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东方”与历史唯物主义(下)(20060321)
http://www.newdu.com 2024/11/28 04:11:29 未知 newdu 参加讨论
在上面的论述中，笔者反复指出过，历史唯物主义的任务是揭示具有阶段性的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运动规律。它不可能只涉及“西方”，或者只涉及“东方”。对人类历史做简单的“西方”、“东方”划分，从来没有解决过人类社会发展中的重大规律性问题。 为了再次证明这一点，现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完整表述抄录如下：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 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 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 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 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 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侄桔。那时社会革 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的发生变革。在 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 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 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 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 中去解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 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21 很显然，这里着力探讨的是涉及作为自然历史进程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涵盖的 是不分“西方”、“东方” 的整个人类历史。要把这个严整的科学体系分解为适合于“西方”的或适用于“东方”的不同部分，只能是徒劳无益，决不会成功。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把“东方”、“西方”并提，这种现象是不鲜见的。在《共产党宣言》中就说到“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中，我们还可以见到这样的词句：“不论在东方公社，还是在由自由土地所有者组成的西方公社”。但是，我们只要深究下去，就会发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高度关注世界上不同地区在特定时代的社会经济情况的异同以及形成差异的原因的同时，始终重视对世界历史发展共同规律的探讨。他们在根据所在时代的最新科学成果验证和充实自己已有的论断的同时，十分注意揭示和分析体现一般规律的诸多现象的共同发展趋向。1887年，恩格斯在《美国工人运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序言》中指出：“在亚细亚古代和古典古代，阶级压迫的主要形式是奴隶制，也就是说，群众不仅被剥夺了土地，甚至连他们的人身也被占有。”22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恩格斯在谈到德意志人的情况时写道：“他们还没有达到形成了的奴隶制；既没有达到古典古代的劳动奴隶制，也没有达到东方的家庭奴隶制”。23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论述奴隶占有制的普遍性的时候，非常注意奴隶占有制与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联系。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在批判杜林的“暴力论”时指出：“为了能使用奴隶，必须掌握两种东西：第一，奴隶劳动所需的工具和对象；第二，维持奴隶困苦生活所需的资料。因此，先要在生产上达到一定的阶段，并在分配的不平等上达到一定的程度，奴隶制才会成为可能。要使奴隶劳动成为整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还需要大得多的生产、贸易和财富积聚的增长。在古代自然形成的土地公有的公社中，奴隶制或是根本还没有出现，或是只起极其次要的作用。”24 其实，我国许多学者在过去的七、八十年中，根据各自掌握的资料，已经从历史学、民族学、经济学等方面，对中国历史上的奴隶占有制社会的多层次的问题，作过富有成效的研究。后人的正确态度应该是继承和发扬前人科学的东西，修正其中片面甚至错误的部分，补充上新的正确的材料和论断，从而把学术研究逐步向前推进。历史虚无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不时会有一定表现，并不足怪。但是，真理决不会因个别人是非观念的变更而失去光辉。学术论断的正误，迟早会得到证明。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不朽功绩在于，他们在批判地继承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基础上，科学地说明了，资本主义制度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但是由于它自身的内在矛盾，它最终要为更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社会主义制度所取代。资本主义制度既是人类历史发展不平衡的结果，它的存在和发展又以世界各地发展不平衡为条件。随着整个世界范围内社会化大生产向深度和广度的发展，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劳动群众获得社会解放的条件便日益成熟。在研究资本主义制度产生、发展、演变的过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密切注意前资本主义民族和国家的变化以及它们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历史进程的影响。他们从来是把整个人类当作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有机体，并且以此为出同发点来研究资本主义制度在全世界的历史和命运。他们所揭示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特别是关于不同社会经济形态依次更替的规律，从一开始就是包含整个世界。 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人类历史中社会经济形态依次更替规律的论述，是全世界被压迫、被剥削人民争取彻底的经济和社会解放的强大思想武器，是具有充分的实证材料和极其严谨的论证体系的科学理论概括。近年英国和德国的报刊中再三称马克思为“最伟大的思想家”，这决非偶然，值得深思。 注释： 1《林甘泉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第469—483页。 2 例如，林甘泉在《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中国古代社会》、《世纪之交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几个热点问题》、《关于史学理论建设的几点意见》等文中，广泛涉及这个方面不同的主张和说法，并且表明了他自己的看法，可供参考。上列各文，均见《林甘泉文集》。 在笔者参加写作的由胡庆钧先生主编的《早期奴隶制社会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96年）一书中，从多个方面涉及过国内外否认奴隶占有制社会的情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65年，第234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95年，第62-135页；第230-247页。 5 见胡庆钧主编：《早期奴隶制社会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96年，第24页。弄清楚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有人臆说“五种生产方式不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理论，是斯大林制造的。”（见《林甘泉文集》，第416页。）另外一种说法也与历史的真实情况有出入，即“最先把古代社会称为奴隶社会,并且认为世界上绝大多数民族和国家都经历了这些社会经济形态的是列宁。”（见《林甘泉文集》，第416—417页。） 还有另外类型的不正确说法。见《中国社会科学》杂志1998年第4期上于幼军的论文，题为《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第6页）。其中认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五种生产方式或社会经济形态”是“后来斯大林和苏联理论界”的概括。 6 见胡庆钧主编：《早期奴隶制社会比较研究》，第23—24页。周怡天文中引用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集》第25卷是1975年出版的版本。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中，该段引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2003年出版），第362页。在1995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2卷中，此处引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最后一句话中的“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改译为“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见该书的第33页。 7 见《廖学盛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第1—2页和第8页。注意不同名词产生的历史条件是绝对必须的。 8《列宁选集》，第3版，第2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95年，第309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63年，第223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24页。 11《林甘泉文集》，第420页。 12沈长云：《中国古代社会形态问题的新一轮讨论及其前瞻》，见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编《雷海宗与二十世纪中国史学》，中华书局，2005年，第227页。 13《列宁选集》，第3版，第1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95年，第10页。 14《列宁选集》，第3版，第1卷，第6页。 15 同上，第8—9页。 16 同上，第9页。 17 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可参阅陈学明：《“西方马克思主义”命题辞典》，东方出版社，北京，2004年，第19页以次。关于当前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错误思潮，还可参阅卢钟锋：《从历史研究现状看加强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光明日报》，2005年，7月26日。 18 例如赵志军：《在考古学研究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载《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5年7月21日）一文中，对距今9000—4000年中国农业发展状况的评述。彭邦炯：《甲骨文农业资料考辨与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长春，1997年。周怡天通过对世界不同地区奴隶占有制社会生产力状况的研究得出结论：“许多历史实例表明青铜器生产工具是早期奴隶制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测量器’或标志。”见胡庆钧主编：《早期奴隶制社会比较研究》，第26页。还可参阅1958年由设在北京的生活· 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编著《中国奴隶制经济形态的片断探讨》一书。收入其中的郑昌淦、尚钺等人的论文，都对中国古代的奴隶占有制社会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情况，作了认真的探讨。 19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编：《雷海宗与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第227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2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95年，第32—33页。1873年1月24日，马克思在为《资本论》德文第2版写的“跋”中指出，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他说明了自己使用的“方法的唯物主义基础”，同时说到，“人们对《资本论》中应用的方法理解得很差，这已经由对这一方法的各种互相矛盾的评论所证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44卷，人民出版社，北京，2001年，第20和第19页。 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95年，第391页。 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人民出版社，北京，第157页。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人民出版社，北京，第503-504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