Cylon) 发动政变（前630年代）, 但被扑灭了。[25] 数年后，可能是公元前621年，德拉科 (Draco) 受命为雅典制定了第一部宪法。这部法律以残酷著名，一些小的罪行也被定为死罪。现代英语词 “draconian” 即来源于此，指（法律或规矩）不合时宜地严厉、残酷。乱世用重典，对于当时贪污腐败成风的雅典，德拉科的法律其实是一大进步，成文的法律使人民知道什么是正义，公民和政府的行为都有了粗略的规范，雅典的法治由此开端。此后，社会稳定的雅典开始崛起，大规模的橄榄油和陶器贸易使雅典人换回了充足的粮食。随着银矿的开发，一场经济领域的革命发生了。易货贸易被货币贸易取代，财富的流动性大为增加。依照雅典的传统和德拉科的法律，新富的商业阶层没有权力和社会地位，破产农民要被卖为奴，以偿还债务。旧制度已不复适应雅典的迅速崛起，半个世纪后，即公元前六世纪的早期，德拉科法律被梭伦法律所取代。 梭伦 (前630-前560) 出生于贵族家庭，本人可能是商人。大约在公元前600年，雅典在与邻邦米加拉 (Megara) 争夺萨拉米斯岛 (Salamis) 的战争中遭到挫折。举国灰心丧气之际，梭伦站了出来，在公众面前朗诵自己写的诗歌，号召人民重新走向战争，赢回属于雅典的荣耀。战争终获胜利，梭伦声誉鹊起，由此步入政坛。公元前594年梭伦成为雅典的执政官 (archon) 之一，此后经过约二十年的从政，他攫取了雅典政治、经济、和立法的全部权力。梭伦首先推动了经济改革，目的是增加全民的财富，解决贫困问题。他解放了债务奴隶，并禁止以人身为担保的借贷；但他拒绝了穷苦农民重新分配土地的要求，而是采取政策为丧失土地的农民安排其他职业，如从事贸易和其他工作。他大力推动货币的使用和商业的发展，但禁止商业化了的农民出口粮食和除橄榄油以外的其他农产品，以保障雅典的所有人民拥有充足的食品供应。从此，雅典的货币、陶器、和橄榄油充斥地中海地区，雅典的财富迅速增加，贫困不复是阿提加平原上的主要问题。其次，梭伦进行了政治改革，目的是以财富而非部落血缘来决定权力归属。他创始了每年进行一次的家庭财富统计，依财富的拥有量（以粮食、橄榄油、和酒为标准）把公民分成四个等级来参与政治生活的管理。他没有改变政治局式的“贵族议会” (Council of the Hill of Areopagus)；这个组织是古希腊各城邦的传统机构，是最重要的行政、立法、和司法议事机构。但他规定一、二两级公民有权担任最高行政首长，即九执政官。执政官任期一年，从四大部落推选的共40个候选人中抽签决定。他还建立了一个四百人议会，功能类似于我国今日的人大常委会，但由前三级公民中选出，排除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第四等级。最后，他规定由全体公民都能参加的公民大会必须定期举行，使各方都能听到大众的意见。梭伦还把德拉科法律的惩罚部分变得温厚人道了，对除谋杀以外的每一条法律都作了修改。 梭伦的伟大不仅在于他的出色智慧，而且在于他高贵的人格。梭伦为雅典建立宪政体系之际已经成为一个事实上的专制者。但他不愿当专制者，而是作了闲云野鹤，离开雅典漂游四方，宣布十年之内不回雅典。他不为自己制定的法律辩护，也无需为其作解释，既不“顾”也不“问”。他的足迹远至埃及，塞浦路斯岛等地。 其间他对吕底亚 (Lydia) 国王克罗伊斯 (Croesus) 讲的话成为传世的格言：财富和权势都不等同于幸福；只要活着，就不可能是幸福的人。[26] 梭伦回到雅典时发现自己的祖国已经深深陷入贵族与平民的派系斗争，社会一片混乱。他的好友和亲戚庇西特拉图 (Peisistratus, 公元前6世纪早期-前527) 正在策划实施专制。老政治家梭伦对全民发出了紧急警告，但雅典的民众认为他老朽昏聩，说的是疯话。梭伦的预言很快就实现了：庇西特拉图在公元前560年发动了政变，成为雅典的专制者。梭伦也在这一年逝世，大约看到了自己的预言变成现实。梭伦是古代希腊的最高道德楷模，柏拉图将他列为希腊世界七贤之一。他还是雅典最伟大的诗人，诗歌是他的政治武器。梭伦逝世时我国的孔子年方九岁，中国正处在群雄并起，“礼崩乐坏”的东周后期。 今人评论梭伦改革多集中于他是否真的采取民主措施。一些人指出他的改革削弱了贵族的统治，提高了一部分富裕平民的地位；另一些人说梭伦法律下的雅典基本上还是贵族统治。这两种现象都是历史存在。但梭伦改革的主要成就不是民主制而是雅典经济的勃兴，并把经济和社会自由化的巨大成果变成了新的法律制度。梭伦改革的弱点也不是民主的彻底性问题或曰公民政治参与的广泛程度问题，而在于他确立了法律但并没有建立起法治的精神，即对制度的普遍尊重。也就是说雅典有了政治制度却没有制度化的政治生活。雅典在梭伦离去后就陷入混乱，因为雅典社会没能出现支撑一个稳定制度所需要的阶级平衡结构。贵族势力认为他的改革太过分，而穷人又希望他能均分土地，为得到均分土地的权力甚至支持梭伦实行专制统治。但梭伦不是平均主义者，他关心的是人民的自由，社会的公正，和刑律的宽容，对专制权力并无丝毫兴趣。梭伦的理念是既要保护穷人，也要保护富人和贵族；他认为做到这一点的关键是实现当时社会公认的正义。可是，在经济活跃，社会分化，阶级斗争日益激烈的雅典，正义是无法被公认的，只能因强迫而被接受，最终成为社会习惯。法律不能自行，必须被实施。 穷人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宪政正待实施，梭伦已飘然离去。新种的橄榄树要二十年才成熟，但贵族地主并不是对债务熟视无睹的慈善家。于是，下层人民支持地方领袖庇西特拉图出面实施专制，穷人阶层成了专制制度的主要社会基础。庇西特拉图是阿提加平原东北部的领袖，又是获得萨拉米斯战役胜利的将军，在公元前560年以政变获得专制权力，但次年就被贵族势力驱逐。公元前556年他通过与望族的通婚再次登上权力顶峰，但次年又被贵族势力驱逐。十年后，在公元前546年，他以在外邦积聚的惊人财富招募雇佣兵，攻入雅典。庇西特拉图经十五年的奋斗终于建立了个人的专制统治，此后执政二十年直到公元前527年逝世。庇西特拉图是个靠暴力夺得政权的“僭主”，实施专制统治，可近年却有作者把他拉入民主化英雄的地位上来，称为“系于一人的民主”。这是把专制可能得到的成就归于民主制成就的例子之一。庇西特拉图收缴了民间的武器，把一些主要贵族家庭的人扣作人质，迫使一批贵族流亡，但仍让与之合作的贵族当执政官，并鼓励贵族们利用私人的势力和财富自行向外邦进行扩张。他不仅需要卫队来保护自己，而且卫队雇外邦佣兵。他保存了梭伦宪政的形式，甚至以其权威使梭伦的宪政真正得以实施，但梭伦宪政无论如何也不能算作民主制度，而且庇西特拉图在执行上“极端倾向（下层）人民”。[27] 他相当注意遵守法度，曾作为被告亲自出庭接受审讯，虽原告因胆怯未敢出席，却体现了他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个原则的认真。他强力推动法律意义上的公正，发明了巡回法官制度，去农村有争议之处现场判案，不让贵族势力控制司法，他本人则经常下乡巡视法律的执行状况。 一如科林斯的培里安德尔，雅典的庇西特拉图是个稳重务实的英明僭主。梭伦鼓励种植橄榄树和葡萄等经济作物，庇西特拉图给穷困的农民发放贷款，使他们能购买农具，并对农业仅征收5%的税。他不是个喜欢被拍马吹嘘的人。下乡巡视时他看到一个农民在田里挖石头，便上前询问农民的收入。农民回答说，“我在田里只收获到很多痛苦，庇西特拉图应当分担我10%的痛苦”。因为这个农民的坦诚，庇西特拉图免了他的税。庇西特拉图尽力发展宗教、艺术、音乐、建筑、体育等文化生活。史诗歌唱和悲剧演出开始在雅典放射光彩。在庇西特拉图执政的公元前六世纪下半期，雅典的工业和商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根本原因在于由强力维持的法治导致政治和社会的稳定。虽然当时的雅典在政治和军事上不如斯巴达重要，商业上并不强于科林斯和若干其他城邦，文学艺术上落后于实行专制的萨摩斯岛 (Samos), 但雅典已经奠定了未来超强地位的扎实基础。亚里士多德记述说，古希腊人把庇西特拉图的时代喻为“克罗努斯 (Cronus) 时代”。那是希腊神话中的辉煌时代。[28] 在公元前527年庇西特拉图逝世时，繁荣和进步使雅典人开始认同和热爱自己的城邦，成为因自己的城邦而自豪的平民社会，亦是个懂得尊重法律的社会。较之其他有古老神话传统的城邦，雅典没有自己出众的神话偶像，是个相对年轻的城邦，基于文化的城邦认同感比较弱，与近代以来的美国颇为相似。美国人的国家认同多半基于对美国成就的自豪，较少的一部分是对大而化之的“欧洲文化”的认同，基础是虚弱的。在遭到重大挫折时，美国人的向心力与英、法、日、德、俄等国就不能同日而语了，如越南战争期间和之后。我们稍后将看到雅典的衰亡与国家认同感在失败面前迅速崩溃的关系。 公元前527年庇西特拉图逝世，其子希庇亚斯 (Hippias, ?-前490) 即位。萧规曹随，希庇亚斯与其兄共治雅典，一直统治到公元前510年，几与乃父的统治一样长久，父子先后统治雅典近半个世纪。他以促进发展诗歌文化和手工业著称，在其治下的雅典获得了进一步的繁荣和强大。公元前514年其兄被暗杀，希庇亚斯被迫对反对他的贵族采取了严厉的镇压措施，并挫败了一场流亡贵族通过武力返回祖国的企图。公元前510年斯巴达入侵阿提加平原，并攻入雅典卫城 (acropolis)，理由是推翻僭主专制，解放雅典人民。希庇亚斯由此被推翻。雅典的崛起是对斯巴达的威胁。入侵雅典的真实理由可能是要建立一个顺从自己的城邦，未必是为推翻专制。然而这次干预没有成功，雅典贵族很快又陷入传统式的分裂和激烈的权力争夺，再现专制的危险。斯巴达在公元前506年又动用武力，支持主张维持寡头制的雅典贵族伊萨格拉斯 (Isagoras)。斯巴达的武装干涉被雅典人民击败了。公元前504年斯巴达甚至企图重新恢复希庇亚斯的专制统治，同样遭到了失败。希庇亚斯从此投入了波斯人的怀抱。公元前490年他随波斯军队跨过爱琴海进攻雅典，并建议波斯军队在马拉松登陆。这场战争以雅典的胜利告终，雅典霸权的崛起靠的是这场战争，而非民主制度。 （2）民主制的兴起 对当时的斯巴达和几乎整个古希腊世界而言，世间只有两种制度，个人的专制和传统的贵族寡头制。虽然斯巴达对雅典的干预有很大的私利成分（后来甚至支持希庇亚斯专制），而且埋下了以后两国发生大战的种子，反对个人专制和恢复寡头制（贵族政治局的集体领导）对斯巴达来说是天经地义的事，在希腊世界里是有其合法性的。然而，这时的雅典平民社会发明而且选择了第三条道路，民主制度。他们赶走了斯巴达的军队，拒绝了伊萨格拉斯，也拒绝了希庇亚斯；他们支持了克利斯提尼 (Cleisthenes, 公元前570-前508)。 梭伦逝世和庇西特拉图政变 (前560年) 时克利斯提尼才十岁，他出生于一个立场中庸的贵族家庭。因为历史的原因，这个家族在庇西特拉图归来重掌政权时 (前546年) 被迫流亡国外，这年克利斯提尼二十四岁。庇西特拉图死于公元前527年，其子希庇亚斯试图与贵族妥协，准许立场中庸的流亡贵族返回雅典。克利斯提尼回到雅典时已经历了近二十年的流亡。他回国后迅速步入政治生活，在公元前525-524年曾任希庇亚斯时代的雅典主执政官 (Chief Archon)。当希庇亚斯的之兄在公元前512年被暗杀后，希庇亚斯与贵族势力的妥协结束了，随之而来的是残酷镇压。前510年，斯巴达的军队来解放雅典，雅典被从希庇亚斯专制中解放了出来。在短暂的混乱时期以后，公元前508年，伊萨格拉斯被选为主执政官，主张民主的克利斯提尼未能当选，但公民大会通过了克利斯提尼建议的改革。同年伊萨格拉斯离开雅典寻求斯巴达的武装干预，斯巴达迫使克利斯提尼的家族再度流亡海外。但斯巴达低估了雅典人的民主倾向，遭到雅典人的激烈抵抗，只好撤退。同年，雅典招回了克利斯提尼，并实行了他提出的民主改革。被誉为“雅典民主制之父”的克利斯提尼却在这动荡的一年里逝世了。雅典实行民主制三十年以后我国开始了春秋时期。 “克利斯提尼民主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改变社会结构。他看到虽然专制统治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削弱了贵族的力量，但贵族势力仍然希望恢复往日的荣耀，政治生活自然会动荡不安。实施梭伦法律的关键是消除贵族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即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法制度。他的做法是四两拨千斤，以重划行政区域来削弱氏族宗法基础，以地籍取代族籍。他很容易就说服了已经适应平民文化的雅典公民们接受新划分的政区。过去以血缘为基础的四大爱奥尼亚式部落被取消，代之以十个新“部落”(tribes)，均以雅典神话中的英雄命名。每个部落包括地域和利益上不统一的三部分 (trittys, 亦称tribal thirds, 即三分之一部落), 即城市、沿海、和内地；全国共有三十个 “trittys”。三一部落之下是雅典社会的基层组织“村社” (demes), 当时大约总共有140个。住在村社里面的人自然是 “demos”, 意为“人民”，这是民主 (democracy) 一词的来源，意指人民的统治。从前人们以部族为姓，自建立了村社，雅典人以村社的名字为姓。克利斯提尼把梭伦的400人议会 (council) 变成了500人议会，每个部落出50人。这50人是从各村社按人口比例选出的候选人中以抽签方式产生的，从而把城市的政治生活与最遥远的村社紧密连在一起。第四等级的公民依然没有资格进入500人议会。议会还有个50人的主席团，由十大部落的代表先后各执政1/10年 (prytany system)。议会每天抽签选一个主席 (president)，他在公民大会 (assembly) 召开时还任公民大会主席。公民大会依旧由所有雅典籍的自由成年男性组成，但克利斯提尼规定参与者的总数为三万人，重要决议要求多数通过，而且不得少于6000人同意。高级行政职位依旧有财产限制，但也是通过抽签产生的。抽签比直选要民主得多，因为票源不受操纵，不会因受压力而投票，更不会出现“随大流票”。平等的民主不是万能的，雅典人对民主的信念并未走火入魔到用抽签的办法选择军事领袖。军事领袖要靠直选产生，每个部落选一人，还可以连选连任。 克利斯提尼改革是雅典民主制的开端。然而，与其说雅典的兴旺是由于民主制，倒不如说是由于新体制所造就的政治平等巩固了雅典人对自己城邦的认同和热爱，使雅典人团结一心。政区的重划不是偶然的。庇西特拉图时代招募了许多外邦雇佣兵（阿提加地区缺乏有经验的战士），雅典的迅速繁荣又招引来外邦大批新移民。按照旧规矩，这些外邦人的地位很不稳定，建立村社是解决外邦人公民权的好办法，既扩大了平民的基础，又提高了雅典的军事实力。 对于强兵富国来说，人才是第一位的。雅典人口众多，粮食短缺，却实行了相当自由的移民政策，创造了希腊世界的人口第一大国——文明的混合能创造的多余财富岂止仅是一点粮食。国家的发达强盛与移民政策密切相关，美国纽约港树立的自由女神像为的是“欢迎全世界饥寒交迫的人们”，而不仅是有教养、有资本的人。近代东南亚的繁荣与中国移民关系极大，而那里的中国移民却来自广东和福建最穷困的地区，生存不下去了才闯南洋。唐朝的文明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长安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化大都市是重要原因。三国时位于巴蜀之地的诸葛亮最后弄到“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的地步，与曹魏政权下人才辈出的情形成了鲜明对比，焉能不败。小小的英帝国却人才济济，甚至从德国收容了它最不想收容的马克思，容许他使用世界上最好的图书馆，于是世界上才有了马克思主义。中华文明之所以伟大因为它是各个民族和种族混合、融合的文明，近到本世纪还融合了强大的满族。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活力主要来自农民加入了城市生活，外资加入了中国的经济生活。但在粮食过剩的今天，我们虽有聘请外国足球教练的魄力，却远远落后于每年给外国公民发放数十万张绿卡的美国，更难想象人才济济的美国经常让有严重外国口音的人当国务卿。已经挤上公共汽车的人当然会投票拒绝车下的人上车，移民政策与民主制无关，而在于政治家的雄伟胆略和说服人民的技巧，在于一个好的制度使全世界的人愿意前来定居。 雅典实行的行政区划改革不是没有先例的，若干城邦的类似改革早于雅典，如邻近的科林斯在专制状态下早于雅典实行了三一制。但雅典的改革是民主导向的，而且发展得越来越平民化，平等化。据说古希腊世界里有二十余个城邦效法雅典实行民主制，包括后来遭雅典侵略却给雅典致命一击的希拉求斯。但这些城邦远未取得能与雅典、斯巴达、和科林斯相比美的成就，史家大多忽略不记。 公元前506年斯巴达侵入阿提加，企图扶持伊萨格拉斯恢复贵族寡头制。雅典向波斯求援，但波斯国王的要求太苛刻，最后雅典人靠自己的力量击退了斯巴达军队，捍卫了新生的民主生活方式，更加强了人民对城邦的信心。公元前六世纪以雅典民主制的胜利开端而结束。雅典的民主也在公元前六世纪末走向了顶峰。 然而，民主制的出现并非此前二百年古希腊政治制度史的主线。重甲步兵阶层的兴起挑战了传统的贵族寡头制，导致希腊世界普遍的政治危机。个人专制出现了，贵族寡头领导的宪政也出现了，是专制的主要竞争对手。《大英百科全书》收“希腊罗马文明”条目, 长达150页；该条目以“专制者的世界 (The world of the tyrants)”为标题来叙述古希腊世界这个时期的文明。没有哪个严谨的历史学家会把斯巴达和雅典的崛起归结于民主制度，因为民主制确立于公元前506年。斯巴达的崛起靠的不是民主制，雅典的崛起是在专制时期，而且当其民主制依旧牢固，雅典却衰败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