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色诺芬及其居鲁士(下)(2005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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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图用一个词总结了罗马精神的本质——实干！ 希腊人的智慧乃是论道式的，沉溺于争辩。“智者”这一名称，虽为那些被认作哲学家的人们轻 蔑地拒绝而转敬给古代语法学者或者修辞学者，如高尔吉亚、西比亚斯之辈，实也大可适用于这 类人全体，包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芝诺、伊壁鸠鲁以及余人在内，尽管柏拉图要求城邦护卫 者当尽可能晚地接触他的辩证法。这两群人的不同之处仅在于：前者是漫游的、图利的，往来于 各个城邦之间，挂出他们的智慧来出售；后者则高自位置，表现尊严，有固定的寓所，开设学园 教授他们的哲学，而不收报酬。但他们却同是论道式的，同是把事情弄成争辩，同是树立哲学宗 派而为之哄斗。他们学说的大部分，如老狄奥尼索斯所正确地嘲笑于柏拉图的那样，只是“无聊 老人对无知青年的谈话”。 他们对于时间和地方都只有一种贫弱的知识，这乃是最坏的一种情况，特别是对于那些寄望于经 验的人们。他们没有配称为历史的历史，而只有一些古代的寓言和传说。至于象德莫克里特、柏 拉图等人的游历，实在不过是一种郊外散步，说不上什么长途旅行，可是他们却作为一种“壮 举”来谈论了。如果我们真的象古代的占星家那样，从他们哲学体系诞生的时辰抽取一些迹象， 那么我们是推算不出它们任何的伟大之处的。正如埃及僧侣所下的考语：“他们永远是孩子，既 无知识之古，也无古之知识。”卡里古拉尝言：“既然柏拉图可以把荷马赶出他的理想国，那我 为什么不能把维吉尔赶出罗马呢？”罗马驱逐维吉尔，这对罗马的历史来说，或者对它的帝国来 说，是无所谓的事情；若真的把荷马从《理想国》中摘除，说真的，《理想国》就真的不剩什么 了。希腊的通病就是过多地倾倒于虚荣和野心，人人都想建立宗派以哗众取宠，他们真的就象孩 子一样，敏于喋喋多言，惟独缺乏实干。善于分争，钝于联合。若以培根的标准衡量，说实在 话，他们还没有“配称知识的知识”，遑论“配称历史的历史”。在亡国之后，他们作为释放奴 继续把这种作风带到罗马，关于这件事情，看看加图对希腊人的嘲讽和责骂就知道了。 结果呢？即使偶尔出了象德米斯托克利或者阿尔西比亚德斯这样的实干家，为了服务自己的国 家，却首先要背叛自己的国家。他们的实干精神与希腊人竟是如此的格格不入！尽管各邦保持着 他们的存在，菲利普和亚历山大已经使他们意识到了自己的软弱和丑陋。但他们仍装出一种外强 中干的活力，并且拿一种徒有其表的独立来傲然自夸，在修辞和口水中完成他们对权力的微妙体 验。他们并不具备独立状态下的自我意识，在一个即将属于亚历山大和帕布利科拉的时代，希腊 人仍然沉醉在“文明”/“野蛮”的古老区分当中。它们都由流俗的外交官员主持国政，他们都是 些演说家，而不是战将，象从前伯利克里那样的战将。各国内部都为自私自利和放荡淫佚弄得孱 弱不堪，四分五裂为许多派系，各派都伸手向外，企求外国国君的恩惠，不惜牺牲本国利益。在 外交利害的复杂缠绕和党派利益的无限交织和倾轧中，甚至雅典人的帝国理想也在几代人的记忆 中消失怠尽了。正如一位作者指出：“在我们的时代，既无法容忍我们的罪过，又不能接受那些 改过的途径。”在这样的时代，使我们感兴趣的不再是各个国家的命运，而是那些伟大的个人。 一位史家出于命运的驱迫，把自己的大笔转而为我们绘制了一幅充分现出当世特色的名人图。他 们崛起于普遍的堕落当中，光荣、绝望地为他们的国家服务。他们表现出伟大的悲剧人格，以他 们的天才和深刻的努力，仍不能克服时代的罪恶。他们在奋斗当中身死，没有完成他们报国的素 志。他们从事一项光荣高贵的事业，这项事业本身却早已注定了要失败。 关于以雅典为表征的希腊世界，普鲁塔克的一句判断也许道破了一切：“在神看来，雅典是不合 法的。”我们不妨认为，正是在这样的情境下，色诺芬记述了他的这次军事行动。 他没有听从苏格拉底的劝告，而是选择了参加由小居鲁士组织的远征。很难判断他和苏格拉 底之间的分歧究竟有多深，但他的选择至少表明了他自感不能完全做到以苏格拉底为榜样。与其 尝试不可能的东西以满足貌似正确、因而有些可笑的模仿，不如选择更自由地方式追随苏格拉 底，以使这种模仿适合自己的兴趣和能力。色诺芬的大部分兴趣在于政治行动，尽管那是一次逃 跑行动，但色诺芬多少表明了他的政治才干所达到的层次超出了一般人。他“野心勃勃”，醉心 于成为居鲁士军队中希腊军团的唯一将领，渴望在黑海沿岸缔造一个新的希腊城邦。 但是，在居鲁士通过两次演讲所鼓舞起来的“大波斯”前景中，作为希腊人的色诺芬，他的位置 在哪里呢？他心中会作何感想呢？很明显，他并不是“大波斯”计划的附庸者，至少不会是个天 然的附庸者。就整个希腊军团而言，情况也是如此。居鲁士一旦战死，恰恰是希腊军团立刻处于 孤立和覆灭的危险当中，这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文明和野蛮的区分在敌我双方的记忆中都留有深 刻的划痕。色诺芬选择了和希腊军团共进退、共生死，这个选择本身表明了色诺芬决心捍卫“文 明”世界的决心。尽管他最终取得了这支队伍的指挥权，但正如随之而来的众多事件表明的那 样，军团内部来自各个邦国的分歧和派系、大量的倾轧、嫉妒、愤恨和冲突使得他的指挥权一直 处在飘摇之中。事实上，一当军队抵达希腊边境，他的指挥权便宣告了瓦解；甚至在人们看到抵 达边境的希望之时，军队立刻就发生了分离——海洋派（主张走水路）和陆地派（坚持陆地行 军）的分离。直到其中一派的灭亡，色诺芬也未能挽回他的指挥权，尽管他个人曾经作出了正确 的判断。而且，根据色诺芬的叙述，我们确实无法判断色诺芬取得指挥权究竟是出于他的智慧和 勇气，还是出于派系倾轧的偶然。要承认，这是一支奇怪的军队，它充满了希腊人所习惯的自由 精神，但在危机时刻，这种精神往往在亢奋和绝望的极端体验之间动荡。这种动荡有时反而挽救 了他们，有时也把他们置于死亡的危险当中。确切地说，他们并不是在征服命运，而是在和命运 叫劲儿。是死亡的威胁才得以把这支军队暂时凝聚成一个团队。在人类历史上，很少见到这样的 军队，它的目的只有一个——逃命。而且，它的失败和成功都是出自“怕死”这同一个动机。而 且，最终人们依然无法评判它在何种程度上取得了成功，也无法评判它在何种程度上造就了失 败，既然已经死了那么多的人。 色诺芬离开苏格拉底，投身年轻的居鲁士，以一个“文明人”的身份投身“野蛮人”的“大波 斯”计划，不惜为此背上“背叛希腊”的骂名。如果说他这样做是出于对希腊世界国家精神的绝 望的话，那么他对在黑海岸边建立“新城邦”的尝试也不会抱更大的希望，毋宁说他是出于更大 的绝望。在谣言和嫉妒的压力下，他甚至没有获得当众陈述这一构想的机会和勇气。人们反对他 建立“新城邦”，仅仅是因为他要建立“新城邦”。 这次逃命恰恰处在两个绝望之间。而“大波斯”计划对于希腊人，与其说是自由，倒不如说是奴 役，命运已经向他们显明了这一点。于此，我们了解了色诺芬笔锋的轻松、活泼和幽默；以及这 种“喜剧”风格和逃命这个悲剧主题之间令人吃惊的不和谐。此种境遇之下，还有什么能比“喜 剧”更赋有悲剧性呢？更能突出命运之绝望呢？通过这种不和谐，色诺芬试图把人们吃惊的目光 引向其来源：希腊世界的普遍堕落。他通过对自身经历的记述，向读者再清楚不过地展示了他那 个时代的主题：在一个“人们既无法容忍自身罪恶，又不能接受改过途径”的世界，任何伟大、 高尚的个人都将失去他的意义。这个主题也通行于任何类似的时代。他劝说逃命成功的那部分 人，不要让报复罪恶的狂热压倒自己的理智，在存在普遍不正义的情况下，来自正义女神的复仇 力量微乎其微；我们的处境要求我们只能忍受不可能遭受报复的罪恶。 是命运在和居鲁士的欲望为敌，她把年轻的居鲁士引入一次偶然的死亡，并且，也只有肉体的死 亡才能中断居鲁士年轻的、但长久以来一直意图实施的计划；这次来自命运的死亡也同时也中断 了色诺芬的远征，并且，把这次庄严的远征扭转成“喜剧”的逃跑。色诺芬之出征违背了苏格拉 底的意愿，并且很可能也违背了神的意愿，因为色诺芬没有公开他请示神托的结果，至少在开始 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终究无法切实判断他所引领的这次成功的逃命，是否也违背了神的意愿 呢？色诺芬完全可以遵从苏格拉底的意愿，保持“一种未受干扰的清晰”，满足于孱弱的城邦、 更少的敌人和更少的麻烦、嫉妒。但是，色诺芬还是和命运展开了竞赛，尽管在这场竞赛的起跑 线上、在他请示神托之时，就“清晰”到这是一场谈不上胜算的比赛，但他坚持在绝望中创造希 望；但是，命运倾向于成为人事的霸主。色诺芬能相信雅典人吗？他们如此地不愿意听从任何人 的命令，而习惯于依从各自的本性作出判断；能相信斯巴达人吗？他们早就习惯了奴役，并且天 然地和他作对；能相信吕底亚人吗？他们是如此的暴虐、狂乱、不可预期和不与人合作；能相信 贝奥提亚人吗？他们只考虑钱财；能相信尼西亚人吗？他们已经被生活的艰难和命运的不公折磨 得失去了行动和决断能力；能相信科林斯人吗？他们更喜欢享受，而不是战斗。 色诺芬转向了私人的退隐生活，从事思考和著述。他拒绝来自政治的颠峰体验，这也许是因为他 感到，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他没有人值得去相信，因此也没有人值得去仇恨；他没有了敌人， 也没有了朋友。他把他的这段经历笔之文字，使之不致于因年深日久而被人遗忘，并使那些蔑视 人的和神的法律的人至少会对来自后世的责难有所畏惧。施特劳斯将色诺芬的这个转向形容为 “上升”，并且是“上升”的最后一个台阶，刘师追随施特劳斯的看法，将之形容为“驯服欲 望”。我个人认为倒不如称之为“选择”，一次不得不作出的“选择”。因为我敢断言，如果色 诺芬不是身处爱琴海虚荣的派系波涛之中，而是沐浴在马其顿金戈铁旅的征尘之中，或者沐浴在 地中海的帝国微风之中，他的欲望将使他成为可与菲利普、西皮阿相比肩的大将。但无论命运是 好是坏，他都行动得无愧于一个君王。尽管有大量的事物都提示了他命运的残酷和腐坏，但他坚 持记取命运的好处。正如他自己常常说的那样：“常常记着那些好事。”对于色诺芬的这个“选 择”，我个人认为比较公正的评价是：既然不能为国家创造一番大业，那么用文字为国家服务倒 也不是一件坏事，他写作得同样象一个君王！ 在爱琴海的派系波涛和地中海的帝国微风之间，我常常自问：色诺芬驯服了自己的欲望吗？—— 既然他的欲望乃是：在绝望中创造希望。我也常常感叹：这样的事情对神而言，可以是场喜剧； 但对人来说，无论如何都是悲剧。 (责任编辑：admin) |